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蒋寅就姚合的武功体指出了两个特征。其一是，追加了“懒吏”的意象；其二是发现了生活中的诗意小景。在合并二者的基础上，蒋寅将武功体定位为吏隐文学的新发展。
总结本论之际，在参考蒋寅的见解的同时，本文旨在给予姚合武功体一个在文学史上的定位。
唐代的吏隐文学被认为是以韦应物和白居易为中心轴，向着一定的大方向展开的。即使其中的“吏”与“隐”要素二者都并存，但是要从这个大方向上脱离开来的话，这样的诗歌至少在唐代中后期将其认定为吏隐文学都是不妥当的。因为按照当时的诗人意识来看的话，这些诗歌尚且不是根据所谓“吏隐文学”创作出来的。
所谓其一定的方向就是要在攫取官的富贵的同时，还期望获得一个所谓“隐”的即“从官的价值观到自由的空间”的方向。
然而，唐代社会能够接纳像陶渊明那样高歌《归去来兮辞》而归隐遁世的余地，早已所剩无几了。唐代全社会正在加强形成为一个有机一体的统一体，再也不容许像隐遁者这样非“社会性的”异类的存在。科举制度已织就出一个收罗人才的天网，知识人已无法从中轻易逃出；那个要隐身于社会且独善自在而自己自足的地域共同体，早就被四散扩张的商业经济体所吞没而正在陆续解体。相反，在这样的趋势之中，知识人同时也了解到，他们正在凭借努力而逐渐接近富贵并使得富贵触手可及，而那些富贵却曾是非高门士族出身而无法得手的。正因为如此，这些知识人才在自发地投入到科举的天网之中。对于置身于如此时代中的士人们来说，“辞官·隐遁”的决断就只能给人留下一种违反人情本性并难于被社会接纳的印象。陶渊明的评价之所以在唐代前期一直没有走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83]。
然而韦应物所考虑的却是，将官的富贵与由官而得的自由（幽居）如何同时得手的一种吏隐思想。韦应物在历任滁州、江州、苏州等刺史大官的同时仍能作出吏隐诗，考虑到这种吏隐的内在实质，其事实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意义。而吏隐，早已不再是什么仕途不顺者的专利了，那已成那些为官荣达且富贵得手的人，在为了不失官场富贵的同时仍能得到“隐”的精神自由的一种富有思想性的方法了[84]。对于继承了韦应物吏隐诗来创作闲适诗的白居易来说，就更增强了这种倾向性，而同时也再次使这种方法得到了确认。
这样一来，作为结果的“隐”的世界就变成即使不必使用辞官遁世这样的猛药也能得手的这样一种身边常见的生活方式。而就其实际情况而言，享受吏隐就变成一种所谓富有者的特权了。他们在长安或洛阳城内的私邸内营建精心巧思的池苑，其宅邸就是他们享受“隐”的世界，而他们对于营造装修相互夸耀，也就变成一种文雅的文人游戏[85]。韦应物后期的吏隐诗，以及作为其后续发展的最终形态的白居易的闲适诗，就是这种文化的一种代表性的表现。
考虑到中唐时期吏隐诗的如此发展就知道，蒋寅的那种以姚合武功体包含“吏”与“隐”的要素为由就将其看作是吏隐文学的见解，并不妥当。倒不如说是与吏隐文学具有不同的结构，武功体在文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才会得以正确的理解。也就是说，武功体位于张籍闲居诗的谱系之中的，而且是闲居诗的一种特殊化了的发展形态。
然而另一方面，蒋寅所指出的①“懒吏”意象的追加、②生活中诗意小景的发现，作为武功体的两个特征倒值得借鉴。
正是张籍在《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中特别留意的那些被富贵法则所忽视掉的身边琐事，才使得元宗简的闲居生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些琐事或者是喝醉时手拄的“斑藤拐杖”或者是闲暇时倒身俯卧的“楠木树瘤做的床榻”（《其六》“醉倚斑藤杖，闲眠瘿木床”），等等，充斥在作品的整个世界中。张籍确立了一种以小见大的方法，即将视线聚焦到这些细节上去，并以此来阐明至今无法看见的闲居世界的意义。姚合在武功体文学中描写生活小景的手法，肯定是从张籍闲居诗中汲取而来的。
而另一方面，“懒吏”意象则在张籍的闲居诗中无法看到其原貌，似乎可以说更多则是关乎姚合的独创。即便如此，在这里也不能忽视张籍的影响。
张籍在任太常寺太祝期间所作的闲居诗中，常常吟咏感叹自己因心身不适而无法担任吏务。这对于张籍来说是不得已的结果，自己的懒惰并不是什么让人喜欢而可大肆宣传的。但是姚合“懒吏”的原型，则可以说是必定在张籍闲居诗中出现过的。
下面列举的张籍的四首诗，分别是太常寺太祝在任期间的①②，与因眼疾而辞官闲居时期的③④。（详细说明参照《张籍闲居诗的成熟》一章）
①早春病中
张籍
羸病及年初，心情不自如。
多申请假牒，只送贺官书。
幽径独行步，白头长懒梳。
更怜晴日色，渐渐暖贫居。
（诗歌大意参照张籍章第一节）
②早春闲游
张籍
年长身多病，独宜作冷宫。
从来闲坐惯，渐觉出门难。
树影新犹薄，池光晚尚寒。
遥闻有花发，骑马暂行看。
（诗歌大意参照张籍章第一节）
③夏日闲居
张籍
多病逢迎少，闲居又一年。
药看辰日合，茶过卯时煎。
草长晴来地，虫飞晚后天。
此时幽梦远，不觉到山边。
（诗歌大意参照张籍章第一节）
④酬韩庶子
张籍
西街幽僻处，正与懒相宜。
寻寺独行远，借书常送迟。
家贫无易事，身病足闲时。
寂寞谁相问，只应君自知。
（诗歌大意参照张籍章第一节）
从这些闲居诗中所显现出来的张籍，是一个不堪职务辛劳而只能居家静养的病人。——诗①提交了疾病疗养的申请，一个人走在没有行人的小路上，悲叹不已；诗②苦于久病，索性看破世事不如就这样被埋没在“冷官”中吧；诗③因疗养疾病而家居一年有余，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梦想着既然如此不如索性走向远山去吧；诗④自嘲自己就适合躲在西街巷子的寂静一角里无精打采地待着。
