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原东居的生活可谓是贾岛后半生的全部。贾岛的文学活动中的大部分，都是在这里经营的。
然而原东居的生活却深处于孤独之中。贾岛并无官职，看来也并无家眷相拥[49]。贾岛自二十几岁离开家乡后，就一直寓居在长安。贾岛在孤独之中，究竟是依靠什么能够将原东居的生活持续下去的呢？无奈至今仍尚未明了。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对于贾岛而言，生活中一定还是有喜悦的事情的。因为人在生存时，是必须要保持与悲伤总量相平衡的喜悦的总量的。
的确对于贾岛而言，是有作诗的喜悦的，那种喜悦贾岛自身就在讲述。但是仅仅依靠作诗为食粮是持续不下去的。对于贾岛来说，忍耐孤独的力量与驱动自己作诗的力量都是必要的，然而还是必须要有另外一种什么神秘物质从根底来支撑这两种力量的。
而关于这种神秘物质，本文试着从贾岛对泉的体验中来谋求解答。贾岛对泉的认识并未采取比喻的方法；也并未采取那种将泉一方面的特性比拟替代成其他既已存在的事物的寓意的方法；或者全部相反地将泉的本质全部比拟替代成其他既已存在的事物，并以此要来理解的认识的方法，贾岛也没有采取。贾岛可谓是直接参与进入到了泉的内部，并以此来感悟到其根源的存在。他就是在这样的根底体验中，忍受着原东居孤独的生活，并获得了驱动自己作诗的力量的。
贾岛是能够看见那种别人看不见的事物的，正确来说是能够看见隐藏在形状背后而无法看见的事物的稀有诗人。当然并非是优秀的诗人大家都能像贾岛那样具有这样的能力的。但是能够看见那别人看不见的事物的人，是具备了成为优秀诗人的天资禀赋的。贾岛，正是一位这样的诗人。
能言善辩的诗人，即能够丰富地应用语言的诗人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贾岛的语言是贫弱的，甚至可谓是笨嘴拙舌。但是就是那个讷言的贾岛，以至于竟然显现出了作为诗人的卓越个性，应该全都在于其稀有的天资禀赋。那却不仅仅是人称苦吟的那种人为性语言锻炼的成果，因为历史上苦吟诗人多得不胜枚举，而贾岛却只有一个。在考虑要将贾岛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之际，这一点是不可错过的。
【注释】
[1]贾岛《寄刘侍御》诗中有“自夏虽无病，经秋不过原”。另有赠张籍《张郎中过原东居》诗中有“年长惟添懒，经旬止掩关”。
[2]例外的是张籍与王建二人仍会健在，二人这个时期已该将重心转移至以近体五律为中心的日常性歌咏上来。至于后期的张籍曾给予贾岛、姚合等那些成为“晚唐诗先驱”诗人的影响，可参照本书张籍相关的论文。
[3]贾岛《秋夜仰怀钱（徽）·孟（简）二公琴客会》诗曰“月色四时好，秋光君子知。南山昨夜雨，为我写清规。独鹤耸寒骨，高杉韵细飔。仙家飘渺弄，仿佛此中期。”
[4]《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的元和十一年正月条有“庚辰，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钱徽，驾部郎中·知制诰萧俛，各解职，守本官。时群臣请罢兵者众，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余。徽，吴人也。”
[5]郭文镐《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江海学刊（文史哲版）》1987年，第四期）。
[6]贾岛此时就作有《百门陂留辞从叔谟》一诗。
[7]植木久行《唐都长安乐游原诗考——乐游原的位置及其印象》（《中国诗文论丛》第六集，1989年）
[8]延寿坊看来是官宦显贵们购置宅邸、且自然环境优越的一个坊里。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十有“（延寿坊）东南隅驸马都尉裴巽宅”。其注有“其地本隋齐州刺史卢贵宅。高宗末，礼部尚书裴行俭居之。武太后时，河内王武懿宗居之。土地平敞，水木青茂，为京城之最”。
[9]“秋卷”是指唐代举子科举落地后寄居长安，而将夏季作好的诗文秋季再呈递给显贵的行为。可知此时的贾岛尚在继续参加科举考试。
