代为结语——无记名化的意义
本文关注的是张籍的无记名性作品，并加以考察而来。
如果要问，为何要关注无记名性作品？那是因为这种作品是唯有张籍富有特征性地而且几乎是集中于五言律诗而出现的，即因为可以推测张籍是有意图地来创作此类作品的。因此，在本文最后，就会必须要对张籍创作无记名性作品时的创作意图来做以考察。
关于张籍无记名性手法的实际状态，就每篇作品具体考察的结果而言，就有下述结论得以确认。即，无记名性的手法并非是为了一个单一的目的而使用的，而是根据其使用方法产生出多种多样的作品来。假使权宜地做以分类的话，①具有近似于拟古乐府的样式的作品（新题乐府）；②定位于拟古乐府的派生类型的作品（出征将军）；③吟咏作为市井中典型性人物的宗教信徒的作品；④可以管窥得到作者张籍关注的作品；⑤以无记名性手法来吟咏作者张籍自身体验的作品。而且从①到⑤的变化，可以理解为是从更加纯粹的无记名性手法，到更向记名性手法靠近的无记名性手法的一种渐层式的变化。对张籍而言，记名性与无记名性手法虽处两个极端，但是未必就是排他性的关系。其结果是，在两极之间，根据二者的混淆程度，就出现了细微差别相异的多种样态。
因此，以题材与张籍生活之间的距离为标准，就可以将上述五种作品统合成为两组吧。第一类是并未进入张籍生活圈内的诗歌，可谓就与其生活体验没有直接关系的题材来进行“题咏”的作品。这里可将上述①②甚至③都可归入这一类。
第二类是无记名手法发生另类的变化的作品。因为第一类中的作品原本就是与张籍生活并未接触的“客观性对象”，是作者自己采取了无记名性的手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以往乐府都是以采取无记名手法的作品为范本的，而张籍则将作品描写领域扩大到超出了至今乐府所具有的题材范围。例如将出征将军为题材的诗篇看作是边塞乐府的一个变种，就显示出了张籍扩大题材领域的经过；而以发配到边境的流谪者为题材的诗篇则就位于边塞乐府的外延上，就其诗歌全体方向来看，可以认为是描写了那种典型地承受了某种职能或命运的人物，作品是以这样的形式来向边塞乐府外延延伸的。
与其不同的是，第二类并非是“客观性的对象”，而成为一种“主观性体验”的题材。因此在这里就不得提出一个问题：虽然作为一种体验性的题材，却为何要采取无记名性的手法呢？那是因为在这里无记名性的手法并非如第一类那样必然没有选择的余地，而是经由张籍自己考量并处理而选择性地灵活应用了无记名性的手法。而且正是“无记名性手法经由作者的考量处理而被选择性地灵活应用”这一点，才成为在考察张籍无记名性手法意义上的一个大大的线索。
如果假说性地来考虑的话，就可以认为“张籍是采取了一种调节了记名性手法的方法的”。关于徒诗的无记名化，已如上详细论述，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再最后一次转变一下论点，想就张籍乐府的记名化来稍作考察。
张籍在《送远客》那样的徒诗（非乐府）中，将特征性的无记名性手法注入到了乐府当中。这样一来，张籍就在既非乐府也不是非乐府的二者交界的领域上，开拓出了一种新的诗歌空间。而此外，在另外一部分作品中，张籍又将记名性的手法带入到乐府中去。可以恰当地说，张籍将这样一种突破了隔离记名与无记名的界限的尝试，在乐府与徒诗两个方向上都推进了下去。
下面两首《送远曲》，被归类于《乐府诗集》卷二十的《鼓吹曲辞》中，是两首地地道道的拟古乐府作品。
送远曲
张籍
戏马台南山簇簇，山边饮酒歌别曲。
行人醉后起登车，席上回尊劝僮仆。
青天漫漫复长路，远游无家安得住。
愿君到处自题名，他日知君从此去。
（大意）戏马台的南面，群山重重叠叠。我们在山边饮酒，唱着分别的歌谣。旅人酒醉后要登上马车，就将席上酒壶里的酒让给童仆来喝。青天如同要覆盖你远去的道路一样漫无边际，而你就此远行，连一个安稳的家都没有啊。我愿你啊，在游历的地方到处都题上你的大名，这样等我他日出游之时，就会知道你曾路经此处啊。
送远曲
张籍
吴门向西流水长，水长柳暗烟茫茫。
行人送客各惆怅，话离叙别倾清觞。
吟丝竹，鸣笙簧，酒酣性逸歌猖狂。
行人告我挂帆去，此去何时返故乡。
殷勤振衣两相嘱，世事近来还浅促。
愿君看取吴门山，带雪经春依旧绿。
行人行处求知亲，送君去去徒酸辛。
（大意）从吴门向西，长江流水远尽无涯。江水长长柳树青青，春日霞光弥漫无垠。无论是旅人还是送行的人，大家都满是悲伤，说着送别的嘱咐，喝着送别之酒。调好丝竹管弦奏起歌曲，乘着酒兴尽情放歌。旅人就要向我告别了，就要起帆远航，而你就此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返故土啊。殷勤振袖别离之际，相互谆谆嘱咐不尽。而这在这世间处世也越来越艰难。我愿你啊，最后一次再好好看看这苏州吴门之山吧，下了雪的山上，现在到了春天就总是绿朦朦的。旅人啊，云游四方都要靠朋友啊，看你远去的背影，我不禁悲上心头。
以上两手诗，都是以“作品中的第一人称”来登场的，都设定了送别友人出游的场面。