限于其诗中所描写的人物而言，就是一个没有担当公职的欲望和能力的“懒吏”。而且最能意识到其“懒”的就是诗人自己。诗①中的“白头长懒梳”描写了连衣着外貌最低限度的束发都无心梳理、年老昏聩精神恍惚的样子；诗④中的“正与懒相宜”描写的是无精打采地躲在小巷里不出门的样子，而意在强调其“懒”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张籍本人。
张籍在其闲居诗中将自己描写成了一个“懒”的形象，而姚合对此是知晓的。对于张籍这种“移病闲居”（白居易《与元九书》句）在家、无奈只能慵懒无为的情况，姚合虽说也并非不知；然而另一方面，就在这样慵懒的风景中，人们认为是姚合发现了一个至今文学史上尚未曾有过的新鲜的人物形象。
下面就以《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的其二与其七来举例说明。
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二
姚合
方拙天然性，为官是事疏。
惟寻向山路，不寄入城书。
因病多收药，缘餐学钓鱼。
养身成好事，此外更空虚。
其七
姚合
客至皆相笑，诗书满卧床。
爱闲求病假，因醉弃官方。
鬓发寒唯短，衣衫瘦渐长。
自嫌多检束，不似旧来狂。
其二诗中姚合说的是，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于官府勤务，试着继续寻找通向大山（隐遁的世界）的道路，为了保重身体而试着采药，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而试着开始钓鱼。总之，描写的都是厌烦吏务而无法投身的样子。张籍是因病而不得不离开的吏务；而对于姚合来说，他话锋一转说是因为自己性格不适于吏务而无法勤奋工作的。
其七诗中，姚合的态度则变得更为彻底。并非由于疾病，而就是因为就想“闲”着而提出了休假申请（“爱闲求病假”）。既已写到这里，那就是故意放弃职务，就是怠工。如果说其二诗中还是消极被动的怠工的话，那么其七诗中就是迈步走向了积极能动的怠工。懒吏的意象，在此被明确地提示了出来。
姚合为何将自己描写成一个“懒吏”呢？
这个问题，恐怕与下面这个问题具有相同的含义，即，当时的诗人们，为何能够接受如此描写懒吏的姚合的诗歌呢？
姚合赴任武功县主簿是在长庆元年（821），《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即为其在任中的作品。这一年是由元和改称年号的第二年，历史纪年上虽是再偶然不过，但是，文学史上却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年。
元和是科举官僚实现了进入社会上层的时代。他们作为这个社会新的主人公，认为他们应该去参与和解决政治文化上的所有课题，如古文运动、讽喻文学的抬头等，一句话，这些都是从文学中寻求士人的伦理性而兴起的同根现象。而在政治世界中，讨伐不顺藩镇也是由士人的政治责任感作了后盾的结果，对他们来说自尊心与使命感也在增强[86]。因此，宪宗就巧妙地吸收了他们的热情，并以此贯彻实现了号称元和中兴的政治改革。
然而就在元和要改为长庆之际，那曾经裹挟着科举官僚们自尊心与使命感的热情却明显地逐渐冷却下来。实际上，其倾向性是在元和十年刚过完之际，就已经呈现出了端倪的（参照注释17）。
姚合在任魏博节度从事时期（元和十二年至元和十五年），业已诉说过了“老、病、贫、贱、束缚”的苦痛，并期望辞官归隐，可谓开启了可称为武功体萌芽的文学风格。而长庆元年在赴任武功县主簿的同时，姚合完成了以“懒吏”情绪为中心的武功体文学。元和文学所释放的热情与武功体文学所酝酿的倦怠，虽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但是两者之间的交替轮换也并非偶然。当时的士人无法再持续维持自尊心和使命感，他们的精神可谓正在从内部逐渐崩溃坍塌了下来。
那么为什么姚合吟唱“懒吏”的反伦理的文学并没有受到批判而得以继续下去了呢？那是因为当时的士人们既耗尽了他们早就持有的自尊心与使命感，同时他们也消磨掉了他们崇高的伦理性，而武功体文学中也就渗入了士人们如此空虚的情感。
科举制度的充实，为那些迄今为止尚与上层社会毫无瓜葛的中下层士人们提供了一个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曾经裹挟着元和士人们的那股异常的激情与朝气，应该反映了所谓这个社会流动化的一种巨大的地壳变动。然而，当这种社会流动达到一定的饱和状态之际，科举制度反而会从制度层面上，能够持续生产出一大批科举未能及第以及即使及第也只能沉沦为底层小官的郁不得志的士人们。而张籍就会成为那些初期牺牲者的一个代表性格式。张籍从官的富贵中被排挤出来、在郁不得志中所创作出的那一批闲居诗，提出了闲居与尚俭的美学，并以此而不期而然地为那些郁不得志的士人们的意识世界做了一个代言。
姚合从张籍闲居诗中，将其对生活细节的仔细观察，以及对职务上的慵懒情绪都汲取了出来，并以此创作出了武功体文学。从张籍到姚合，这种尚俭与慵懒的美学被继承了下来，而正是标榜这种美学的文学流变，才甩开了元和文学，从而开拓出了一片晚唐诗歌的新天地。
【注释】
[1]由贾岛的《就可公宿》诗，姚合的《过无可僧院》诗、《过无可上人院》诗等可知，无可的僧房，贾岛、姚合他们也常常顺便造访。另外，无可亦似与长安城内青龙寺或终南山之一峰白阁峰的佛寺关系匪浅。《金石萃编》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幢》以“白阁僧无可书”为题，末尾则署有“太和六年四月十日建”。
