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组诗的意义
这里首先要注意到的是，《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是由十首诗组成的一组规模庞大的组诗。而除此之外，还能列举上来张籍所创作的组诗，仅有《庄陵挽歌词三首》《寒食书事二首》《寒食内宴二首》《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同严给事闻唐昌观玉蕊近有仙过因成绝句二首》《凉州词三首》等若干组而已。而其中仅有两首到三首的诗歌却不能称之为组诗。总之，张籍并不是一位创作了很多组诗的诗人。而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但这组诗具有所谓唱和韦处厚《盛山十二诗》的一个篇数上的他律的理由。而且韦处厚的这首《盛山十二诗》，正如韩愈在《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中所说的“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那样，是一组具有多数唱和者的著名组诗，张籍的组诗也就被包括在其唱和圈里。如果与此相对比的话，就会了解到，《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是在张籍诗歌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的。这里再追加一句，元宗简的原唱诗歌虽未有遗存，但是姚合的唱和诗是一首单篇，因而原唱诗也很有可能是一首单篇之作。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也可以认为，这组扩大到十首规模的唱和组诗，就成为张籍一个非同寻常的积极性的产物了。
可是张籍的这组诗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是将元宅庭院的数个景致由几首诗分别来描写，即属于所谓“庭院组诗”的谱系[55]。其中，从并非描写自宅而是描写造访对象的庭院这一点来看，应该是直接借鉴了杜甫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重过何氏五首》等先例的吧。然而张籍这组诗，其所考虑的诗歌主题既非庭院亦非宅邸，而是其中所经营的主人的生活及其主人的人格禀性；在这一点上张籍这组诗又大大超出了以往庭院组诗的创作手法。而要论二者之间的差别，可比较杜甫由友人郑虔所陪同造访何将军别墅之际所作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即可知晓。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九
杜甫
床上书连屋，阶前树拂云。
将军不好武，稚子总能文。
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
絺衣挂萝薜，凉月白纷纷。
（大意）长椅上书籍堆得几乎高到了屋檐，台阶前树木高耸拂云。主人虽为将军却不好武，而孩子们也学艺优秀。微风习习，酒醒了过来；清朗的晚上到了夜深人静时，我们还在倾听主人吟诗。脱了夏衣就随手挂在萝薜上；而一走出屋外，却见天上一轮明月皎洁，地上洒下光辉一片。
这首诗将主人的姿态鲜明地描绘了出来。主人虽是位将军，却不好习武而爱书籍，孩子们也如其父喜爱文墨。宴席上虽有好酒，但最后大家却以诗相和，在互相欣赏中，迎来了清朗的月夜。如此描写主人文雅禀性的诗歌，就超越了当时单纯描写庭院之美的庭院诗老套，也显示出了杜甫的个性来。——但是，这首诗是连作的第九首，而其他九首却依然是描写庭院之美的组诗。其一写的是造访位于长安城南别墅的行程，其二写的是作为庭院重点的被林木包围的池水景致，其三以降则是移步换景地描写其别墅的细部。其一与其二如下文所揭。
其一：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
谷口旧相得，濠梁同见招。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
其二：百顷风潭上，千重夏木清。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
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翻疑柁楼底，晚饭越中行。
与这样的作品先例相对比，不注重庭院景观描写，而是关注主人生活的张籍的组诗，则明显就是一种崭新尝试的产物。此外，王维的辋川庄或何将军的别墅均在长安郊外，作为郊区庭院的大规模营造就与城内的元宗简宅邸相比则轩轾立见，而由此就认为张籍诗歌出现了不同，则并非是对问题本质的正确理解。这里需要回想到白居易在吟咏升平坊元宗简宅邸的四首组诗（前揭）之际，仍旧是对宅邸与庭院的营造显示出了兴趣。
