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乃笔者近年来持续就张籍、姚合、贾岛三人所作的论文集。而全书冠以《晚唐诗歌的摇篮》来总括，则可显示出晚唐诗自三人开风气之演进理路。

以太和九年（835）所爆发甘露之变来界分中唐与晚唐，历乃文学史上之通说。然而，仅此一祸起内宫之密室事件，对于文学史而言又能有多大实质上的意义呢？即便以横跨此事件而持续从事文学活动的白居易为例，亦很难圆说其文学面貌也就因此而前后骤变。与一夜之间颠覆社会全貌与文学的安史之乱不同，作为一场黑暗的政治事变，甘露之变不过是一个时代划分上的象征性事件。而中唐至晚唐之文学质变，实则来自于此前之潜移默化。

文学之进化，亦可由其旗手之进化来判断。宏观来看，魏晋至唐代前期之社会是以门阀士族为主导，而唐代后期以降则以科举官僚为主导，由盛唐至中唐之文学进化，确可由此类旗手之更替来说明。然而，言及中唐至晚唐之文学进化，却并看不出有何旗手交替之现象。以出身科举精英官僚之晚唐诗代表人物杜牧为例自不待言，而无论中唐抑或晚唐，不变的是，其文学旗手均以科举官僚及其预备军为中心。

然则，是否由此而言，曰中唐至晚唐之演变就看似一排文人骚客之队列行进呢？即所谓韩愈、白居易、张籍一干人等，诸人携手并肩向着晚唐诗之路齐步开走了呢？恐怕并非如此吧。

本书中常常列举的韩愈、白居易、张籍这三位元和诗人，均为进士科出身之精英^[1]，家世背景均乃祖上系地方下级官僚，可谓生而平等。而他们所生时代史称“元和中兴”之盛世，科举官僚们均位列朝廷大员。韩愈、白居易等即为其等翘楚。同时，张籍却无此幸甚，反而落魄于陋巷仄室，击缶苦吟郁不得志之句。

虽然出身于同一时代同一阶层，然而同一制度竟造化出如此一个个不同境遇之人生。科举选拔、再加上吏部选考，人生观念就有了成败之分。如此差别最终将相对均质的人群人为地筛选分类，如是中唐则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这种分门别类的所谓人为性，使中唐以降之士人（诗人）观念变得复杂而矛盾。

因安史之乱而显颓势的唐朝，在刘婴与杨炎等财务官僚的力挽狂澜之下摆脱了危机^[2]，以财政国家之面貌重获新生。如此肇始之德宗治世，虽说无论政治抑或文化上皆乏善可陈质朴无华，然唐朝国家之财政重建，则通过德宗如此长达25年之治世而获以进展，在此基础之上从而使由宪宗开创之“元和中兴”^[3]才得以实现。且折合德宗二十五年至宪宗十五年之40年间，乃正值所谓科举官僚入主政治中枢之时期。至此那些从权力与文化中心排挤出局的下层士人，终以科举为突破口得以开创出入主社会上层之路来。

韩愈、白居易作为代表或常为人所道。然而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孟郊身上来吧。像他这样持续为自己之境遇鸣不平，反而不能不说正是一位受惠于时代之人物。孟郊本族之中，由科举及第而位至高官的仅存其堂叔孟简一人而已，其父孟玢仅终老于昆山县尉，溯其祖父甚至名不见经传，可谓寒族矣^[4]。如此出身之孟郊，历经科举而终至进士科及第，才算熬到发迹之边缘，能如此孜孜矻矻而来，实属拜赐于科举制度彰显功效之开放时代。孟郊虽谓沐浴上升时代之春风，而终不能以一己之力光耀门庭，究其因来，与其归咎于朝代社会，不如同情其自身特有之癖性吧^[5]。

元和中兴可谓下层士人由科举取士即可堂而皇之入主官场中枢之“上升时期”，而那些曾身处此盛世而遭筛选落败之人，自然毫不起眼。而时代之谓者，无非胜者辉煌成就之描摹而已矣。但是，元和后期，尤至改号长庆之际，官场科举取士之收容能力终达饱和。事已至此，埋头科举已然价值全无，所谓另一种饱和感开始弥漫于社会上下。

如此“饱和”之感，未必等同于社会全体直面困难。世人所谓晚唐之三重苦难，若取元和十年或十五年为例来看，尚未深重。无论宦官专横抑或党政倾轧，亦尚未公开。而以科举官僚为主之少壮派尚且柔软灵活，还充分保持着对应时局的能力。此外，就藩镇问题而言，元和十二年十月平定吴元济淮西镇；作为最后一个拒不归顺藩镇的李师道之淄青镇，也于元和十四年二月被平定下来。如此，视为安史之乱余孽的独立半独立的藩镇势力几被一扫而光，唐朝也确因此迎来了“中兴”的局面。

因此，从生逢于此的科举官僚们的眼中，也就反映不出国家社会由盛及衰的势态来。不管怎么说，所谓“元和中兴”乃指，为感念由裴度元和十二年平定吴元济淮西镇所立大功而获得的美誉（详参注3），其赞誉可谓当时人们之共识^[6]。元和时期是一个受彼时唐人肯定评价的历史阶段。

然而同时，在如此广受推崇的“元和中兴”盛世之内部，却有一种“饱和”之感弥漫而起。而正是于此“饱和”之感中，生发出了晚唐文学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