[2]郭文镐《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江海学刊》1987年第4期），以及同作者《姚合仕履考略》（《浙江学刊》1988年第3期）。
[3]新出土的《姚合墓志》（全称《唐故朝请大夫秘书监礼部尚书吴兴姚府君墓铭》）中有“田令公镇魏，辟为节巡官，始命试秘省校书，转节度参谋，改协律，为观察支使”。身为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的僚佐，姚合曾历任节度巡官、节度参谋、观察支使，其间可知姚合以京衔兼任试秘书省校书郎，其次兼任太常寺协律郎。
[4]作为初期之例，可见《新唐书·姚合传》卷一二四“（姚）合，元和中进士及第，调武功尉，善诗，世号姚武功者。”另见《四库提要》卷一五一《姚少监诗集十卷》“开成末，终于秘书少监。然诗家皆谓之姚武功，其诗派亦称武功体。以其早作武功县诗三十首为世传颂，故相习而不能改也”。
[5]参照张震英《诗句无人识，应须把剑看——论姚合反映幕府戎旅题材的作品》（《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4卷第5期，2002年）。文章列举了姚合《闻魏州破贼》诗“生灵苏息到元和，上将功成自执戈。烟雾扫开尊北岳，蛟龙斩断净黄河。旗回海眼军容壮，兵合天心杀气多。从此四方无一事，朝朝雨露是恩波”。
[6]朱庆馀《夏日题武功姚主簿》、殷尧藩《署中答武功姚合》。另外，就殷尧藩诗作，陈贻焮等人所著《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册，项目执笔者陶敏）认为，因现行殷尧藩诗集中混杂有元明时期诗篇，故而关于此诗亦尚有伪托之疑。待考。
[7]贾岛《岐下送友人归襄阳》诗中有“蹉跎随汎梗，羁旅到西州。举翮笼中鸟，知心海上鸥。山光分首暮，草色向家秋。若更登高岘，看碑定泪流。”由首联“随着漂泊而岁月蹉跎，一路羁旅来到西州”可知，贾岛在长途旅途的最后，费尽辛苦来到“西州，即岐山山麓的凤翔”。另外，此诗的季节也可由第六句“草色向家秋”推定为晚夏，与朱庆馀所吟咏的夏之《纳凉》诗一致。
[8]有名的一个例子即为王昌龄于开元二十七年降职岭南，次年北归途中顺访襄阳孟浩然。
[9]《册封元龟》卷一三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中、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九等均记述有姚合赴任万年县尉前后曾就任富平县尉，但在本人及友人之同时期资料中尚未可见。待考。
[10]曹丕曾看望过病卧于漳川之滨的刘桢。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二中有“余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
[11]姚合于太和元年（827）冬至次年秋，作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赴任洛阳（郭文镐《姚合仕履考畧》），其间亦召集友人举办了诗会。姚合《洛下夜会寄贾岛》诗云：“洛下攻诗客，相逢只是吟。夜觞欢稍静，寒屋坐多深。乌府偶为吏，沧江长在心。忆君难就寝，烛灭复星沈。”另外，作为同时期诗作，马戴《雒中寒夜姚侍御宅怀贾岛》诗云：“夜木动寒色，雒阳城阙深。如何异乡思，更抱故人心。微月关山远，闲阶霜霰侵。谁知石门路，待与子同寻。”这里聚集的诗人应该并非马戴一人，上述两首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同时期的诗作，未详。
[12]贾岛《送姚杭州》、刘得仁《送姚合郎中任杭州》。两诗韵母相同，可推定为同席同赋之作。
[13]殷尧藩大中七年至八年，应湖南观察使李翱的征召而赴任长沙，太和八年辞去幕府之职来到杭州。恰逢元和九年姚合以刺史赴任杭州，贾岛亦造访了此地。而以姚、贾二人送别殷尧藩两诗为据，来指出贾岛的杭州之行的，除了李嘉言的《贾岛年谱》以外，《唐才子传校笺》卷六《殷尧藩》（吴企明执笔）亦对此更追加了证据并予以了确认。
[14]《宋高僧传》卷十八《唐钟陵龙兴寺清彻传》中有“释清彻……初于吴苑开元寺北院，道恒律师亲乎阃奥深该理致”。
[15]无可于金州所作之诗有：《陪姚合游金州南池》（一作《金州夏晚陪姚合员外游南池》）、《金州别姚合》《金州冬月陪太守游池》《过杏溪寺寄姚员外》等计四首。且最后一首诗中“杏溪”乃流经金州之汉江支流；且诗题所记官名“员外”乃指赴任金州刺史之前姚合前任京官之户部员外郎，由此可判明此诗实乃这一时期之诗作。无可滞留金州的时间，乃从冬至夏延至半年之久。项斯则有诗《赠金州姚合使君》一首。
[16]李余科举及第后，虽赴任湖南观察使从事，无奈以小官落魄终生。李氏以乐府诗创作引人瞩目。元稹《乐府古题序》中有“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余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豫因选而和之”（《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
[17]姚合落第时所作《下第》诗写有“枉为乡里举，射鹄艺渾疏。归路羞人问，春城赁舍居。闭门辞杂客，开箧读生书。以此投知己，还因胜自余。”此外，《寄杨茂卿校书》诗中有“到京就省试，落籍先有名。惭辱乡荐书，忽欲自受刑。还家岂无路，羞为路人轻。决心住城中，百败望一成”等句。而且在科举及第后所写《及第后夜中书事》中，忘却了自制心而写道：“夜睡常惊起，春光属野夫。新衔添一字，旧友逊前途。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爱花持烛看，忆酒犯街沽。天上名应定，人间盛更无。报恩丞相閤，何啻杀微躯。”可见其及第后欢欣雀跃的心情。
