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姚合（777—842），常为世人称其姚武功，并非出自其最后官职，而是缘其最初官拜武功县主簿而得[30]。姚武功之称谓，《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合传》中便早有如下记述：
“（姚）合，元和中进士及第，调武功尉，善诗，世号姚武功者。迁监察御史，累转给事中。……历陕虢观察使，终秘书监。”
姚合独自完成的一种文学样式，世称武功体。其名称缘于姚合早年任武功县主簿时期所形成的文学风格。他于此时期创作了《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游春十二首》等几组诗歌，由这些作品所代表的诗体即为武功体，而且姚合生前既已获评为武功体诗人。周贺《赠姚合郎中》诗中“望重来为守土臣，清高还似武功贫”一句，道出了姚合诗文一般所现之“清高”风格，实乃承继于其武功县主簿时期以“清贫”为特征的所谓武功体文学。而面世伊始，作为一卷体现武功体精粹诗集的《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则很有可能是曾以单行本付梓的[31]。姚合亦由武功体蜚声诗坛而青史留名。
那么写就武功体之场所的武功县究竟是何方之地？姚合在任武功县主簿亦为何职？后世武功体论者之中，正是欲以此问来考察武功体品性的。既如此，本章亦欲依此路径来进行探讨。
正如论者所指：所谓主簿，不过是近于官僚组织末端的一介小官；而武功县亦不过乃远离长安之偏僻小县。姚合当于此武功县主簿之职心怀不满。例如：曹方林《姚合诗初探》（《成都师专学报》1986年第一期第27页）就总结如下：
“姚合诗歌流传下来的有五百余首。集中相当大一部份诗作是对职小官卑的处境的伤叹。这和他早年内官况有关。元和十一年姚合及第后即出任武功主簿，富平、万年尉，前后十年，均任下层。主簿又是闲职，只不过做些“句稽省署钞目”（《文献通考》卷六三）之事。县尉的品位更低下。虽都是文士解褐的起家官，但为俗吏不及诸曹尚书中的校书郎那群清要⑥。加之唐代重内轻外，武功又远离京城，地处荒凉，姚合做主簿三年，是很不得意的。这种心情集中反映在他的名篇《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中。……这些诗句中，看出诗人官况萧条。诗中真实而又细致地反映下层官僚的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过着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他十分难受，想归隐。”
“所谓武功体，即自己身处偏僻小县而任职底层小官，抒发由此而带来的那种郁不得志心情的诗文。”若如此来解释武功体，不仅说明未必能正确理解唐代官制[32]，而且实际上也仅仅是对姚合武功体相关诗篇的一个归纳而已。就其武功县主簿官职之卑微以及武功县地处之偏僻，姚合一直都在反复不停地抱怨。这可下面这组诗中的一篇管窥一斑：
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一
姚合
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
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
绕舍唯藤架，侵阶是药畦。
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
（大意）武功县远离帝都长安，即便在此为官亦与隐士无异。马与山鹿同牧，鸡与野鸟同饲。藤架环绕馆舍，药畦爬满台阶。虽可学嵇康先生归隐田园，但我却懒得去写《与山巨源绝交书》一般与势利小人宣告绝交的书信。
“为官与隐齐”意即对官职的不够满意，“县去帝城远”意即武功县地处穷乡僻壤，“侵阶是药畦”则暗示着自己身体欠佳，全诗总体上预示了包含了这组诗中的那种“倦怠慵懒的情绪”。
其次，关于《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之中姚合所表述出的不满情绪，下面姑且为权宜之计，整理为以下五项：“卑职”“贫穷”“职务苦恼”“束缚”“偏僻”（含有兼跨多数项目的诗句）。
【卑职】
其三：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尘。
其十：微官长似客，远县岂胜村。
其十二：官卑食肉僭，才短事人非。
其二十二：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
【贫穷】
其三：到处贫随我，终年老趁人。
其四：簿书多不会，薄俸亦难销。
其十二：官卑食肉僭，才短事人非。
其十七：每旬常乞假，隔月探支钱。
其二十四：久贫还易老，多病懒能医。
其二十五：醉卧疑身病，贫居觉道宽。
其二十九：月俸寻常请，无妨乏斗储。
【职务苦恼】
其三：簿书销眼力，杯酒耗心神。
其四：簿书多不会，薄俸亦难销。
其十七：簿籍谁能问，风寒趁早眠。
其二十七：主印三年坐，山居百事休。
其二十八：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
其二十九：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
其三十：作吏无能事，为文旧致功。
【束缚】
其六：三考千余日，低腰不拟休
其七：自嫌多检束，不似旧来狂。
其十五：谁念山东客，棲棲守印床。…人间长检束，与此岂相当。
其十六：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
其二十六：青衫迎驿使，白发忆山居。
【偏僻】
其一：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
其十：微官似长客，远县岂胜村。
其十一：县僻仍牢落，游人到便迴。路当边地去，村入郭
门来。
其十三：歧路荒城少，烟霞远岫多。
其十四：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