这里作为一种判断记名性手法有无的客观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的地名。前者的“戏马台”是位于徐州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的古迹。此处的徐州，是张籍从家乡苏州（即和州）北上时的必经之地；贞元十五年（799）张籍进士及第之后，也在此地拜访了时任徐州张建封僚佐的韩愈。即描写戏马台（徐州）离别友人的这首乐府，是与张籍的体验相互重合的。后者的“吴门”当然就在张籍的家乡苏州。从这一点来看，这两篇都是满足成为张籍记名性作品的条件的。
诗中的表达方法也应值得关注。前者中提示将从此要远行的被送者称为“行客”和“君”，也就自然而然地从反面暗示出第一人称的存在。后者中就不仅仅将被送者称为“行人”和“君”，而且明示了作品中第一人称的“我”。这样虽然有暗示与明示之间的区别，但都是以作品中第一人称来登场的。而且其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方便叙述的视点，还变成一种自己带有感情地去影响被送者的能动性主体。
前者中“愿君到处自题名，他日知君从此去”（我愿你啊，在游历的地方到处都题上你的大名，这样等我他日出游之时，就会知道你曾路经此处啊），是我向旅人充满惜别深情地来话别。而后者中“行人告我挂帆去，此去何时返故乡”（旅人就要向我告别了，就要起帆远航，而就此一别，他不知何时才能重返故土啊），则是旅人向“我”话别，而“我”也向旅人切切话别说：“愿君看取吴门山，带雪经春依旧绿。行人行处求知亲，送君去去徒酸辛”（我愿你啊，最后一次再好好看看这苏州吴门之山吧，下了雪的山上，现在到了春天就总是绿蒙蒙的。旅人啊，云游四方都要靠朋友啊，看你远去的背影，我不禁悲上心头）。作为这样一种带有感情的主体来行动的“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可以使人窥测得到其背后附着作者张籍自身看不见的影子。——这样伪装成无记名性手法的乐府诗，实际上使人不由得想做出如下解释：这不就是基于张籍亲身体验过的特定离别事件的基础之上所创作出来的嘛。
参考其一：下面将被视为灵活运用记名性手法的乐府追记如下。包含前揭两首《送远曲》在内，那些以羁旅和离别为主题而占据的作品，引人注目。而且很可能都会是张籍科举登第以前游历时期的作品。
车遥遥（《乐府诗集》卷六十九《杂曲歌辞》）
征人遥遥出古城，双轮齐动驷马鸣。
山川无处不归路，念君常作万里行。
野田人稀秋草绿，日暮放马车中宿。
惊麏游兔在我旁，独唱乡歌对僮仆。
君家大宅凤城隅，年年道上随行车。
愿为玉銮系华轼，终日有声在君侧。
门前旧辙久已平，无由复得君消息。
忆远曲（《乐府诗集》卷九十三《新乐府辞》）
水上山沉沉，征途复绕林。
途荒人行少，马迹犹可寻。
雪中独立树，海口失侣禽。
难忧如长线，千里萦我心。
各东西（《乐府诗集》卷九十五《新乐府辞》）
游人别，一东复一西，
出门向背两不返，惟信车轮与马蹄。
道路悠悠不知处，山高海阔谁辛苦。
远游不定难寄书，日日空寻别时语。
浮云上天雨坠地，暂时回合终离异。
我今与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弃。
羁旅行（《乐府诗集》卷九十五《新乐府辞》）
远客出门行路难，停车敛策在门端。
荒城无人霜满路，野火烧桥不得度。
寒虫入窟鸟归巢，僮仆问我谁家去。
行寻田头暝未息，双毂长辕碍荆棘。
缘冈入涧投田家，主人舂米为夜食。
晨鸡喔喔茅屋傍，行人起扫车上霜。
旧山已别行已远，身计未成难复返。
长安陌上相识稀，遥望天山白日晚。
谁能听我辛苦行，为向君前歌一声。
参考其二：以下所揭的都是以羁旅和离别为主题的徒诗系列的五言古体诗。一般认为这些诗歌都是以作者自身体验为基础所作，但也有个别情况限于说明，也可以看作是无记名性手法的积极活用。与上面导入了记名性手法的乐府诗一起，要确认的是二者相互接近的地方。徒诗的无记名化与乐府的记名化，结果就创作形成了这样一种共通的诗歌世界。
怀别
仆人驱行轩，低昂出我门。
离堂无留客，席上难琴樽。
古道随水曲，悠悠绕荒村。
远程未奄息，别念在朝昏。
端居愁岁永，独此留清景。
岂无经过人，寻叹门巷静。
君如天上雨，我如屋下井。
无因同波流，愿作形与影。
怀友
人生有行役，谁能如草木。
别离感中怀，乃为我桎梏。
百年受命短，光景良不足。
念我别离者，愿怀日月促。
平地施道路，车马往不复。
空知为良田，秋望禾黍熟。
端居无俦侣，日夜祷耳目。
立身难自觉，常恐忧与辱。
穷贱无闲暇，疾痛多嗜欲。
我思携手人，逍遥任心腹。
寄别者
寒天正飞雪，行人心切切。
同为万里客，中路忽离别。
别君汾水东，望君汾水西。
积雪无平冈，空山无人蹊。
羸马时倚辕，行行未遑食。
下车劝僮仆，相顾莫叹息。
讵知嘉期隔，离念终无极。
乐府固有的风格与原本的价值应该在于无记名性手法上，在此张籍为何将记名性手法硬要移植到乐府诗上去呢？或者应该问，为何张籍不将记名性手法没有应用到与其相称的徒诗（非乐府）上呢？就乐府而言的记名性手法的意义，对于回答上述提问，应该要给予必要说明吧。