[18]沈亚之《送韩北渚赴江西序》（《全唐文》卷七三五）：“今年春，进士及第，冬则宾仕于江西府。且有行日，其友追诗以为别”。此首送序，应该是沈亚之与姚合诸人聚集并同席送别宴之际，作以唱和的吧。
[19]姚合诗其二“内殿臣相命，开樽话旧时。夜钟催鸟绝，积雪阻僧期。林静寒声远，天阴曙色连迟。今宵复何夕，鸣珮坐相随”。此诗曾讹传为马戴的唱和诗，而混入了姚合诗作。但实际上二者多少有些文字上的异同。
[20]姚合缺席下的“姚合诗歌集团”也举办过诗会。作为其中一例，可列举姚合《和厉玄侍御无可上人会宿见寄》诗，从中可判明厉玄与无可二人亦曾举办过诗会。然而姚合缺席下的诗会，次数也少，参加者亦不多。亦可理解为在他们之中，姚合起到了领衔带头的发起人作用。
[21]举一例来说明李廓的话，姚合则有《寄鄠县尉李廓少将》《送李侍御过夏州（一作：送李廓侍郎）》《新居秋夕寄李廓》《酬李廓精舍南台望月见寄》，贾岛作有《酬鄠县李廓少府见寄》《净业寺与前鄠县李廓少府同宿》，雍陶作有《送前鄠县李少府》等诗寄予李廓。由此可知李廓亦为姚贾集团的一名重要人物。
[22]无可造访金州刺史姚合，由冬至夏逗留了半年以上之事，注（15）已有所述。根据吴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无可寄赠姚合的诗作有十二首，而相反姚合寄赠无可的则有九首。对于姚合而言，除去贾岛，往来唱和诗数最多的就是无可。此外，无可有三首诗作寄赠贾岛，而相反贾岛则有四首寄赠无可。
[23]周贺乃法号清塞的一名佛僧。曾于姚合任杭州刺史时拜访过他，得其赏识后还俗。之后与姚合开始亲密交往。《唐才子传》卷八“清塞”条目有“清塞字南卿。居庐岳为浮屠。……宝历中，姚合守钱塘，因携书投刺，以丐品第。合延待甚异……因加以冠币，使复姓字。”若据注22吴汝煜上述著作，周贺寄赠姚合之诗有五首，不过相反姚合寄赠周贺之诗则未有遗存。
[24]关于姚合奖掖后进，白爱平《姚合贾岛诗歌的常时接受》（《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二十八卷，2006年第3期）一文中有所初步研究。
[25]《唐才子传》卷六《郑巢》条目有“郑巢，钱塘人。大中间举进士。诗姚合号诗宗，为杭州刺史。巢献所业，日游门馆，累陪登览燕集，大得奖重，如门生礼然”。至今尚留郑巢写给姚合的献诗三篇。
[26]《新唐书·李频传》卷二〇三有“李频字德新，睦州寿昌人。少秀悟，逮长，庐西山，多所记览。其属辞，于诗尤长。与里人方干善。给事中姚合名为诗，士多归重，频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奖挹，以女妻之。”文中的方干，亦为姚合诗歌集团之一员。
[27]若包括前述资料来做以摘要的话，则有：周贺《赠姚合郎中》中有“门馆多逢请益人”、刘得仁《上姚谏议》中“终计依门馆，何疑不化鳞”、方干《哭秘书姚少监》中“入室几人成弟子”等句。
[28]如前述有：周贺《赠姚合郎中》中“望重来为守土臣，清高还以武功贫”、刘得仁《上姚谏议》中“名因诗句大，家似布衣贫”等。
[29]作于此诗之前，先行寄给姚合的是贾岛的《酬姚少府》。其中亦提及了诗集选编定稿之事。“刊文非不朽，君子自相于”（你将我与不朽无缘的拙作选编出来，令我诚惶诚恐且不胜感激。你已身为杰出的大人物，还挂念并照顾关切着我）。而作为科举应试的一项准备，秋天之前就将所作诗篇冠以“秋卷”为题选编审定、并将其作为行卷呈送给有权有势之人，这是晚唐时代的一种习惯。这部《秋卷》就是姚合为贾岛而选编审定的。
[30]就姚合生卒年月及其最终官职秘书监，据近年出土的“唐故朝请大夫守秘书监赠礼部尚书吴兴姚府君墓铭并序”（下作“姚合墓志”）已可明察。从而称姚合诗集为《姚少监诗集》实乃基于误解之误称。且其最终官职历来被称为悬案。郭文镐于《姚合仕履考略》（《浙江学刊》1983年第3期第48页）中将其疑点整理如下：姚合官秘书监，有罗振宇《李公夫人吴兴姚氏墓志跋》（《贞松老人遗稿（丁戊稿）》为证，其云：“此志夫人从子乡贡进士潜撰，称夫人……秘书监赠礼部尚书我府君之女弟也。”该墓志为姚合子姚潜撰，共称父“秘书监赠礼部尚书”，当不致有误。《新传》《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等亦俱谓合“终秘书监”。徐希平同志《姚合杂考》尤不信，云：“方干有《哭秘书姚少监》诗，又有《过故秘书姚少监宅》，可知“姚监”者，“姚少监”之省称也。”《全唐诗》卷六五〇方干《哭秘书姚少监》，《文苑英华》卷三〇四恰作《哭秘书姚监》，《全唐诗》误，姚监固非姚少监之省称矣。
[31]四库提要《姚少监诗集》条目中记有：“（毛晋）又称得宋治平四年王颐石刻武功县诗三十首。其次序字句。皆有不同。”此即为单行本行世的证据。
[32]如在同等级别的县中，主簿乃位居县尉之上的官职；而在不同等级的县中，却不受此限。作为帝都第一等级的万年县县尉（从八品下），则位居京畿郊县武功县主簿（正九品上）之上。
[33]苏绛《贾司仓墓志铭》（《全唐文》卷七六三）中记有“会昌癸亥岁七月二十八日。终于郡官舍。春秋六十有四”。
[34]贾岛诗题《喜姚郎中自杭州回》中所见“郎中”，即姚合所任京官中最高官历（此郎中乃时任杭州刺史前之“户部郎中”），依惯例添于姓后之称谓。
