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可以说，晚唐诗歌乃滥觞于张籍的闲居诗作之中。可是就张籍本人来说，他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竟会成为晚唐诗歌的一代先驱。虽说张籍之文学确与韩愈、孟郊有所不同，然而周围的人们，甚或张籍自己也会认为，这只不过是每个诗人各自所持个性有别而已罢了。
作为一名新锐科举官僚，张籍本人具有足可发起元和中兴的资格。他进士及第的贞元十五年（799），已然早于元和七年之久。再说他身边还有韩愈这样信赖放心的知己。然而，自进士及第次年，张籍返回故乡和州服丧整整三年，可谓仕途开局即遭挫折。其后又经数年才得上京长安，于元和元年（806）官拜太常寺太祝。可是就在此时，张籍又时因健康不济而错失晋升良机，而在此九品芝麻官上竟然耽误了十年之久。更有甚者，元和八年突患眼病，此后三年又深受失明恐惧，张籍的生活倍受折磨。进士及第迩来十有七年，太常寺太祝一职亦有十载，张籍的仕途重开无望了。
太常寺太祝任上，张籍由于身陷仕途不顺与病痛折磨两重逆境之中，从而使其《闲居诗》得以成熟。他认为自己之身处逆境乃是由于遭受官场规则（权力与富贵）排挤所致。其受官场排挤之境况用传统用语来描述即可谓“闲”，而张籍也就在这“闲”中开创出了一种追求精神平衡的闲居诗这样一片新文学世界。元和十一年就任国子助教之后，张籍这才得以弥补前半生之困顿而顺利晋升。但即使身处如此顺境，张籍也没有停止过闲居诗的创作，他将与不遇寡欢的生活结成一体的闲居诗，从具体生活剥离开来，确立成为一种自律于“崇尚俭朴而倦怠懒散”的美学理念的文学样式。甚至可以说，本应创作于人生负面境遇之中的闲居诗，正是经由张籍，才将它净化到其理念原型中去的。
张籍创造出的以“崇尚俭朴而倦怠懒散”为美学理念的闲居诗，由姚合继承下来，并使其美学形式以“武功体”而演变得更为激进。
关于姚合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尽管他自身的仕途无论如何都不可谓之怀才不遇，然而他却能创造出一种故作郁不得志体验的武功体文学来。武功县主簿，这个姚合最初的官职，如果正如《唐才子传》卷六《姚合》中所言“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敝之间，最工模写也”，不过是个偏僻小县底层的小官；那么武功体，也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反映了那些郁郁不遇地方官的境遇的文学样式；而且也正是由于姚合本人将其武功县主簿之境遇，依照武功体文学样式（《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等）描绘出一幅萧条荒凉的境遇来，实践并成就了武功体。然而，毗邻长安的武功县（京畿郊县）主簿之职，可谓朝向高级官僚飞黄腾达的龙门，乃是众人羡慕的官职。如此，姚合之武功体文学，当初也是蕴含着这样的佯装虚构而创作出来的。
姚合赴任武功县主簿以前，曾做过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的幕僚。其时田弘正讨伐最后一个拒不归顺的藩镇淄青节度留后李师道，而最终完成了宪宗“元和中兴”的总工程，姚合之幕僚时期恰逢如此举国盛世。然而，此时的姚合竟对于“元和中兴”如此之国家盛事无动于衷。而作为元和科举官僚默契前提的共同道德，此时却早已无法束缚姚合的思想意识了。岂止如此，姚合还在痛诉对职务俸给的不满，倾诉老病的苦痛，恳求希望能辞职归隐。而且，其幕僚之待遇，在田弘正的特别关照下，早已大大超出了新官上任的标准。如此看来，应该说姚合所诉之不满与苦痛，都充斥着极度的夸张。
武功县主簿时期所确立的“武功体”样式，以及其前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幕僚时期的文学，由此看来，既是一种被“权利与富贵”的官场规则排挤出来的怀才不遇式的自编自演，也是由之而诱发出来的一篇心灰意冷的宣言。如此以来，武功体文学特地背离官场规则，建起自我小宇宙，也就将自我与社会断裂开来，径自唯美地超凡脱俗起来。
虽说武功体这样的“崇尚俭朴而倦怠懒散”的观念上的审美意识是承继于张籍闲居诗而来，然而与成熟于郁不得志体验中的张籍闲居诗之美学理念原型不同，姚合只是将张籍闲居诗中“崇尚俭朴而倦怠懒散”的美学理念，仅仅作为一种观念上的审美意识模仿过来而已。尽管并未遭受郁不得志之苦，姚合依然强吟出了“故作姿态的郁不得志之文学”，即为其邯郸学步之佐证。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所谓“崇尚俭朴而倦怠懒散”的美学理念，在姚合参与文学创作的时代，早已不再是一种要求根源于人生体验才能得到的特殊追求，而正在溶解气化成为一种谁都可拥趸的普遍的观念上的审美意识罢了。
贾岛与姚合年龄相仿，交友甚密。再者贾岛文学的特性也与姚合相似。“姚贾”合称具有充分的必然性。
