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名与无记名的混淆

四 记名与无记名的混淆

张籍无记名作品富有深意的一点在于,彻底贯彻执行了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及对象的典型化,而且还将这些作品与基于作者具体体验的记名性作品也顺畅地接连了起来。

下面两篇,是以旅行中到处可见的平凡的河边风景为舞台而创作的诗篇。既没有记载特定地点的地名,也没有联系到作者自身所经历的特定的任何事件。在这样的限定下,这两首作品就带有了无记名性的风格。然而,不知为何河边的世界里还是可以看得见作者添加了自身的视线移动。

夜到渔家(《全唐诗》一作宿渔家)

张籍

渔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

行客欲投宿,主人犹未归。

竹深村路远,月出钓船稀。

遥见寻沙岸,春风动草衣。

(大意)渔夫的家住在河畔,涨潮时潮水就淹到柴扉的里面来了。旅行中的人想去他家投宿,但是主人打鱼尚未归来。村道一直延伸到深深的竹林中;月亮出来的时候,渔船也就少了起来。一走到远处的岸边,春风就吹起了我的粗布大衫。

宿江店

张籍

野店临西浦,门前有橘花。

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

夜静江水白,路回山月斜。

闲寻泊船处,潮落见平沙。

(大意)村庄里的客店面临西边的入江口,门前橘树开着花。挑起灯火来迎接行商商人,酒水则卖给了渔夫。到了深夜外面静谧无声,只有长江水泛着白光;山路峰回路转,一轮斜月挂在群山的天空上。静静地寻找到停船的码头时,只见落潮后江边的沙滩平展而漫长。

这两首诗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诗题而言,《夜到渔家》诗在《全唐诗》又注作《宿渔家》(四部丛刊本《张司业诗集》中并无此注记)。若按《全唐诗》注记的《宿渔家》,则与《宿江店》两首诗在诗题上就明显很类似(具有对偶性)。而两篇诗作的首句“渔家在江口”“野店临西浦”也还是形成了同一性的对偶构造。说起来,可以推定这两篇诗作是作为双子作品来创作的吧。

然而边塞或宫怨,毕竟是乐府传统性的题材,而且都是非日常性的题材。相对于此,张籍这两篇诗歌所描写的,虽然是典型的世界,但也是到处可见的日常性的生活场景。将这种普通的世界作为一种普通的情景来描写的手法,乐府中从来没有。张籍是采用了“徒诗”的手法来试着描摹这个日常性的生活场景的。

在这两篇诗作中,作者自身的记名性很稀薄。作品中的主人公(第一人称)原本是什么人,又为何现身于此,这一切都不明确(即无记名性)。但尽管如此,仅仅指出其无记名性,对这两首诗又觉得还没有涵盖完全。其主人公在《夜到渔家》诗中,自己“到达渔家”,并要在那里投宿(“行客欲投宿”);而且还在黄昏时分无法等待出外打鱼主人的归来,自己走到远处的入江口去(“遥见寻沙岸”)。如果只是单纯地描写渔家场景的话,视点只要定位于一个俯瞰的第三者视点即可,就没有必要如此把持着自我意志来回移动。如此“作品中的视点具有自己的意志而移动”的背后,是可以设想得到作者张籍自身的视线的。

同样的情形在《宿江店》诗中也可以指得出来。作品中的主人公在此也还是具有自我意志地采取行动。他在如诗题中“宿江店”那样江边的旅店投宿,夜晚也不由自主地出门来到船坞码头,眺望着落潮后宽阔的江滨(“闲寻泊船处,潮落见平沙”)。作品中的主人公也会使人无比肯定地联想到作者张籍自身上来。

张籍并没有闯入江边的渔村世界中去。虽然没有亲身前往江滨渔村,但是张籍是要像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用自己的身体来感触那样,要创作出描摹这个世界的“诗歌”来的。那么张籍却为何没有想亲自踏入那片世界中去、为何没有想与那个世界中的人们交谈呢?且果真那样的话,那片自我完结的世界即庶民的日常生活,由于张籍这个异质的局外人的闯入,原有的状态很容易就会遭到改变的。张籍可谓变成一个别人看不见的透明人,“不用动手”就将渔村里的情形来回看了个遍;这应该是一种如同毫无声息地漂浮空中独特的“浮游感”那样的感觉吧。而无记名性的手法,就是为了这样的描写而采用的手法。

从以上《夜到渔家》《宿江店》中似乎可以感到作者张籍视线这一点,就可以推测得出那两首是记名性的手法浸透到以无记名性为基础作品中去的例子。相对于此,下面要列举的诗篇中,能够确认张籍的体验(经历)与具体的对应关系;以这一点就成为更加接近张籍自身作品的特性。换言之,记名性的手法与无记名性的手法之间连接得更为紧密了。

蓟北旅思(《全唐诗》一作送远人)

张籍

日日望乡国,空歌白苧词。

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

失意还独语,多愁只自知。

客亭门外柳,折尽向南枝。

(大意)每日眺望故乡的方向,我只能白白地低声吟唱白苧之词。送别出门旅人之际,我就想起了自己告别家乡的情景。失意时我也只有自言自语,多愁伤感也只有自己独自品味。旅店门外的柳树向南冒出的枝条,在送别南下友人时全都已被折送殆尽了。