[10]王建的这首诗歌与张籍的《送项斯》相互重复。李嘉言《贾岛年谱》中有“一作张籍赠项斯，非”，断定这首并非张籍所作，而是王建唱和张籍的诗作（不过李嘉言所根据的版本《全唐诗》中是以张籍诗作来记载的，只是文字上略有出入）。由其根据他指出：“忘忍饥”乃依着张籍诗中的“封书乞米趁时炊”句而和；而“驴放秋原”乃依着张籍诗中的“蹇驴放饱”而和的诗句。——该诗应该为王建所作的根据，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见而追加的话，张籍诗中的“仆童”与该诗中的“仆眠”；张籍诗中的“秋卷”与该诗中的“秋田”；张籍诗中的“乐游原上”与该诗中的“曲江池傍”（乐游原与曲江相互邻接）等形成了相互照应，而且两诗都是七律的诗型，韵目也相同。如果综合上述照应关系就能断定，该诗并非是张籍所作的《送项斯》，乃是王建为唱和张籍《赠贾岛》而作的《寄贾岛》一诗。
[11]张籍《逢王建有赠》中有“年状皆齐初有髭，鹊山漳水每追随”句。
[12]《原上秋居》中有“倚仗聊闲望，田家未剪禾”。可知当时升道坊里稻田广布。
[13]白居易《授王建秘书郎制》（外集卷下）中有“敕太府丞王建。太府丞与秘书郎，品秩同而禄癛一。今所转移者欲识得宜而才适用也”。而《寄王秘书》（《白居易集》卷十九）乃长庆元年秋之作，秘书郎之任命乃此年秋或稍早。
[14]长庆四年八月十六日，张籍陪伴王建拜访韩愈。其时韩愈作有《玩月喜张十八员外以王六秘书至（自注：王六，王建也）》中，明确记载有王建在任秘书省（而张籍乃水部员外郎）。
[15]张籍于韩愈辞世的次年所作的《祭退之》诗中有“……去夏公请告，养疾城南庄。籍时官休罢，两月同游翔……籍受新官诏（→主客郎中），拜恩当入城。公因同归还，居处隔一坊”，由此可知，张籍在水部员外郎（从六品上）的辞任与主客郎中（从五品上）的受命之间，曾休养过两个月。
[16]按照大家一般共识，张籍于长庆四年（824）秋至大和二年（828）之间，被认为是在任主客郎中的。但是最近的研究中，逐渐认为姚合的水部郎中、主客郎中这两个官职都在任。对于此说的精确考证可见李一飞《张籍行迹仕履考证拾零》（《中国韵文学刊》1995年第2期）。若引用其文末尾张籍晚年的官场履历，则可揭示出以下结论：①长庆四年秋至太和二年（828）三月，水部郎中、主客郎中二者部署均在任。②长庆四年秋由水部员外郎升任至主客（或水部）郎中，但其间的宝历元年（825）闰七月至十一月，李仍叔为水部郎中，因此其间张籍一定是在任主客郎中的（水部郎中编制为一名）。③宝历二年正月前后在任水部郎中。时间的上限为宝历元年十一月李仍叔退任水部郎中之后，下限则可能是宝历二年冬。④大和二年三月以前就任主客郎中，其时间上限不可追溯到宝历二年冬白行简在任此职以前。宝历二年冬以后，最迟也在大和二年三月以前就任主客郎中。⑤张籍晚年的官场履历可总结如下：“水部员外郎→主客（或水部）郎中→水部郎中→主客郎中→国子司业。”
[17]贾岛《朝饥》诗曰“市中有樵山，此舍朝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仍空然。我要见白日，雪来塞青天。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饥莫诣他门，古人有拙言”。
[18]贾岛《雨中怀友人》诗曰“对雨思君子，尝茶近竹幽。儒家（贾岛自身）邻古寺，不到又逢秋”。
[19]韩愈任太守（刺史）是在元和十四年正月由于“论佛骨表”事件而被左迁为潮州刺史、而于同年十月随即又往长安方向调回为袁州刺史等这两次。次年元和十五年九月韩愈就以国子祭酒而被召还回京（十一月到达长安）。归京之后又历任了兵部侍郎（长庆元年）、吏部侍郎（长庆二年）等高官。
[20]贾岛被任命为遂州长江县主簿一职，很可能是由于令狐楚的推荐。齐文榜就指出了这一点。《贾岛集校注》中《寄令狐相公》注（第248页）有“楚可谓继韩愈后对岛关怀备至的又一位知音长者。楚镇汴时岛投刺献文，楚即以诗书招岛游汴。此次再献，又得楚多方照顾。岛除长江主簿，恐亦楚援引之力。故岛赴任途中有《寄令狐相公》诗云：‘良药知麒麟，张雷验镆邪。谦光贤将相，别纸圣龙蛇。’又《寄令狐相公》诗云：‘一主长江印，三封东省书。’由岛接连上书的情形，即可知矣。”