其二人文学的类似性，既是对元和热潮时代即将逝去的氛围的一种反映，而且这种氛围也可从张籍的文学中感知出来，这是贾岛与姚合所共通的。贾岛在文学创作之初曾得到韩愈与孟郊的熏陶，是作为韩门诗人走上文学道路的。而贾岛最曾私淑受益于张籍，元和七年之秋赴长安上京应试时，贾岛甚至还特意将自己的寓所选在了张籍陋舍的近邻（贾岛《延康吟》）。贾岛此时的确是从张籍的文学中找到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无论贾岛还是姚合，此二人之文学皆可谓出自张籍文学之正统嫡系。话虽如此，然而就二人各自不同的意义而言呢？
姚合是将张籍闲居诗中形成的“崇尚俭朴而倦怠懒散”的美学理念，作为一种现成的观念上的抽象审美意识继承下来。然而贾岛所继承的并非是那种现成的观念审美意识，而是将张籍郁不得志境遇及作于其中的闲居诗意，通过自己的人生感同身受地还原再现了出来。贾岛并未科举及第。张籍初考即能进士高榜及第，姚合进士及第后即以武功县主簿为跳板飞黄腾达，而贾岛则与这些美事通通无缘。而张籍于官宦仕途中落之不幸境遇，在贾岛而言，则是自开局不利，乃至最后一日都一生持续不断的不幸困境。
贾岛文学中却没有所谓“崇尚俭朴与倦怠懒散”的观念上的抽象审美意识。其成为一种观念审美意识，即所谓成为作品制作的一种“铸模”，而被做出的诗歌上则笼罩着一种“四平八稳”的风格。这种文学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状态。姚合的文学就常常带有这种风气，当看到文学是沿着某种风气而被做出之际，会让人发觉到是这种现成的观念上的审美意识在起着作用。然而贾岛的文学中，却没有那种现成的观念上的审美意识的迹象。
究其本源，对于贾岛而言，“崇尚俭朴”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贾岛总是深陷贫困，俭朴节省乃其生活之必须，而并非趣味。而且“倦怠懒散”也与贾岛并不相称。他似乎以受雇抄写文书（佣书）勉强糊口度日[16]，有时间就去野地里采摘野菜蘑菇，到处拾柴。因此，他最期待的莫过于受到权贵的提拔，而必须将“勤奋的自己”推销出去。贾岛直至晚年才被任命为遂州长江县主簿，就是受到令狐楚推举而获提拔的；而那却是贾岛苦心经营十年持续耐心地拜谒令狐楚而修成的正果[17]。
姚合应该比谁都清楚自己与贾岛文学的差异之处。对姚合自己而言谓之美学谓之趣味的东西，对于贾岛而言，那些只不过是包括其文学在内而存在于斯的一个事实而已矣。姚合也是一个诗歌天分超常的才子，正因如此，姚合会认为自己的东西无非等同于贾岛文学的幻影而已。话虽如此，姚合自有姚合的贡献。贾岛直至最后也就是贾岛而已，而姚合所倡之“崇尚俭朴而倦怠懒散”的这种现成的观念审美意识结晶的武功体，则是值得学习的一个范型，对此其时代上可以提到一笔。有人说“晚唐是贾岛的时代”（闻一多《贾岛》），就其说法而言并不会错。此外，在南宋永嘉四灵或江湖诗派那里，姚贾之祖述也得到了复活。但是，在高举贾岛旗帜的同时，实际上更多情况下，他们仍是依照姚合之指南而行事的，这不也是实情吗？[18]
本书试图从张籍、姚合、贾岛三者的连贯之中，来认定晚唐诗萌发何处。
按照以往大致的看法，向来都认为，晚唐诗的出现，是在于打破了所谓中唐国家相对安定之际。因此判断晚唐诗的成立，大致是以835年甘露之变、841年武宗即位时之会昌排佛、或因李德裕宰相提拔而白热化之牛李党争等社会混乱为参照标准的。
然而，有论曰“晚唐是贾岛的时代”。即便就将杜牧、李商隐视为晚唐诗之花，然而为晚唐诗打上底色的，毕竟还是那些模仿贾岛文学的芸芸无名之辈的诗人们。按照这个事实来考量的话，晚唐诗的萌芽无论如何也必须要上溯至远超甘露之变或武宗即位更早的历史时期以外去。如此则其中会显露出来的线索是，由张籍所创、姚合贾岛所承继的“闲居诗”之谱系。而彼时之年号尚在改号长庆之前，即，早在所谓人们相信“元和中兴”的国家盛世之际，晚唐诗已然处于孕育之中了。
此外，再恕累述一句，有人认为张籍乃“晚唐体”开风气之先的诗人，这种认识要说古早也确实由来已久[19]。言虽如此，就其那种认识人们又止于指摘批评其印象性断片性，而且诸如所谓追问晚唐文学之本质何在、促使晚唐文学萌发之契机为何等的问题意识，也还未必都囊括其中。而不摄入此类问题意识的研究，则难免碰到两个难题。其难题之一：从姚合、贾岛诗句的类似性上，即使追溯得到其先驱者张籍，也难以答复以下质疑，即，既定位于中唐文学之韩门文学中枢的张籍，缘何又可同时身兼晚唐诗之先进的呢？此外，张籍含有社会性讽喻的乐府诗之创作，既常被指摘与白居易新乐府之间保有关联，则其缘何又能成为晚唐诗之先驱了呢？而要一路追查此类疑问又何尝不是困难重重。其难题之二：就张籍至姚贾所承继之晚唐文学而言，因为以见诸眼前的诗句类似性为线索，轻易地就可产生出这样一种论调，即声称要使其续接到大历文学上去[20]，而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对晚唐诗所固有的本质契机之考察，则不免又将失之交臂。