这首诗以诗题中“蓟州”为主要根据,被解释为是张籍根据蓟州体验而创作的记名性作品。张籍除了此诗以外还有《蓟北春怀》一首,因此张籍具有蓟州体验之事自身就可得以确认了吧[67]

而方回则关注着诗中所言的“白苧词”与苏州的关系,《瀛奎律髓》卷二十九述有“此张司业集中第一首诗。三四真佳句。司业,姑苏人,故云空歌白苧词”。以张籍由“白苧词”而知是苏州出身(张籍的出生地是苏州,成人以后移居和州)为前提,这首诗中张籍的记名性就要得以确认了。一般认为这首诗是根据张籍自身的体验而创作的无记名性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同时,这首诗带有无记名性本身也是一个事实。诗题在全唐诗中注记为“一作《送远人》”。这个异样的诗题就显示出,诗题中所谓“蓟北”的情况设定几乎未被反映,故而有可能省略掉了。这首诗的创作地点、及作为一首不特定其场景情况的无记名性送别诗而“解释得通”。通过这一点,就可以将此诗定位在前面两首《思远人》《送远客》那样无记名性送别诗的延长线上。

难怪“作品中的第一人称”每日怀念故乡、吟唱苏州白苧词(“日日望乡国,空歌白苧词”),且其人还处于孤独失意的境遇之中(“失意还独语,多愁只自知”)。但是,仅仅如此的话,这首诗也就止步于吟咏感叹游子流离的古来一般性的主题而已;就诗作本身而言,并未显示出张籍与自身体验相重合的积极性的根据来。——说起来,如果这首诗有记名性的话,作者张籍是在何时又是为何来到这里等所谓作者固有的信息,要是能稍微再多加一点儿就好了。此外,因为诗的尾联“客亭门外柳,折尽向南枝”中,暗示出送别多个出门南下的友人,而就算加写上若干个于蓟北地方与人分别的情景也是可能的。在由记名性所作的多数诗歌中[68],这首诗中张籍反而为了要避开记名性那条路而所下的功夫,也是不能忽视的。

这首诗中不仅仅只有创作地点信息不足这样的消极条件,也有为积极上演无记名性的因素所下的功夫。其中之一就是,对吟咏乐府《白苧词》的设定。乐府并非是属于特定人物(诗人)的诗歌,而是在普通百姓中传唱的歌谣。张籍在此吟咏那首歌谣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表明一种态度,即要使诗歌与自己作为创作者的特权性之间保持距离,也就是以舍弃自己的个性来与普通百姓共鸣。而尾联的手折柳枝赠送旅人的行为也属于一种民间习俗,这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如此一来诗中添加了一些接近民风习俗的行为,并以此使得诗中张籍这个特殊人物的记名性稀薄开来,取而代之的是,得以添加了一种毫不焦躁而心平气和的歌谣性。

下面这首诗歌《蓟北春怀》可能与上一首诗属于同一时期所作,或可谓所言相同。在这种具有歌谣性质的诗中,假如没有“蓟北”(诗题与第七句)这样具体的地名,就很难能看出这首诗会是一首张籍自身体验性的作品。

蓟北春怀

张籍

渺渺水云外,别来音信稀。

因逢过江使,却寄在家衣。

问路更愁远,逢人空说归。

今朝蓟城北,又见寒鸿飞。

(大意)我身处远离故乡的水天另一方,自从离别以来与家里音信渐少。因见到了去往长江以南的使者,我得以托付他送来我在家穿过的衣服。每当被问起通往故乡的路时,我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故乡远不可及的悲伤之情;而每与旅人相逢,口中也就下意识地说起归乡之情。今日清晨在蓟州城北我又看见了成排的大雁向北飞去(可见寄给故乡的书信还是没有收到啊)。

包覆在这首诗上歌谣性的气息是因何而作成的呢?要想讲清楚并不容易。然而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诗中既没有带入作者自身压抑沉重的切实体验,也没有什么强加于人的东西。

根据传记性研究成果,此时张籍的蓟州之行,好像是以追寻仕途上进之道而去干谒为目的的。干谒的结果以有头无尾的失败而告终,张籍失意之中去造访正在邢州的同学王建,而后返回了故乡和州[69]。在蓟州受思乡之念的驱使,写下这首诗篇的张籍,正处在挫折与绝望之中[70]

第四句的“却寄在家衣”值得关注。“寄衣”在诗歌世界中,尤其是指妻子为身在远方的丈夫(尤其是出征士兵)寄送衣物(尤其是冬衣)的行为;总之那表达了女性纤柔的爱情。这样的情节在张籍所作的乐府《寄衣曲》中也可知晓[71]。张籍在诗中重要的地方巧妙使用了这个词语,于其中既寄托了绵绵思乡之情,又抑制了张籍自己作为男性的视线,同时还在诗中创作出了一个“作品中的第一人称”。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这首诗中将直接紧贴在作者张籍身上的愤懑之情远远地消退了下去,代之以不可思议的透明的悲哀之情。

这样一首诗歌,如果单纯地将其理解成为是一首从作者体验中创作出来的记名性作品而已的话,那么张籍创作此诗时所用的巧思妙想就可能会被白白地忽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