[35]《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州郡下有“县令”：“大唐，县有“赤”（三府共有六县）、“畿”（八十二）、“望”（七十八）、“紧”（百一十一）、“上”（四百四十六）、“中”（二百九十六）、“下”（五百五十四）七等之差（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余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县”。
[36]参照本章结论所示的封演《封氏闻见录》卷三《八俊》，以及白居易《策林》三十一。另，之所以称监察御史实乃通往新锐精英之路的特别官职，是因为在由吏部任命（铨选）的六品以下的官职当中，不过正八品上而已的监察御史却是采，采取由皇帝亲自任命（敕授）的形式来选拔的，可参照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联经出版，2008年）《第一章 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中《第三节御史的选任》。另外作为具体例子来说，参加王叔文等的永贞改革而下台的柳宗元与刘禹锡，当时就是分别经由“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的经历而一路荣升上来的。另见传奇《人虎传》（中岛敦《山月记》蓝本）中亦有“袁傪经由监察御史而出人头地”的记事，监察御史的社会评价之高，亦可由此可见一斑。
[37]畿县并不限于长安，洛阳与太原等城市周边也有分布。而在畿县之中，以长安周边畿县的评价为高。
[38]《太平寰宇记》卷二七关西道三·雍州三“武功县”中有“（长安）西北一百四十里”。
[39]《太平广记》卷一七〇“幽闲鼓吹”“顾况”条中，“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40]赖瑞和所引用的是，白居易在任秘书省校书郎之际，写诗曰“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起、吕二炅、吕四颎、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元，时为校书郎”。诗中有“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
[41]关于俸钱数额，参照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第六章《文官俸钱及其他》。另，因该著中并无观察支使一项，故援引掌书记俸钱以作参考。《册府元龟》卷五〇八有：“观察支使一员，其俸料春冬衣赐仍准掌书记例支遣”，由此可推测观察支使的地位待遇与掌书记大体相同。另可见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支使”一项说明：“观察支使的地位，未必在掌书记之下”（48页）。而且官僚的俸给中既包括每月支遣的月俸钱，还包括每年配给的禄米这两项，可以推测，姚合的禄米就是按照京衔的校书郎及太常协律郎的规定来配给的。砺波护《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90年）118页《第一部 唐宋变革与使职》《第三章 唐代使院的僚佐与辟召制》中有：“自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前半的时期中，支付给使院僚佐们的月俸钱，数额分别如此表所示。他们根据在使院幕职官的地位上下来分等级领取俸钱。而要问及禄米是按何标准来配给的，我认为则可能是按照他们所任检校兼试的职事官官品来配给的。”
[42]节度使军府并非就不讲文化。田弘正虽起于军营武夫，但他在做了节度使后却很尊重文化。《旧唐书》卷十四《田弘正传》有“（田）弘正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视事之隙，与宾佐讲论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公史例十卷》，弘正客为弘正所著也”。田弘正对姚合的看重与善待也是一种尊重文化的表现。然而军府毕竟是军府，而且魏博镇还处于对峙叛乱藩镇的最前线。此外，关于节度使幕府的文化环境，还可参照注释12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第二章《使府中的文化氛围》。
[43]《姚合墓志》中有“韩文公尹京兆，爱清才，奏为万年尉”。据此，姚合拔擢为万年县尉，得于京兆尹韩愈的推举。若此为事实，则堪为姚合传记研究的一大发现。
[44]陶敏年谱按照《册府元龟》卷一三一《帝王部·延赏第二》中“（宝历）二年四月，以姚元崇玄孙前京兆府富平县尉合，为监察御史。以宋璟曾孙前太常寺大乐署令坚，为京兆府富平县尉”的记载，认为姚合于此时辞去了富平县尉，而万年县尉的卸任是在富平县尉就任以前。对于此点，郭文镐年谱以及朱关田墓志题记中，皆无富平县尉就任一事。本文依据后者之说。
[45]据《（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2001年版）第三册（项目执笔：陶敏、汤丽伟）的注释有：“锁闱，即琐闱，指门下省。……时姚合在门下省给事中任，故云”。不过，姚合在门下省的官职是左谏议大夫以及与其后的给事中等两个官职，不应只限于给事中。
[46]姚合自己其后又升任为中书省右谏议大夫（正四品下）与秘书省秘书监（从三品）。也可参照结论部分。
[47]括号中的文字是根据砺波护《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第159页而做的补注。而“不入”二字若根据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导言》第30页则可知是两个衍字。