将记名性手法移植到乐府上，对于徒诗系列的作品来说，会使难以具象的印象更加典型化与古典化。要以上述作品为例的话，作为一个身陷羁旅或离别的人，作者张籍自身脱去了唐代的穿戴，转而以魏晋时代的人物风貌突然出现在眼前，而且侃侃谈论着羁旅或离别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侃侃而谈的人就是作为作者的张籍本人（记名性）。而且“脱去唐代的穿戴”，即张籍为了要隐藏自身的情况，无论如何是一定会需要乐府本身所具备的无记名性的。
拟古乐府的特征在于，并不直接带入作者自身体验或感情的无记名性。然而看到这样的作品范例时就可确认，张籍的一部分拟古乐府中已被带入了记名性手法。就张籍而言，无论是在其乐府诗上，还是在其徒诗（非乐府）上，其分界线都在溶解之中。
在徒诗中进行着的无记名化与在乐府中进行着的记名化，如果将这两个过程分别做以个别性考虑，就很难将张籍的文学再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了。而为了将这两个事态做以统合性理解，就应该需要导入一种称为“记名性的调节”的更为普遍性的观点。
张籍乐府诗，虽说是一个比较性研究方兴未艾的领域，但是现在看来，对其关注仍然主要被局限在元白等人的新乐府及其关联、或者讽喻性等的观点之上。然而要是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的话，对张籍乐府中占有很大比例的古题乐府或无讽喻性的乐府来说，就很可能会出现一片研究的空白。就张籍乐府而言，从“记名性的调节”这个观点来考虑，将乐府总体统一起来进行讨论就很有必要。就张籍的徒诗而言，不仅就与其乐府的关联尚未得到研究，而且还将其定位在了另外一个文学的世界里。就这一点而言，从“记名性的调节”观点来看，创造将徒诗与乐府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机会，就不仅可能而且很有必要。
张籍自如地调节着记名性，要在乐府与徒诗之间的分界领域开拓出一片新的诗歌世界；他并以此为杠杆，尝试着要改变以往乐府与徒诗的固定存在方式。如上所述，在这样的预测之中，本文仅是一篇以张籍无记名五律为中心来加以考察的献芹试论。
【注释】
[1]《旧唐书》卷六十《张籍传》中“张籍者，贞元中登进士第。性诡激，能为古体诗，有警策之句，传于时。”与前言中介绍的白居易之间的对话（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诗中有“问其所与游，独言韩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伦”），或与韩愈常有反复争论的应酬诗。
[2]《新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三十八·百官三·御史台》第563页中有“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号常参官。”
[3]贾晋华《张籍传》（同作者《韩愈大传》所收，第456页）根据张籍的《会合联句》中“升朝高辔逸，振物群听悚。徒言濯幽泌，谁与薙荒茸”这四句，上联乃赞美韩愈升迁回京之事，下联言自己则埋没在杂草之中，从中可以推测，在此时刻张籍尚未任官。
[4]白居易服丧期满复归至太子左赞善大夫之后的元和九年（814）冬作有《酬张十八访宿见赠》（此后诗为赞善大夫时所作）中有“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昔我为近臣，云云”说的是在他曾官拜翰林学士、左拾遗那样公务繁忙的要职时，没有实现与张籍的交往。
[5]白居易于元和五年五月在任翰林学士的同时，因由左拾遗升至京兆府户曹参军，故而这首应酬诗的创作则不晚于元和五年秋。
[6]诸本皆作“江东”。则其意指曲江以东的新昌坊。现本文从金泽本作“街东”。
[7]张籍诗“梨晚渐红坠，菊寒无黄鲜”有这样鲜艳色彩的表达，也可视为未失视力情况的证据。
[8]有人认为这里的张生指的是张彻，而创作地点在洛阳。然而笔者认为这里的张生是张籍。张籍熟悉文字学，是以石鼓文古代文字（八分）为话题的最适合的人选。韩愈《赠张十八所居》中有“端来问奇字，为我讲声形”。
[9]贾岛《延康吟》中有“寄居延寿里，为与延康邻。不爱延康里，爱此里中人。”说明自己在延寿坊选择寓居的理由是，距离张籍宅所在的延康里相当近的缘故。
[10]李翱《叔氏墓志铭》（《全唐文》卷六三九）中有“元和九年岁值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东道观察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李翱，奉其叔氏之丧葬于兹。叔氏讳术。生子曰王老。远在京师。翱实主其事。铭曰：……”另有旧说之元和六年，这与此书信中“籍与李君友也，不见六七年”（我张籍与李翱君是朋友，已有六七年未见了）的内容不符。即李翱于元和四年正月应以岭南节度使幕僚身份从长安出发，其后转任为浙东节度使幕僚，就留在了南方，到元和六年仅过了三年。而按照卞孝萱·贾晋华的元和八年上京说，推断的结果是在李逊辞去浙东观察使的元和九年九月以前，李翱上的京。但因其缺乏背景资料支持，此处暂不予采用。