其二十二：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
上述情绪中亦有相互矛盾之处，试举一例，姚合的俸禄是否足够应付生计？据“簿书多不会，薄俸亦难销”（其四）来看，俸禄似乎是花不完的。而另一方面，下面两句“每旬常乞假，隔月探支钱”（其十七），“月俸寻常请，无妨乏斗储”（其二十九）又在抱怨俸给不足。然而表面上看来似乎很矛盾，实际上，对于消极处理着文书公务的同时还甘于薄俸的处境，姚合心存不满，这一点是贯穿其表面矛盾之下的一个共通之处。虽说“薄俸亦难销”，但实际上俸禄并不充裕。姚合难以适应这种手头拮据的笔吏俗务，对于这种穷忙的生活所发泄出的不满情绪，可以理解为这是姚合文人式的一种高雅说辞。
对于武功县的地处偏僻，“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其二十二）即使说得积极肯定，而实际上仍然是在抱怨偏僻小县的一句反话罢了。
如此看来，武功体诗篇就可以理解为是姚合对于受命武功县主簿这种偏僻小县芝麻小官所抒发出的一种郁不得志的诗文。而由武功体所象征的姚合诗歌，也可说是对处于晚唐闭塞政治社会情况中下层官吏郁不得志的一种代言。包括前文介绍的曹方林观点，以及下面所要引述的作为理解武功体原型的《唐才子传》文献，就下面三家的观点做以介绍。
①《唐才子传》卷六《姚合》
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敝之闻，最工模写也。性嗜酒，爱花，颓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
②许总《唐诗体派论》第十五章《贾姚论》第一节《贾姚诗歌创作的人生背景》（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593页）
“与贾岛相比，姚合的人生遭际显然平定得多，其从曾祖姚崇为开元名相，父姚
曾任相州临河县令，姚合本人宦途亦较为通达，远非贾岛那样终生沉沦。但尽管如此，处于衰败的时代氛围与深重的民间疾苦之中，姚合也同样感受着贫寒的生活况味。如其《庄居野行》诗云：
客行田野间，此屋皆闭户。
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
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
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垄亩。
采玉上山巅，探珠入水府。
边兵所衣食，此物同泥土。
古来一人耕，三人食尤饥。
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
我仓常空虚，我田生蒺藜。
上天不雨粟，何由活丞黎。
此诗着重揭露的固然是弃农经商的社会问题，但在对田地荒芜的客观描述与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忧虑之中，也明确可见其本人“我仓常空虚”的贫困生活处境。姚合虽自元和十一年进士及第后未离官职，但“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敝之间，最工模写”（《唐才子传》卷六）。张籍《寒食夜寄姚侍御》诗即称其“贫官多寂寞，不异野人居”，可见一斑。
正是因为仕宦之途的失意与愤世之志的淡褪，使得贾岛、姚合在长期的贫寒生活中逐渐形成恬淡自安的心态并将人生意趣集中到诗歌创作上来。”
③张震英《论“武功体”》（《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3期，2003年5月，32页）
“我们将“武功体”的创作时间大致定为起自任武功县主簿，经历富平尉、万年尉等小官，其中包括短暂去职闲居的时间，止于重新在洛阳官监察御史仕宦显达之前的一段时间，即起于元和十五年（820）止于敬宗宝历二年（826）之前五六年的时间，这是诗人一生仕宦生涯最不得意的阶段，但作品却最极有成就，内容多为表现“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弊”的卑官生活和抒发自己内心种种复杂的感受。”
“身为僻县小吏的姚合此时又怎能超凡脱俗、依然拥有从军魏博时的豪情壮志呢？在经历了为求仕进、漂泊无依的辛酸之后，又因久居下僚、贫疾交加，姚开始对前途产生迷茫，并在心理上留下了难以排遣的失落与空虚、惆怅与无聊。“一官无限日，愁闷欲何如”（《武功县中作》之二十三）及“独坐荒城里，穷愁欲不胜”（《武功县中作》之十四）正是当时心理的真实写照。此时的姚合也只有随遇而安、悠闲自适以求解脱。“武功体”所描绘的多是目光所及的身边景物，既非雄奇阔大也非明朗艳丽，更非含蓄蕴藉，而是为大多数诗人所不愿涉及的平常琐屑之景。少数作品甚至在人们常常恐惧忌讳的贫病、饥寒乃至死亡等事件中倾注了极大的兴趣，不厌其烦地加以描述，反映出一种内心疾苦无法排遣的压抑与孤寂的心理状态。组诗中既有困顿落魄类似贾岛的叹贫嗟病，又有倦于政事独善其身如白居易般的悠闲泰然，举债度日的悲辛，身多疾病的窘迫，以及吟诗纵酒、赏恋风物、追慕仙道隐逸的闲适有机地融合为一体，真实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下层文人官吏的人生境遇和内心世界。”
诸如上述论调，皆可谓具有与历来姚合论或武功论共通的倾向，且几无新意可言。
不过，本文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却并非在于如何解读武功体文学特质本身。至于上述论述无非是在老调重弹：武功县主簿乃一下等小官，且不过是毫无功名的一介俗吏云云，加之武功县不过一个远离长安之偏僻落魄小县云云，故而姚合为抒发对此武功县主簿境遇之郁不得志而创作出了武功体这样一种充斥着消极情绪的诗歌体裁云云。而在此我们本应要讨论的是：上述论者人云亦云的判断究竟是否客观正确？作为其判断依据的姚合自身《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组诗到底应如何解读？这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