张籍的《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虽属庭院组诗的谱系，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一点在与姚合的关联上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姚合并非是将张籍的《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当作一组庭院组诗，而是将其当作一种全新的闲居诗的形式来接受的，这样就诞生了《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游春十二首》《闲居遣怀十首》等代表姚合武功体的作品群[56]，且上述这些组诗早已不再以宅邸·庭院为主题了。说到底，姚合组诗群的舞台已不再是富贵高官所拥有的宏丽池苑，话虽如此，但也并非是那种规模虽然低调但却讲究意趣的文人私邸。总之，姚合组诗的舞台不过已演变成小县（武功县）县斋，抑或贫士寒舍而已。姚合组诗群意在描写出那被富贵逻辑所排除在外、沉沦于底层微官或村野山夫境遇中的、那样一种孤独者的闲居姿态来，这才始终是姚合组诗群的主题。
下面虽为方便计而极显简略，分别就上述姚合三组组诗的最后一首列举如下，以一斑卜全豹吧。
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三十
姚合
作吏无能事，为文旧致功。
诗标八病外，心落百忧中。
拜别登朝客，归依炼药翁。
不知还往内，谁与此心同。
（大意）自己作为官吏很无能，作诗这一点上一直拼命到现在。虽然我的诗歌与八病无关，自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处于忧虑之中。我将不再对那些出入朝廷的官员恭敬行礼了；而是要将我的身心归依到炼仙丹的药翁那里去啊。可是即便如此，这来往的世人之中，有谁能和我同心而行呢？
游春十二首其十二
姚合
晓脱青衫出，闲行气味长。
一瓶春酒色，数顷野花香。
朝客闻应羡，山僧见亦狂。
不将童仆去，恐为损风光。
（大意）黎明时分我脱去了青衫的官服，慢悠悠地走着心中涌上一股幸福之情。瓶内装着春酒，眼前一片野花飘香。朝廷的官员听到这里，一定会感到羡慕吧。山僧见到我的这副摸样，肯定也以为会发狂的吧。我不让仆人随行同去，那样的话就会断送了这难得的风光。
闲居遣怀十首其十
姚合
拙直难和洽，从人笑掩关。
不能行户外，宁解走尘间。
被酒长酣思，无愁可上颜。
何言归去事，著处是青山。
（大意）我性格过于耿直，不善与人交际，因而就闭了门蛰居起来。即使他人嗤笑，我也并不介意。我都不愿在家的外面走来走去，更何况追逐在名利场上更叫人忍无可忍。痛饮美酒，总是沉浸在快乐酣畅之中。因为没有忧愁，醉意都上了脸了吧。何必还硬要口口声声地去隐遁呢？眼下自己的所在，就是安顿身心的地方啊。
姚合的这些由武功体写就的闲居诗，如果与张籍的《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相比较的话，自己的无能或贫贱、对朝客反感等表达都变得更加激进起来。其第一个理由是，张籍（或姚合自己）的唱和诗中，因为被描写的是元宗简、是以对主人元宗简的敬意为前提而作的诗。即使在吟咏对公务的倦怠上，也不能将元宗简描写成一个无能之辈；即使是面对着富贵的朝廷官员，也不能借主人之口露骨地说出敌对情绪来。相反所有的话语全都控制成为一种有节制的表达了。姚合武功体的闲居诗所具有的这种激进的风格，会被认为是从对他人节制性的制约中解放出来的一个结果。
当然，姚合的武功体闲居诗，并非是这样只对“元宗简宅邸的张籍唱和诗”的一种过激的矫枉过正；即便是与作为母体的“张籍的全体闲适诗”相较而言，也显示出了过激的风格。正是这种超越了张籍闲适诗而显得更加激进化、极端化的姚合闲居诗，才可谓成就了武功体的特质。
姚合所谓武功体的闲居诗的整体风格，并非全都汲取自被富贵排挤在外的自己的闲居生活；其首先是从张籍那里接受了这种风格的理念之后，又将其进一步提纯而变得更为彻底化之后才形成的。张籍闲居诗的原型，成熟于他自己在任太常寺太祝十年的郁不得志的生活中，这一点如前章《张籍闲居诗的成熟》所述。而对于姚合而言，客观上却看不到仕途不遇的时期。姚合武功体的文学所描写的那些郁不得志的下级官吏的自画像，要说起来的话，都是虚构，是与他头脑中的闲居文学相一致而创作出来的形象。按照不少文学史论者的说法，姚合在沉沦于所谓武功县主簿与万年县尉这样的小县下吏期间，从其郁不得志的生活中出发创作出来了武功体文学。然而，这两种官职实际上都被评价为位于精英官僚路线出发点的令人艳羡的美差。因此，将此时期认定为姚合的郁不得志时期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笔者以前业已有过论证[57]。
姚合从张籍那里继承了闲居诗的创作方法这一点并没有问题。因为作为与闲适诗区别开来的样式，闲居诗的确是由张籍其人所创制的，因为张籍之前的所谓闲居诗尚未以明确的形式存在过。然而，张籍与姚合所作的闲居诗中，微妙之处却隐含着决定性的差异。单纯来讲的话，张籍的闲居诗，是指忍受存在于此处的称为闲居的负面境遇的同时，描写这种在精神上恢复平衡过程的一种文学样式。但是就姚合的武功体而言，他是先自行设定一种称之为所谓闲居的典型，然后再在其中故意地敌视仇恨富贵和权力，继而导演出一个懒散堕落的自我形象。蒋寅就武功体的新意义所概括的“姚合给自己画了一幅古典诗歌中前所未有的、也是正统观念所不容的懒吏的自画像”，就是针对这一部分所言的[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