[11]韩愈自元和六年秋回到长安，至元和十四年正月因上奏《论佛骨表》而被左迁为潮州刺史为止，历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行军司马、刑部侍郎等，虽有若干浮沉，但作为高级官僚一路升迁都很顺利。
[12]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唐元和九年，岁在甲午八月己亥，贞曜先生孟氏卒。无子。其配郑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张籍会哭。明日，使以钱如东都，供丧事。……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赠赙，而葬之洛阳东其先人墓左。以余财附其家而供祀。将葬，张籍曰：先生揭德振华，于古有光，贤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贞曜先生，则姓名字行有载，不待讲说而明。皆曰然，遂用之。”
[13]这首诗是在考虑元稹、白居易等人于元和四年前后到达顶点的新乐府诗歌创作、是否受到张籍（及王建）乐府的影响时的重要资料，而围绕着张籍的乐府创作时期就有元和初期说及元和十年前后说。采用元和初期说，就要重视文集的排列问题；但在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一句所记载的张籍的年龄与官场履历。上述两句说法在张籍元和初年刚刚就任太常寺太祝之后是难以成立的。本书与大多数研究者所主张的意见一致，认为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前后。专门研究的论文可见徐礼节《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作考辩》（《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
[14]参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韦处厚项目执笔为吴汝煜。另见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京事韦公集》（《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
[15]《佩文斋广群芳谱》卷九六中“车前……处处有之，开州者胜。春初生苗……五月采苗，八九月采实”。
[16]若根据姚合《赠张太祝》诗，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以后的某个时间点，张籍处于尚且被称作“张太祝”之中。此诗有“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一句，“辞聘币”指的应是淄青节度留后李师道来的招聘。记载这个招聘事件的张籍《节妇吟》一诗原注中有“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师道受封检校司空的时间，根据《资治通鉴》为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五日）。此诗姚合的作诗时间点上，张籍还被称为其前任官名张太祝，“依选受官资”即仍处于守选的状态之中。
[17]这十六首并非一时之作，而被认为是日后汇总在一起的。
[18]韩愈对张籍时有提拔。贞元十四年（798）秋汴州预备试上，韩愈担任主考官，将张籍作为第一等而向上推荐，为其次年进士科及第而开辟了通路，这就是对张籍提拔的开始。韩愈死后张籍所作《祭退之》中特别记录有“我官麟台中，公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扬。特状为博士，始获升朝行。未几享其资，遂忝南宫郎”。意即，将秘书省（麟台）秘书郎的张籍推荐为国子博士，以及其后将张籍推荐为尚书省（南宫）的水部员外郎的，都是韩愈。张籍就任助教的背后也有韩愈的推荐，这是非常可能的。
[19]张籍《哭元八少尹》诗中有“初作学官常共宿，晚等朝列暂同时”句。
[20]张籍给秘书丞王建的唱和诗《酬秘书王丞见寄》中有“常参官里每同班”，意即二人一同作为常参官参加朝会都很喜悦；而张籍给中书舍人白居易等人寄去的诗《早朝寄白舍人严郎中》中有“常参班里人犹少”，以叙述他去早朝时人还来得很稀少的情景。
[21]《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册·卷四六二《孙革小传》中有“长庆二年（822）任刑部员外郎，后迁洛阳令。太和四年（830）为左庶子”（执笔：汤华泉·毛水清）。