[21]《论语》卷八《卫灵公第十五》：卫灵公问陈（朱注：陈谓军师行伍之列）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慍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22]元稹的祠部郎中在任时间是元和十五年五月至次年三月。另外元宗简也于同时期（元和末年至长庆元年）在任仓部郎中，但却因没有“知内制”（翰林学士）的经历，因此这里指的是元稹。
[23]《南史》卷六十九《沈炯传》注有“隋文帝父名忠，故中书省称内史省，中书舍人称内史舍人”。
[24]就“内史”与“太守”都有可能指代韩愈，正如郭文镐《姚合仕履考略》（《浙江学刊》1988年第3期44页）业已指出的那样，“内史，秦官名，掌治理京师。汉置左右内史，后改右内史为京兆尹。此处指韩愈，愈官京兆尹为长庆三年六月至十月，诗作于本年。……本年（贾）岛又有《酬张籍王建》‘疏林荒宅古坡前，久住还因太守怜’。太守亦指京兆尹韩愈。”松原本文第一次发表时（《贾岛乐游原的住所》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研究》第32期，2006年），在认为“内史”具有指代韩愈的可能性的同时，却未能确认“太守”是否还指代韩愈。因此，当初本文退出了韩愈说而采取了元稹说。这里本文在彰显郭文镐说的同时，也对自己前文的主张做以修订。
[25]关于移居原东居的时间，参照本书《贾岛乐游原的住所——以移居背景为中心》一章。据情况考查，可知元和十四年春是最稳妥的答案。而移居原东居之际曾可能得到过韩愈的协助这一点，也可参照同章。
[26]植木久行《唐都长安乐游原诗考——乐游原的位置及其印象》（《中国诗文论丛》第六集，1989年）中，不仅介绍了乐游原上的升平坊，而且还详细介绍到了相邻的升道坊。
[27]元稹《叙奏》：“潘孟阳代（严）砺为（东川）节度使，贪墨过砺。”《元氏长庆集》卷三十二。
[28]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讲谈社选书技巧系列，2001年，第205页）中对包含新昌坊一带有如下说明：“街区东中部的宅邸开发，因在安史之乱后正式开始进行；虽然被夸为仅次于大明宫前一等土地，而且居住环境良好，但是在9世纪前半页还是留下了广阔的宅邸建筑余地。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之上，街区东中部乐游原北麓的诸坊皆位于小高地的北斜面之上，向北仰望可眺大明宫；排水也很顺畅，还能避免唐后期频发的城内水害。而且敞亮的街区东中部连有若干条丘陵，被认为依据《易经》或风水说的鉴定而极其适宜营建宅邸。从交通地理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地区临近代表长安消费文化的东市及其周边诸坊的高级商业街与娱乐设施，与此同时，还通过东城墙诸门（春明门、延兴门）与城东的街道相连，往来城南别墅与出游名胜古迹也很方便。因此，官僚在此集中居住的结果就是，友人熟人都住在徒步可达的宅邸圈内，便于访问与来客，因而这个地区就具有社会生活上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29]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第108页中指出旧长安城遭到废弃的一个理由就是城内土地受到了盐碱化的影响。“长安城内的土地经过长年使用，造成盐碱化的后果，使得生活用水饱含盐分而难以饮用。……（即使在唐代长安城内）由于宫城地势低平而潮湿，成为一个容易引发盐碱灾害而饮用水质恶劣的地方。到了7世纪后半期，这也就成为宫城东北的高地上新建大明宫宫殿的一个原因”。
[30]这里并无贾岛之名，或仅是个遗漏吧。也可能因贾岛所说的青门里作为升道坊别称这一点并未得以理解。
[31]谢翱与女子在传奇中所作的诗歌，《全唐诗》卷八六六以《与谢翱赠答诗·金车美人》所收。
[32]贾岛将延兴门比作汉代长安城三个东门中最南边的“青门”，而将临近其“青门”的升道坊称为“青门里”。张籍这首诗是在模仿贾岛的用语。