[48]值得注意的与吏隐诗相关联的是，蒋寅《“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5月第4卷第3期）。另外，与白居易闲适诗相关联的是，中木爱《姚合诗歌中的闲适要素——以与白居易相关联为中心》（《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54号）。
[49]《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二十六的颈联指的是“道友怜蔬食，吏人嫌草书”。
[50]关于“幽居”“闲居”“闲适”等用语，在这里事先将本书的基本立场与用法做以整理。“幽居”意味着一种官场规则力所不及的生活。所谓官场的规则指的是动用权力与富贵以及官僚组织时所必要的规则（束缚）。即幽居是以放弃官宦的权力与富贵为代价，而获得不受束缚的自由的生活。直截了当地说，幽居象征着一种隐者的生活。
[51]山田和大《论韦应物的苏州刺史时期——诗歌系年与吏隐意识》（日本中国学会《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六十二集，2010年）有：“韦应物于滁州时期在追求吏隐和谐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厌官的态度，但到了晚年的苏州时期则不再流露不满且实现了吏隐和谐的心境”，借此指出滁州时期以降韦应物吏隐思想曾出现过变化。
[52]白居易《吴郡诗石记》中“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及今自中书舍人间领二州。去年脱杭印，今年佩苏印。……韦在此州。歌诗甚多。有《郡宴诗》云“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最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传眙将来。……宝历元年七月二十日。苏州刺史白居易题。”文中的《郡宴诗》即为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是一篇将闲居的滋味、文雅游玩的高昂情绪合起来吟咏的佳作，广为人知。
[53]白居易又接着叙述“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其“古人云云”是《孟子》中的“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滕文公下》），即指所谓“兼济、独善”说。白居易用此说作为闲适诗的逻辑根据。
[54]“退公”见《旧唐书》卷一百六《韩愈传》中“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际，则相与谈
，论文赋诗，如平昔焉”所述，广义上指勤务时间以外，并不意味着所谓开除公职的负面的状态。
[55]下定雅弘《论《与元九书》的“独善”——及其观念的二重性》（同《读白氏文集》勉诚社1996年，第372页）详论了此点。根据下定氏的解释：“独善”是①即使继承了孟子所谓“兼济、独善”的“独善”的原意（穷而不失义），以及②追求自己本身的快乐舒适这两个含义。白居易的闲适诗却在表面上标榜前者的同时，内在却创造出了包括了两个“独善”的世界。然而从左迁江州期间过半开始，根据后者对“独善”的理解逐渐地增加了闲适诗。而且后者的“独善”含义按照下定氏的说法，并非白居易所独有，同时代的韩愈也曾共有之，即所谓韩愈《争臣论》中的“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另外还有韩愈《后廿九日复上书》中的“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这两段引文中的“独善”用法即相当于白居易后者的含义。
[56]《秋池二首其一》中有“身闲无所为，心闲无所思。况当故园夜，复此新秋池”（部分）；《咏兴五首·出府归吾庐》中有“身闲自为贵，何必居荣秩。心足即非贫，岂为金满室”（部分）。
[57]白居易此次为服丧而返回下邽家居，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母亲，他也将其视为自己这些年来的一段令人沮丧的仕途挫折，并沉浸在犹豫的心情之中不能自拔，这些从当时的作品中即可管窥一斑。而这种沉浸于忧郁之中的生活，就是闲居。
[58]《论语·雍也篇》有“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59]根据四类分法，拥有闲适部分的是编于长庆四年的《长庆集》整五十卷；而从太和二年（828）编成的《后集》五卷就变成分为格诗（古体诗）与律诗（近体诗）的两分法。然而《后集》以降，实质上与其说是作闲适诗，不如说多产的闲适诗几乎覆盖了全部的作品。
[60]下定雅弘《读白氏文集》（勉诚社，1996年）中认为，讽喻诗与闲适诗的概念化形成是在白居易写成《与元九书》的左迁江州司马时期。“正因为白居易早年就对闲适怀有强烈的爱好，所以是在京官、下邽、复官三个时期，追求闲适的诗歌才逐渐成熟起来的。因此，对闲适的爱好且在其境遇使然之时，大量的诗作群才能成为“闲适诗”归类的前提。话虽如此，但是，这些诗篇存在的事实本身并未告诉我们其存在的意义，且爱好本身并不等同于赋予意义，而使得这些诗篇的特质与存在意义得以自觉认识的，是江州的穷困境遇。白居易所谓的“余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也主要是就江州现今的境遇而言的。被剥夺了实现兼济平台的白居易，不得已只能寄希望于独善了。而为了肯定其自我生存方式且肯定自己的诗作、并为二者找到根据，白居易所考虑的就是对应“兼济”“独善”的“讽喻诗”与“闲适诗”的理论。”（同书第143页）