[22]《全唐诗》作“侍郎”“一作御”。在此依据《张司业集》卷二作“侍御”。姚侍御即指官任殿中侍御史的姚合。
[23]杂律是指使用近体诗形式的诗歌，其分类标准与前面三者不同。杂律虽在内容上可以理解为有讽喻、闲适、感伤等不同的区分，但是在实际形态上，却很少包含讽喻的要素。
[24]与“旷职”相关的即《移疾会诗客元生与释子法朗因贻诸祠曹》诗及《假中对雨呈县中僚友》诗。与“素餐”相关的即《冬至夜寄京师诸弟兼怀崔都水》诗及《郡斋赠王卿》诗。与近义词“愧俸钱”相关的是《寄李儋元锡》诗。另外，被认为是继承了韦应物闲居诗的白居易，虽然留下了六倍于韦应物的诗歌总量，但是“素餐”的用例却仅有三首（《游悟真寺诗》《西掖早秋直夜书意》《初罢中书舍人》），而至于“旷职”竟无一首用例。这个事实就说明，对白居易而言，他将吏务与闲居（闲适）理解为并非对立、而是能够相互妥协而共处的关系，因此为了得到闲暇时间而离开吏务，他却并不必为此而愧疚。顺及，对于张籍而言“旷职”“素餐”则皆无用例。
[25]杜甫《遗兴五首》其三中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到。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26]赤井益久《闲适诗考——从“闲居”看到的闲适理念》（同著者《中唐诗坛研究》创文社，2004年）中有“如同刚才一瞥而过的初盛唐时期对陶渊明的论及……不如说多是嘲笑其执拗及顽固的。但是，韦应物却明显不同。他每逢遭遇人生重大分岔口之际，就会想起陶渊明的境遇与处世来。而且最该注意的是，一生中都可看到他在有意识地放弃着官位”（第163页）。
[27]白居易《闲居贫活计》诗中有“冠盖闲居少，箪瓢陋巷深”（冠盖高官中没有多少闲居的人，箪瓢草具的穷人则都住在偏僻的小巷里），虽是一种经典地传达出“与箪瓢、陋巷一体化的闲居”基本含义的用法，但其闲居的语义则正是被此诗的作者来完全篡改了。
[28]理解为“闲着且适”（并列），或“因闲而适”（前提）的情况下，“闲”本身从起初就被给予了一种肯定而积极的语感。这一点与历史性的传统理解之间会有分歧。
[29]将张籍视为晚唐诗先驱者的定位研究方法，以清末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为代表，业已系统地成型了。而最近的专论中，则有安易的《论晚唐体与张籍》（《唐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2卷第3期，1999年），张金桐、刘雪梅《论“晚唐体”与张籍诗的共通性》（《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2004年），以及王腊梅《从李怀民看“中晚唐以张籍贾岛两派为主”说的始末》（《图书馆杂志》第2期，2009年）等论文。然而在张籍身上，晚唐性的东西是在何种具体情况下所形成的呢、又是经由谁、并如何给予晚唐以影响的呢等，关于这些问题的论点却仍未必明确。这正是本文用意之所在。
[30]古人有评，南宋刘克庄《韩隐君诗序》（《后村大全集》卷九六）中有“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剗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
[31]关于元宗简的交友关系及由此而显示出来的元宗简像的研究，可详见丸山茂《唐代文化与诗人之心》（汲古书院，2010年）第320页以下部分。
[32]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金部员外郎”记载于第109页。
[33]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校订》“仓部郎中”第117页中记载有“此又宪宗末任”。
[34]元稹《元宗简授京兆少尹制》（《元氏长庆集》卷四六）。白居易《和元少尹新授官》诗中“官稳身应泰，春风信马行。纵忙无苦事，虽病有心情。厚禄儿孙饱，前趋道路荣。花时八入直，无暇贺元兄”。
[35]白居易于长庆元年秋作有《慈恩寺有感（时杓直初逝，居敬方病）》诗（居敬是元宗简的字）中有“自问有何惆怅事，寺门临入却迟迴。李家哭泣元家病，柿叶红时独自来”。
[36]作为姚合的传记研究，以下四篇论文很重要。郭文镐《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浙江学刊》1987年第4期）；同作者《姚合仕履考略（以下略称为郭文镐年谱）》《浙江学刊》1988年第3期）；陶敏《姚合年谱（以下略成为陶敏年谱）》（《文史》2008年第二辑）；朱关田《姚合卢绮夫妇墓志题记》（《书法从刊》2009年第1期）。最后一位作者朱关田的论文是新出土的《姚合墓志》（全称《唐故朝请大夫守秘书监赠礼部尚书吴兴姚府君墓铭并序》）的解题。郭文镐的第二篇虽是一篇旧文，但考证精密而可信性颇高。另可参照本书《姚合的官场履历与武功体》一章。
