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贾岛于宪宗的元和至穆宗的长庆两个年号更替之际，在位于乐游原东的升道坊住了下来，并将其住所自称为“原东居”。直至开成二年（837）其赴任蜀之遂州长江县主簿为止的长达十五年之间，这所乐游原东的住所就一直成为贾岛生活起居的场所。其间贾岛的科举屡次落第，若除去其短期外游以外，贾岛几乎就从未离开过这个行住坐卧的住所^[1]。而贾岛的文学就是从这个原东居的生活中生发出来而一一传达给世间的。

对贾岛而言，他这个住所的意义比其他诗人的居所要更为重要一些。

贾岛文学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其对社会政治关心的稀薄化——而代之以对创作文学表达上纯粹而醉心的投入。但也不是说贾岛及其周围的诗人将视野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就连一篇也没有。贾岛中年以后的确与张籍、王建之间加深了亲密交往；然而虽然张、王二人早年便创作有号称“张王乐府”且多含社会性关注的文学作品，但是这些对贾岛的文学却并没有带来过什么影响。贾岛的文学就被局限在所谓原东居这个唯一的生活世界之中，以至于在其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对于外部社会或政治事件，甚或连对于友人宦海沉浮的关注，都几乎从未得到过什么反映。贾岛就蜷缩隐藏在原东居这样的生活之中，在原东居一心只顾与目睹而得的世界的相互对峙之中，不断创作着他自己的文学。

就这样的贾岛而言，作为他每日起居坐卧场所的这个住所——因为并不像白居易那样作为趣味的理想性体现来“经营”，而就这样包含着贾岛自身全部的好恶喜忧——在这个意义上与他的文学准确地融为了一体。为了能够展望得到贾岛文学的全貌，深入地理解原东居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另一方面，原东居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可以从那个包围着贾岛的时代环境来考虑。关于贾岛的传记性研究，李嘉言曾取得过一个古典性的成果即《贾岛年谱》（1945年序）；若按照李著的研究，贾岛移居原东居的时间，应为穆宗长庆三年（823）。然而如果以这个时间点为基准的话，那么此时的孟郊（751—814）、李贺（790—816）、柳宗元（773—819）则皆已去世；而韩愈也就该于次年辞世；元稹与白居易虽然还会在世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在长安的文学活动在这个时间点上也几乎终止了；如此一来，即住在原东居当时的贾岛周围，那曾经激发过他的那些个性鲜明的大牌人物就都会看不见了^[2]。而取而代之在贾岛周围聚集起来的是，同辈友人的姚合或后辈的无可、马戴、周贺、顾非熊、朱庆馀、刘德仁等。它们可谓是与贾岛诗风共鸣，或仰慕贾岛的人。这样包围贾岛的诗人社会的一大变化（那也是由中唐到晚唐推移的时代缩影），恰好与贾岛移居原东居的时期相互重叠。当然不用说，这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是贾岛要在原东居那样闭塞的世界中沉潜下来的那段时期中，其周围仅仅只是聚集了一些贾岛的附和者与祖述者，而这会成为使其文学特征压倒性地实现纯粹化的一大要因吧。原东居的考察，就必须要包含上述这样的一种展望才行。

不过，本文并不直接介入原东居与贾岛文学的关系，或原东居环境如何影响贾岛文学，及原东居如何限定了贾岛文学等这样的深层问题。而关于贾岛移居原东居的时期，以及贾岛是基于何种背景于该时期移居的原东居等问题，则就成为一个本文要先行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