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姚合在准备自己闲居诗样式的武功体之际，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魏博节度从事赴任魏博时期；第二个阶段是结束节度从事回到长安，在等待武功县主簿任命的守选时期。第一个时期中，正如同姚合业已将自己对老病的悲哀、对不适应职务的抱怨，以及对归隐的渴望等委婉地表现了出来的那样，已经出现了其后会演变成为武功体萌芽的闲居诗（参照《姚合的官场履历与武功体的成熟》一章）。姚合在赴任魏博节度从事之前，因已被确认与张籍之间有了交流，故而即使对于魏博时期的姚合文学来说，也不能不考虑到可能从张籍那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参照《姚合“武功体”的谱系》一章第七节）。

第二阶段就是这首唱和诗的创作时期。这首唱和诗的创作给予姚合的意义，进一步可以分为两个侧面来整理。一个侧面在于将构成闲居诗的诸要素（尚俭的美学、富贵的回避等主题性的价值观，以及松、菊、酒、茶、药、琴、僧、蜗等填充在闲居空间的这些素材），从张籍的《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里概括性地吸收上来。

另一个侧面在于，学习张籍组诗的形式。代表姚合武功体的作品都是采取了《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游春十二首》《闲居遣怀十首》等大规模组诗的形式而得以成就的。自然地想一想就会知道，如此闲居组诗的形式，并非是从姚合闲居诗中突然跳出来的，而是有所由来的。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正是提供在姚合前面的那个范本。

所谓组诗的这种形式，是以集中于其中的作品的主题、手法、即样式的均质性为前提而成立的。根据均质性样式来构成大规模组诗的工作，一方面也是伴随着对其样式不断深化认识的相互作用的。总之，武功体文学是以大规模闲居组诗的形式得以成就的；其组诗的创作过程本身对于所谓武功体的闲居诗样式来说，也成为一种加入了批评反省与精炼优化的契机。

闲居诗是张籍为中国古典诗歌添加上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组诗就成为张籍闲居诗的一个终结点性的作品。而且姚合碰巧也正好身处此诗的创作现场。其后姚合旋即赴任武功县主簿，创作出了一种风靡了晚唐整个一个时代的所谓武功体文学。这样看来，张籍与姚合二人相会于元宗简宅邸、并各自唱和了闲居诗的现场，正是那个恰如其分地称呼为晚唐诗摇篮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