[37]郭文镐《姚合仕履考略》（注7所揭）中有以下考证。姚合与补缺的李绅一同造访曲江并作《和李补缺曲江看莲花》诗。李绅在任（右）补缺官职的时间是自元和十五年二月至次年长庆元年三月，而且诗中有“日浮秋转丽”句描写秋景，因此此诗的创作时间即为元和十五年初秋。此诗，姚合业已辞去魏博节度从事而身在长安了。
[38]白居易作于元和十年的《重到城七绝句 张十八》中“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另有同年冬作于左迁之地江州的《与元九书》中也有“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而这些都是将其视为异常事态来讲的。
[39]《全唐诗》中作《哭元九少府》，是混为元稹之误。此处据《张司业诗集》卷四更改。
[40]关于唐大乐游原的情形，可参照植木久行《唐都长安乐游原诗考——乐游原的位置及其印象》（《中国诗文论丛》第六集，1989年），以及本书《贾岛的原东居——诗歌世界的现场》一章。
[41]《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传》“逢萌”条目中述有王君公隐遁之事：“（王）君公遭乱独不去，侩牛自隐。时人谓之论曰，避世墙东王君公。”（王君公遭遇了王莽新末暴乱，也没有离开原来的住所，而做着牛贩子的同时隐遁起来。时人就此评价他说“王君公隐遁于墙东”。）
[42]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计划》（讲谈社选书流派系列，2001年）第205页中关于以新昌坊为中心一带有以下说明：“街东中部的宅邸开发自安史之乱后正式开启，仅次于位于头等的大明宫前的土地。虽以其优良的住宅环境而闻名，但在九世纪前半叶仍留有宽绰的住宅建筑余地。在自然环境上，街东中部的乐游原北麓诸坊都位于小高台北斜坡之上，北面可一览大明宫胜景，排水也很顺畅，能够躲避唐代后期长安城内频发的水害。而且敞亮的街东中部拥有数条相连的丘陵，根据《易经》风水的土地鉴定观念，也认为适宜于营造宅邸从交通地理条件来说，这个地区毗邻代表着长安消费文化的东市及其周边诸坊的高级商业区、娱乐设施等；同时通过东城墙诸门（春明门、延兴门）与城东街道相连，也便于往来城南别墅与寻访胜迹。官僚在这个地区集中居住的结果，使得其友人熟人都集中住在徒步可达的范围以内，方便了拜访往来，对社会生活来说具有重要的有利因素。”
[43]丸山茂《唐代文化与诗人之心》（汲古书院，2010年）第333页中有“即便是想要一起搬迁成为邻居，对当时的白居易来说尚有经济上的制约而不得不放弃吧。元宗简卖掉蓝田的旧宅而购置升平坊，并想着要投入巨资来整备庭院；而当时的白居易却并不具备如此雄厚的财力。”
[44]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所作的《朝归书寄元八》中有“台中元侍御，早晚作郎官。未作郎官际，无人相伴闲。”诗中记述了与元宗简现任的侍御使相比较的话，其被看好将要就任的尚书省员外郎或郎中二者都很悠闲。
[45]在文人的价值观上意味着尚俭的情形，就想得到的先写出如下：①不想拥有奢华的家财（台榭、池、桥、舟）；②不炫耀与富贵人物的交游；③不赞美富贵；④不表示出人头地的愿望；⑤对公职不显示出责任感；⑥体贴老病的身体；⑦显示出对药食的关心；⑧不讨论天下国家大事；⑨关心身边的琐事；⑩怜爱自然的而非制造出来的东西。
[46]白居易将描写自己洛阳履道里宅的作品题为《池上篇》，显示出宅邸是以池为中心来布局的意识。
[47]白居易元和十四年于忠州作有《画木荷花图寄元郎中》诗，“花房腻似红莲朵，艳色鲜如紫牡丹。唯有诗人能解爱，丹青写出与君看。”记述了他将木莲花的画图寄给了懂画的元宗简。
[48]白居易元和十五年作有《吟元郎中白须诗，兼饮雪水茶因题壁上》，“吟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城中展眉处，只是有元家”。融化雪水来泡茶饮用，由此可见元宗简有饮茶的爱好。
[49]参照本书《贾岛的原东居——诗性世界的现场》一章。
[50]若论地方官，还有从四品下的三府（京兆、河南、太原）少尹等。顺及，元宗简在郎中之后升任为京兆少尹（从四品下），而这也是他的最终官职。
[51]《唐会要》卷八二中“其年（天宝五）正月，内外官五月给游假，九月给授衣假，分为两番，各十五日”。
[52]“吏隐”之语，正如《佩文韵府》中举宋之问“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蓝田山庄》诗）之例那样，以前已有之。然而使其作为一个表示士人生活方式的概念而成熟起来的人是韦应物。