[61]裴垍元和三年就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卒于元和六年。《旧唐书》卷一四八《裴垍传》“元和初，召入翰林为学士，辅考功郎中，知制诰，寻迁中书舍人。……元和五年，中风病。宪宗甚嗟惜，中使旁午致问，至于药膳进退，皆令疏陈。疾益痼，罢为兵部尚书，仍进阶银青。明年，改太子宾客。卒，废朝，赙礼有加，赠太子少傅。”
[62]白居易七十一岁时以刑部尚书之衔拜官之后，仍然领受着半俸（官俸的一半）。
[63]作为前期“辞官＝归隐”选择的结果，某种隐的生活虽然并不入“吏隐”的范畴，但其隐的场所主要是寺院。而到了后期即使做了地方大员刺史，还是如滁州刺史退任后闲居永定寺时所作的《寓居永定精舍》那样，住在了寺院（参照注3山田论文）。对韦应物而言，似乎一贯是将寺院视为一种适宜“隐”（闲居）的场所。
[64]张籍《移居静安坊答元八郎中》诗中写道：“长安寺里多时住，虽守卑官不苦贫。作活每常嫌费力，移居只是贵容身。初开并浅偏宜树，渐觉街闲省踏尘。更喜往还相去近，门前减却送书人”。将这里的靖安坊宅说是“移居只是贵容身”，从敢于谦逊其狭促这一点上来看，可能是购入的私邸。元宗简从诗题中的“郎中”（左司郎中或仓部郎中）升任到京兆少尹是在长庆元年晚春，该诗乃其前所作。
[65]刑部侍郎就任之前，从五品上的考功郎中更历任至正五品上的中书舍人。
[66]下定雅弘《关于柳宗元诗体的问题——从以元和十年为界的古体到近体的变化》（《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6集，1984年），及同作者《韩愈的诗作——从其古体优势到近体优势的变化》（《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0集，1988年）中有详论。前文中有“白居易因武元衡暗杀事件的过早上书而受责难，于元和十年秋被贬为江州司马。他的诗以此时为界，律诗绝句的创作量激增，古体的创作量也随着波动逐渐减少。元稹于元和九年以后，律诗绝句的创作量经常超过古体，而元和十四年以后就只专心创作律诗绝句。韩愈也似乎于元和十年后律诗绝句的创作超过了古体诗”（第115页）。后文中有“与韩愈诗作中可见的变化相类似的现象，也可见于柳宗元诗作。在结束了整整九年的永州流放生活后，从元和十年正月返回长安开始，柳宗元的诗作中也以近体诗占优势。白居易也是如此……。虽说各人诗体的变化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大家相同的是，在要获取朝臣身份的激情时代逝去的同时，近体诗的时代也在到来”（第91页）此处若要追加，则孟郊于元和九年、李贺于元和十一年相继死去而离开了诗坛。
[67]是寓居（郡斋或寺院）还是经营自宅，两者之间的对立在韦应物的身上既已被意识化了。下面这首，赴任苏州刺史时所作的《新理西斋》诗中，韦应物在打扫郡斋庭院后，抒发了一通感慨：“始见庭宇旷，顿令烦抱舒。兹焉即可爱，何必是吾庐”。这里的韦应物将想拥有“吾庐”（私邸）的自然的愿望，有意识地压抑了下去。而在被贬之地的江州经营庐山草堂的白居易，则轻轻一跳就越过了韦应物下定决心才定下的这一条界线。
[68]《全唐诗》中可见的“稳卧”，除了姚合的这首诗以外，白居易仅有于太和三年（829）所作的《劝酒十四首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中有“不如来饮酒，稳卧醉陶陶”的一例，而元和十年姚合所作的这首诗可谓先行一步。另外，这里的“稳卧”是姚合根据杜甫的《王十七侍郎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中“老夫卧稳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开”一句而来的。
[69]对留在这“山”（故乡、在野）中的友人的思慕之情，在其后姚合文学中也演变出各种形式并被继承了下来。那应是折射出姚合自身归隐愿望的一种投影，当然也不应忽略了还有一种质朴而亲爱的思念也在其中。
[70]马戴作有《寄金州姚使君员外》来唱和姚合此诗；贾岛与无可应姚合之邀造访过金州，无可作有《陪姚合游金州南池》《金州别姚合》《金州冬月陪太守游池》《过杏溪寺寄姚员外》等四首；喻凫作有送别贾岛金州之行的《送贾岛往金州谒姚员外》一首；项斯作有《赠金州姚合使君》一首。上面这些诗人皆是以姚合为中心诗歌集团的成员。参照《呼朋唤友的姚合》一章。
[71]郭文镐《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江海学刊》（文史哲版）1987年第4期）：裴度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从淮西讨伐回朝之际，姚合作有《送萧正字往蔡州贺裴相淮西平》一诗，而并非是在魏博所作，以此为根据，可知此刻姚合尚未赴任魏博。
[72]参照松浦友久《乐府·新乐府·歌行论》（同作者《中国诗学原论》大修馆书店，1986年所收）
[73]新出土的姚合墓志《唐故朝请大夫秘书监礼部尚书吴兴姚府君墓铭》中“田令公镇淮，辟为节巡官，始命试秘省校书”。