[33]从贾岛的诗中来看，可以推测曲江似乎有一部分是流入到升道坊里面了。如果局限在敦化坊以南的话，升道坊与曲江之间的距离为夹隔着立政与敦化二坊的一千米以上。但是由“曲江春水满，北岸掩柴扉”（《寄钱庶子》）、“出入土门偏，秋深石色泉。径通原上草，地接水中莲。采菌依余枿，拾薪逢刈田。”（《原居即事言怀赠孙员外》）等诗可见，原东居是作为与曲江一体化来被描述的。特别是后者，是一首描写升道坊中生活的诗，“地接水中莲”也被解释为坊内的风景。
[34]因升道坊中除了龙华尼寺以外并未传有其他寺庙的名称，故权且视为龙华尼寺。但是贾岛在这首《升道精舍南台对月寄姚合》诗中去该寺楼台望月；而在《酬张籍王建》诗中（后揭）又说去寺里睡午觉。尼寺是不会允许男子进出的吧，这一点就存有疑问。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中推测，韦同翊《唐故龙花寺内外临坛大德韦和尚墓志铭并叙》（《唐文拾遗》卷二十五）中的龙花寺，应与升道坊中的龙华尼寺相同。假使龙花寺与龙华尼寺有可能并设为一的话，从本文的观点来看就相得其宜了。
[35]《夏夜》诗有“原寺偏邻近，开门物景澄。磬通多叶罅，月离片云稜。”《雨中怀友人》诗有“儒家邻古寺，不到又逢秋。”另外《寄钱庶子》诗有“只有僧邻舍，全无物映山”。而最后这句意即“只有僧侣的邻居，除此以外没有任何遮挡眺望南山视线的东西”，强调了原东居（或升道坊）所处地方的寂静荒芜。
[36]就宅院内的菜园规模而言，读了“门掩数畦蔬”——门后有几畦蔬菜地（《寄宋州田中丞》诗）一句后，菜园的规模或许还相当大。假使以“畦”来当作计算面积的单位，一畦为五十亩（当时一亩约为五公亩），即数畦假使算作四畦的话也有十公顷之大。升道坊全体面积为六十六公顷左右，这么看来菜园的规模就大得不切实际了。因此这里的“畦”只应认为是一种由田埂划分开来的区划面积而已。即使如此，贾岛的菜园也可能拥有相当大的面积。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只是自给自足的蔬菜种植了，剩余的菜蔬或许会作为农产品来出售。长安城内有经营以蔬菜为中心的近郊农业，必须要考虑到，假如贾岛也是其中一员的话，他可能就是承包经营菜园的“管理人”了，就像夔州时期的杜甫，从夔州都督柏茂琳那里承包了东屯的稻田管理一样。那种情形下的贾岛的印象就需要再另外讨论讨论了吧。——而张籍《赠贾岛》诗中有“蹇驴放饱骑将出”；王建七律《寄贾岛》诗中有“仆童冷榻朝犹卧，驴放秋田夜不归”，说的都是贾岛在收割后的“秋田”里放牧自己驴马之事。这部分很难以理解，假使贾岛宅院里土墙所包围的田地有如此规模的话，“放牧驴马”也确实会是一种可信的表达。
[37]王建《寄贾岛》诗有“童眠冷榻朝犹卧”。对贾岛而言的确是有仆人的，但那仅见于贾岛以外诗人的诗中。而贾岛的诗中缺乏生活感，由此也可窥测一斑。
[38]《就可公（无可）宿》诗：“十里寻幽寺，寒流数派分。僧同雪夜坐，雁向草堂（草堂寺）闻。”
[39]本文中的“泉”或“泉水”并不是日语中的一般用法上的意义（地下水自然地涌出地表），而就是指地下水，其中也包含着日语所说的“井户水”和“泉之水”。此外，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的用法，其中也包含着流淌在地表的干净的水（如山中的溪流等）。
[40]落泪的用法自盛唐时期以降则渐为减少。而将泪喻作如泉般迸发的说法，则应为盛唐式的夸张表达方式。
[41]将“泉”字吟入诗题或诗中的作者和数量如下所示：王维三十四首、李白六十五首、杜甫六十首、岑参二十五首、刘长卿二十一首、韦应物四十首、皎然三十七首、张籍二十六首、王建二十九首、元稹三十首、刘禹锡二十四首、韩愈十九首、柳宗元九首、姚合三十七首。
[42]权臣裴度（765—839）曾在长安兴华里中营建了豪华的池苑亭台，晚年（大和八年）又在洛阳鼎门外的午桥筑造起一座豪奢极欲的别墅绿野堂，聚集起白居易、刘禹锡等文人酣饮欢谈，这也可以说是承继了前代王侯贵族的趣味。《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中：“度以年及悬舆（七十岁），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叶丛翠，有枫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旋，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