[53]散仙是天界中未任仙官的神仙。（《中华道教大辞典》［项目执笔：田诚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4]参照《张籍闲居诗的成熟》一章。“闲”是士人被排除在官（富贵、权力）以外的状态。而其含义演变成为一个所谓从公务解放出来的自由状态这种具有积极价值的意义，这个时间可以认为是在中唐以降。因此，中唐以前的闲居，最根本的意义是指一种被遗弃在野的郁不得志者的生活，与幽居或家居同义。
[55]关于庭院组诗的用例，则有王维的《辋川集》、杜甫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重过何氏五首》、皎然的《南池杂咏五首》、韩愈的《盆池五首》《游城南十六首》、李坤的《新楼诗二十首》、韦处厚的《盛山十二诗》等。而张籍以后则有王建的《原上新居十三首》、姚合的《题金州西园九首》《杏溪十首》《陕下厉玄侍御宅五题》、朱庆余的《和刘补缺秋园寓兴之什十首》、雍陶的《和刘补缺秋园寓兴六首》、李德裕的《思山居一十首》《重忆山居六首》《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思平泉树石杂咏一十首》等。
[56]三组组诗中的前二者是姚合在武功县之作，最后一组则推定是姚合宝历元年（825）春夏结束了武功县主簿的任期而在长安等候守选半年多之际的作品，姚合于其后官任万年县尉。武功体是姚合在武功县主簿任中所完成的一种文学风格，即通过“贫、边、老、病、束、倦、隐”等多个契机，一一去除以“中央、权力、富贵”为属性的“官”的要素，即实现文学舞台的脱“官”化的一种诗歌样式。在这样的诗歌中，满目所及的所有光景都布置于世界偏僻的一隅，而这就是姚合文学的美学，也是“武功体”的特征。详细参照《姚合的官场履历与武功体》一章第四节。
[57]参照本书《姚合的官场履历与武功体》一章。
[58]参照蒋寅《“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四卷第三期，2000年）第四节。
[59]张籍诗集中采用了如下诗歌类型的分类，即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但却未见“乐府”的部门分类。此处顺及，因占据张籍乐府（古题·新题）的大部分为七言古体诗（歌行体），结果实际上大部分的乐府诗就都集中在了七言古体诗这一部分。但是仍有少数非七言古体诗的乐府，分别分布于其他各种诗歌类型。如，五言律诗中就有《出塞》《望行人》《思远人》（《乐府诗集》中上述诗歌分别收录在卷二十二《横吹曲辞》二、卷二十三《横吹曲辞》三、卷九十三《新乐府辞》中）。下面就三种版本的概要做一分类。四部丛刊本《张司业诗集》由八卷构成，每卷卷一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卷二为五言律诗；卷三为五言排律；卷四为七言律诗；卷五为五言绝句；卷七为补遗。四库全书本《张司业集》诗分七卷，卷一为五言古诗、卷二为七言古诗、卷三为五言律诗、卷四为五言排律、卷五为七言律诗、卷六为五言绝句、卷七为七言绝句。《全唐诗》本为五卷构成（卷三八二至卷三八六），各卷分为七言古诗、五言古体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等。
[60]关于古乐府（拟古乐府）表达功能的特点，松浦友久先生在《中国诗歌原论》（大修馆书店，1986年）中整理如下：第一，可以由诗歌联想到乐曲；第二，视点的第三人称化以及场面的客体化；第三，表达意图的未完结化。其中，关于第二第三两个特点因与本文关系重大，故下面特别引用松浦该著论述。“关于第二点，古乐府系列的作品中，一般都舍弃了作者第一人称的个别视线，而是由共有的第三人称视点来描写一首诗歌的全貌。于是，根据这个特点，作品的场景并非是作者个人主体性体验的现场，可谓如同一个舞台上的场景那样，一般是被客体化和被提示化出来的。这一点基本上看作是汉代以来乐府诗传统的创意与手法，但是到了唐代的诸多作品中，又增加了一种古乐府具有悠长历史的拟古性手法传统，可谓是强化了这种表达功能吧。（第326页）”“关于第③点，诗歌对时政的美刺、讽喻、谏言等理念，以汉代前期的《毛诗大序》为主要源泉并被后世继承下来。……特别是乐府类，正如汉武帝设立乐府本身就象征着以这样的诗歌观来作为诗歌理念这一点，至少在理念性上可以说，常常以这样的比兴式的解释为类型是可能的。然而，正如我业已在《李白乐府论考》中所论述的那样，作为个别乐府的实际状态，这样的要素却并不常常包含在作品之中。不如说，是否包含这样的要素尚未决定也尚未确定，就这么原模原样地提示给读者，根据读者主观的判断来使得其表达意图得以完结，而恰恰正是这一点才是使乐府诗发展成为富有魅力的类型的一个要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该作品根本的美刺讽谏的表达意图由于乐府诗的特性而尚未被完结化、而是被交给读者来判断的这一看作是表达上的功能与作用，就应该最为接近实际状态。（第327页）如果将松浦先生的论述换个简洁的说法的话，第二点中“视点的第三人称化与场景的客体化”即为，将作者所固有的体验或感情，不要作为作者自身的一部分而明确地带入到作品中去，也就是大概等同于本文所说的“无记名性”的意思。而第三点中的“表达意图的未完结化”是指，特别要将美刺讽谏的意图就那样暧昧地提示出来，最终交由读者去解释。就第三点而言，元白等人的新乐府中标榜将美刺讽谏的意图明确地提示出来的做法，是与古乐府（拟古乐府）的手法相背离的。