[74]狄拾遗即狄兼谟，郭文镐论文（参照注21）对此进行了考证。姚合《送狄兼谟下第归故山》中有“慈恩塔上名，昨日败垂成。赁舍应无直，居山岂钓声。半年犹小隐，数日得闲行。映竹窥猿剧，寻云探鹤情。爱花高酒户，煮药汙茶铛。莫便多时住，烟霄路在城”。狄兼谟就任左右拾遗的时间，据《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二月“（令狐楚）乃荐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狄兼谟才行，癸亥（十九日）擢兼谟左拾遗、内供奉。兼谟，仁杰之族曾孙也”。
[75]据推测，姚合在其父姚
担任县令的相州临河县长大成人，地处魏博节度使管辖范围之内。
[76]《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第985页注有《怨女诗》即《妾薄命》等诗。（执笔：陶敏、汤丽伟）
[77]《赠张籍太祝》的作诗时间，是在姚合为应试而上京的元和七年秋季以后。而细细来看的话，或在姚合的进士及第（元和十一年春）之前之后的这两个看法也均有可能。若在及第之前，为了应试而会含有少许考前跑关系的意思。但在此时期，张籍患有重度眼疾，但尚且留任太常寺太祝之职。若为应试之后，姚合的呈递名片的目的就只会是对于诗界前辈的一种礼节性拜访。而当时张籍眼病已得了三年，即将治愈，并业已辞去了太常寺太祝而处在正在等待下届任职的守选状态。
[78]例如张籍《夜怀》诗里所吟咏的夜晚的孤独：“穷居积念远，转转迷所归。幽蕙零落色，暗萤参差飞。病生秋风箪，泪堕月明衣。无愁坐寂寞，重使奏清徽”。
[79]白居易《重到城七绝句张十八》诗中有“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
[80]如果引用《张籍闲居诗的成熟》一章的话，“张籍所拥有的是，住在陋巷、过着箪食瓢饮的贫穷生活。而且不折不扣地说，张籍是被处置于一种因疾病而不仅升迁甚至到最后连出仕为官都不得不要放弃的境遇。张籍的闲居诗就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再说得彻底一点的话，本应是在人间负面境遇中所作的闲居诗，因张籍而使其纯粹化并还原成为一种理念性的原型。”
[81]《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绝句》中各篇有各篇的副题，其一乃《看花屋》、其二乃《累土山》、其三乃《高亭》、其四乃《松树》。欣赏花木的独立小屋、假山、楼阁以及松树都描绘出了其宅院内被精美布局的样子。
[82]这首诗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点，这是一首叙述张籍自己“秋堂”生活的作品，这样就与描写元宗简“秋居”生活的《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关联起来。第二点，张籍期待着自己“秋堂”的生活与元宗简“秋居”的生活应该是相仿相似的（“君居应如此”）。就在这首诗之后，张籍很可能陪同姚合一起造访了元宗简的秋居。
[83]杜甫《遗兴五首》其三中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赤井《闲适诗考——从“闲居”所见的闲适理念》（同作者《中唐诗坛研究》创文社，2004年，第163页）中有“如同先前一瞥而过，初盛唐时期对陶渊明的提及……倒不如说似乎是嘲笑他的执拗与顽固的成分更多一些吧”。
[84]赤井益久《关于中唐的“吏隐”》（同作者《中唐诗坛研究》第V部第1章，创文社，2004年）中关于大历时期吏隐的论述，可总结如下：大历时期的吏隐主要见于送别诗，其文理是在慰藉赴任地方小官的仕途郁不得志的人，告慰他们赴任之地会得益于美丽山水而适宜归隐，鼓励他们为吏与隐居二者可以兼得（参照本章第三节《唐代前期的吏隐诗》）。即所谓大历时期的吏隐，主要考虑的是那些仕途不顺的人，而韦应物却在任高官而能实现吏隐，因此在他们与韦应物之间，吏隐的概念就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韦应物白居易他们的吏隐，即所谓“吏隐——为吏而隐”，具有使其无法还原为本来一般语义的一种特殊的时代性，对于这一点应要给予正确的理解。
[85]白居易《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绝句》赞美了元宗简新宅的营建装修，还表达了自己也想拥有与此相称的宅邸的愿望。此外白居易在《闲居自题戏招宿客》诗中有“渠口添新石，篱根写乱泉。欲招同宿客，谁解爱潺湲”。说的是白居易洛阳履道里私宅内，因为在池苑引水渠口放置石块，而使其听起来有潺潺流水的声音，所以他很得意地邀请友人在夜宿时来享受溪流般的水声。另外，曾是宪宗朝中权臣的裴度（765—839）在长安的兴化里营建了豪奢的水榭亭台，并邀请白居易、刘禹锡、张籍等人一同作有《西池落泉联句》；而晚年（太和八年）又在洛阳集贤里营造了唤作城南庄的豪宅大邸，并召集白居易刘禹锡等文人来府酣饮。白居易就作有描写裴度宅邸的《奉酬侍中夏中雨后游城南庄见示八韵》等诗篇。
[86]下定雅弘《读白氏文集》（勉诚社，1996年）第162页，关于白居易有如下论述。“白居易倾注了全身心要完成谏官的责任和义务。而他官僚的身份意识又极其强烈，终身都在不断加深而使其更加成熟。此外新兴官僚时代的那份兼济天下的志向，以及自尊与使命感也急遽高涨起来，而为王朝子民的安定与和平祈祷的那份认真严肃，直到赴任杭州敕使为止都一直没有变化。然而问题却是，这样一种强烈的自尊心与使命感，在中唐尤其是元和时期，是如何实现的？……总而言之，白居易为何能够如此珍惜自己的风度并活得如此精力充沛呢？我认为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所谓中唐这个时期社会的、经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