[43]裴度在长安兴华里营造了豪华壮丽的池亭，并于斯邀请白居易、刘禹锡、张籍等文人作有《西池落泉联句》。关于裴度本人可参照注4。
[44]严格来说，白居易在认识泉水与井水二者时，看来是将二者理解为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的。“不比山上泉，比君井中水”（《和答诗十首·和分水岭》）；“井鲋思反泉，笼莺悔出谷”（《孟夏思村旧居寄舍弟》）。特别是后者之例较易理解。“笼”意为闭塞，“谷”意为自由的象征；同样，“井”为闭塞，“泉”为自由的象征。白居易看来是在闭塞的井水与自由流动的泉水（河水）之间进行着对比吧。
[45]只是也有过例外，姚合之后升任高官，也就有了在自家宅院营造庭院的余力。《题家园新池》诗：“数日自穿池，引泉来近陂。寻渠通咽处，绕岸待清时。深好求鱼养，闲堪与鹤期。幽声听难尽，入夜睡常迟。”到了这个地步，姚合就与白居易的造园诗大同小异了。而寄给白居易的《寄东都分司白宾客》诗的后半有“宾客分司真是隐，山泉绕宅岂辞贫。竹斋晚起多无事，唯到龙门寺里频”，就显示出姚合与白居易之间在造园上已感觉不到什么不协调的了。只是加了一句“岂辞贫”这一点，还是显露出了武功体诗人的真面目来。
[46]“古井”是否指的是位于常乐坊的景公寺的八角泉？原东居所在的升道坊是常乐坊以南的第四个坊里。
[47]对泉水的兴趣，可能是与饮茶的普及一同高涨起来的。陆羽（733—？）的《茶经》（卷下）中有以下记述：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捡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洩，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蓄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水取汲多者。另有张又新（生殁年未详，元和九年进士）的《煎茶水记》（不分卷）中，对陆羽所言以笔记的形式加以记述：陆（羽）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湖州刺史李季卿）因命笔口授而次第之：庐山康王谷水廉水第一。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独清冷状如龟形，俗云虾蟇口水第四。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扬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唐州栢岩县淮水源第九（淮水亦佳）。庐州龙池山顾水第十。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扬州大明寺水第十二。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商州武关西洛水第十五（未尝泥）。吴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圆泉水第十八。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此二十水余尝试之。”如此对泉味水质的关心，就是由饮茶流行而带来的，贾岛也是其中一人。
[48]由于贾岛个人的喜好，将位于升道坊东北角的延兴门比拟作西汉长安城东门之一的青门，而将邻接青门的升道坊自称其为青门里。
[49]认为贾岛拥有家室，是从苏绛《唐故司仓参军贾公墓铭》中记有“夫人刘氏”而被众人所知的，但是包括结婚时期等情况一切未明。而贾岛虽则地位处于末端但仍不失其士人身份，他是有照顾生活起居的童仆的。王建《寄贾岛》诗就有“僮眠冷榻朝犹卧”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