[61]王建同题之作（与张籍诗作共同收于《乐府诗集》卷第九十三新乐府辞四）描写了等待出征士兵的女性，因沿袭了传统的闺怨手法，故《乐府诗集》认定为新题乐府应是适当的。王建的《思远人》曰“妾思常悬悬，君行复绵绵。征途向何处，碧海与青天。岁久自有念，谁令常在边。少年若不归，兰室如黄泉”。在王建诗中，明确显示出从首句“妾思常悬悬”开始，到末句“兰室如黄泉”（兰室意即妇女豪华的居室）结束，思念边地“君”的主体是女性，这是一首典型的闺怨诗。与王建诗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张籍诗反倒采取了一种与闺怨手法保持了一段距离的方法。
[62]这首赠给作为特定友人的将军的诗篇，是包括张籍在内过去以来一直在作的一种诗歌类型。张籍《赠赵将军》诗云：“当年胆略已纵横，每见妖星自不平。身贵早登龙尾道，功高自破鹿头城。寻常得对论边事，委屈承恩掌内兵。会取安西将报国，凌烟阁上大书名。”
[63]根据边塞体验而作边塞诗并取得成功的是岑参，就边塞诗的历史来看，他几乎是一个例外性的存在。
[64]列举一首具有相同旨趣的七言绝句的诗篇。《邻妇苦征夫》：“双鬓初合便分离，万里征夫不得随。今日军回身独殁，去时鞍马别人骑。”
[65]除了此诗以外，张籍还有两首送别发配到岭南不遇之人的无记名性作品。《送蛮客》：“借问炎州客，天南几日行。江连恶溪路，山绕夜郎城。柳叶瘴云湿，桂丛蛮鸟声。知君却迴日，记得海花名。”《送南客》：“行路雨修修，青山尽海头。天涯人去远，岭北水空流。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来时旧相识，谁向日南游。”
[66]张籍另有五律《不食仙·山房》应称为此诗的姊妹作。“寂寂花枝里，草堂唯素琴。因山曾改姓，见客不言心。月出溪谷静，鹤鸣云树深。丹砂如可学，便欲往幽林。”可能当时山中有隐居不食而修行的女道士，以“不食仙姑”闻名，聚集起一批好奇者来。想来张籍取材于该话题而创作的诗就是这首吧。
[67]潘竟翰《张籍系年考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中，邢州求学结束之后的张籍，自贞元九年至贞元十三年去长安等各地干谒，甚至足迹远至河北的邯郸、襄州、蓟州等地。
[68]下面就来列举张籍自身所作的诗篇吧。《宿邯郸馆寄马磁州》中有：“孤客到空馆，夜寒愁卧迟。虽沽主人酒，不似在家时。几宿得欢笑，如今成离别。明朝行更远，回望隔山陂。”这首诗虽说也是叙述了游子孤独的思念，但是却包含了赠诗给对方的名字（马磁州），是一首具体写进了作诗情况的记名性的作品，与这首《蓟北旅思》之间的差异就很明显。
[69]关于张籍的长安出游、遍访各地，以及其失意归乡的经过，作为同学的王建在其《送张籍归江东》一诗中有所记载：“……离我适咸阳。失意未还家，马蹄尽四方。访余咏新文，不倦道路长。……”
[70]在此时期张籍所作的《南归》诗中有“……岂知东与西，憔悴竟无成。人言苦夜长，穷者不念明。惧离其寝寐，百忧伤性灵……”叙述了自己为了从失意的苦恼中逃脱出来，总是渴望长睡不醒的心情。
[71]张籍《寄衣曲》中有“织素裁衣独苦辛，远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去，贵从妾手著君身。高堂姑老无侍子，不得自到边城里。殷勤为看初著时，征夫身上宜不宜。”从诗中可以明白，寄衣的主体是送别去边城的丈夫的女性。
[72]松浦友久《李白乐府论考》（同作者《李白研究》三省堂，1976年）中，李白的《战城南》与杜甫的《兵车行》相比较后有如下论述。“《兵车行》与《战城南》不同的一个手法在于，考虑到《兵车行》所吟咏的战役内容，是与相当具体的特定史实相对应的这一点上。……至少读者能够从《兵车行》诗句的字里行间直接意识得到那场现实存在过的战役。李白的《战城南》虽然部分地尝试着描写了详细的战役场面，但是诗歌全体上统一于没有任何限定的一般性战役描写，这与杜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就李白而言，实际上其如此一般化而集约化且古典化又客体化的倾向，在乐府诗以外的作品中，被认为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通性。而要从主题或素材方面来看的话，这种倾向性更为显著地存在于离别诗与闺怨诗之中。”（第294页）
[73]参照松原郎《关于杜甫〈旅夜书怀〉一诗的创作时期》（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研究》第16期，199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