本书于张籍、姚合、贾岛三人阅历叙述之上着墨稍多。而晚唐文学之本质何在？究竟是何种契机促使晚唐文学得以萌发？为了诸如此类问题的解答，本书认为，对于尚处摇篮之中要呱呱扬声之晚唐诗时期的情况，做以更加具体而微的探究，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本书乃西北大学文学院与日本专修大学文学部松原朗教授联合主编，并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汉译丛书的其中一册。译者注）
【注释】
[1]韩愈、白居易、张籍三人进士及第的时间与年龄分别为：792年（25岁）、800年（29岁），以及799年（34岁）。
[2]即于德宗即位之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力行的两税法等。此前唐朝税制乃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然而玄宗朝期间饥民与移民人数增大，继而经安史之乱租庸调制终于崩溃。但是，藩镇仍然独自征税，朝廷管辖下的租税收入因此剧减。两税法即为应此之解决对策，即：禁止藩镇恣意征税；由朝廷主管税额、缴税期限与税粮运输；认可本地户籍之外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客户（移民）与土户（当地住民）之区别；按土地面积之生产力而分夏秋两季纳税等。
[3]《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中有“史臣曰、德宗惩建中之难、姑息藩臣、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皇帝志摅宿愤、廷访嘉猷。……夫人臣事君、唯忠与义、大则以訏谟排祸难、小则以谠正匡过失、内不虑身计、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难也。晋公（裴度）能之、诚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元和中兴之力、公胡让焉。”致力于讨伐拒不归顺藩镇这一点上，元和中兴期间，甚至到近于其治世末年元和十四年（819）春、即由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等人对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之讨伐为止，都在持续进行。
[4]韩愈在为孟郊入仕而将其推荐给徐州张建而作“孟生”诗中有“谅非轩冕族”（确非以大夫之高车华服来装点门面的贵族）之句，记述了孟郊出自寒门之事。
[5]孟郊进士及第为46岁，开始应试为42岁，故其浮浪之日并不可谓长久。50岁任官溧阳县尉，其因耽于诗作怠慢公务而俸禄减半之事，实乃孟郊自身之责任。陆龟蒙于《书李贺小传后》文中有“孟东野、贞元中以前秀才家贫、受溧阳尉。……坐于积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还。而后衮衮去、曹务多弛废。令季操卞急、不佳东野之为、立白上府、请以假尉代东野。分其俸以给之。”
[6]杜牧承宣宗敕命，于大中三年（849）所作韦丹之遗爱碑《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中有“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讲政议事、及于循吏、且称元和中兴之盛、言理人者谁居第一。丞相（周）樨言……”之句。即最晚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已可确认：将宪宗治世称为“元和中兴”之评价已被皇帝及丞相们所共有，而评价之肇始还可追溯至更早。
[7]下定雅弘《关于柳宗元的诗体问题——以元和十年为界看其由古体到近体的转变》（《日本中国学会报》36集，1984年），同作者《韩愈的诗歌创作——关于其古体优势到近体优势的转化》（《日本中国学会报》40集，1988年）两篇均有详述。后者中有“与可见于韩愈诗作中之变化相类似的现象，在柳宗元诗作中亦可得见。在结束了整整九年的永州贬谪流放生活之后，柳宗元从元和十年正月回到长安之日开始，其诗作也渐以近体诗占优。白居易亦且……虽说他们各自诗体的变化皆有个中原委，然而，随着以获取朝臣名分为目的之激情时代的逝去，同时也迎来了近体诗时代，此乃其所共有也。”（91页）
[8]“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于。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
[9]“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钧枢。”
[10]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此诗作于贞元九年（793年，韩愈26岁）即韩愈进士及第后，也是他吏铨考落榜之际。
[11]若据注7所揭之下定雅弘《韩愈的诗作——从古体诗优势到近体诗优势的转变》，突出表现韩愈“古”之价值观的古体诗，是与他郁不得志的表露互为一体的，而从以古体诗为中心的创作活动转向近体诗的所谓分水岭，可以看出是在元和七年官拜比部员外郎兼史馆修撰以降，即其时韩愈参与政治实务，并以史官之职编纂《顺宗实录》，以此终于消解了他多年以来怀才不遇之块垒。
[12]可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六《韩吏部上》有“东坡云，退之《示儿》云‘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踈。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高官卑，玉带悬金鱼’；又云‘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钧枢’，所示皆利禄事也。至老杜则不然。《示宗武》云‘试吟青玉案，莫羡紫香囊。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所示皆圣贤事也”。
[13]《平淮西碑》中有“（即位）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东，又明年平泽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贝卫澶相，无不从志……”且“夏”“蜀”“江东”“泽潞”，分别意指平定“盐夏绥银节度使留后之杨惠琳”，“自称乃剑南西川节度使留后之刘辟”，“浙西节度使之李锜”，“彰义节度使之卢从史”等不降藩镇之事；而“易定”“致魏博贝卫澶相”则分指“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携易州、定州归顺朝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携所辖魏州、博州、贝州、卫州、澶州、相州归顺朝廷一事。
[14]杜甫虽乃杜预十三世孙之出身，而近来却家道渐次衰落，此事可由下文他上奏唐玄宗《进雕赋表》以恳求提拔的记述中得知：“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炤燿于明时”（近世家道没落，且祖上贵为公侯之地位亦已磨灭，鼎铭之功勋也不复辉煌于陛下之盛世了）。
[15]六品以下官职由吏部任命（所谓铨选），其中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左拾遗（从八品下）则采取由皇帝亲自任命（所谓敕授）的形式，由此可以判明此二种官职官位虽低却受到了特别重视。《旧唐书》卷四十三中“职官二”有“可擢为拾遗、补缺、监察御史者，亦以名送中书门下，听敕授”。
[16]姚合《别贾岛》诗中有“懒作住山人，贫家日赁身。书多笔渐重，睡少枕常新。……”之句。
[17]贾岛拜访令狐楚的时期，适逢令狐楚在任宣武军节度使（兼汴州刺史）之长庆四年（824）九月至太和二年（828）十月之间；而贾岛之长江县主簿赴任则在开成二年（837），时值贾岛五十九岁。
[18]按照陈斐《试论〈众妙集〉〈二妙集〉的编选倾向》（《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1期，2010年）一文的调查，赵师秀《二妙集》所收姚贾之诗的比例为：姚合130首，贾岛82首；明显偏重于姚合之诗。顺及姚合诗共约500首，贾岛诗共约400首，二人在诗歌总数上并无大差。
[19]张洎《项斯诗集序》（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四十七）中述有“吴中张水部为律格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天下莫能窥其奥。唯朱庆馀一人亲授其旨。沿而下，则有任蕃、陈摽、章孝标、司空图等，咸及门焉”，提示了晚唐时期“张籍诗派”的存在。另有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中《朱庆馀·早梅》条中述有“张洎序项斯诗谓‘元和中，张水部律格不涉旧体，惟朱庆馀一人亲授其旨。沿而下，则有任藩、陈标、章孝标、司空图等及门’。项斯，于宝历开成之际，尤为水部所赏。然则韩门诸人诗派分异，此张籍之派也。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贾岛之派也”，言及晚唐“张籍之派”“贾岛之派”的存在。
[20]李嘉言《贾岛诗之渊源及其影响》（同《长江集新校》所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有，“岛既长于五言，且以意为主，则与盛唐王维、孟浩然派相近，故王孟颇有近似贾岛之句……杜甫之后，大历十才子与贾岛之关系亦甚密接。……”另有袁晓薇《从王维到贾岛——元和后期诗学趣旨的转变和清淡诗风的发展》（《中国韵文学刊》第21卷第2期，2007年）第一节中，以姚合《极玄集》始自王维而专收大历十才子之诗的事实为线索，论述了与姚贾文学之间的承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