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功县主簿
武功县乃京畿之县。而“县”根据《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可分为：赤县（京畿）、次赤县（次京畿）、畿县、次畿县、望县、紧县、上县、中县、下县等十个等级。另据杜佑《通典》，上述十个等级又汇总为七个等级：将“赤县、次赤县”合为赤县；“畿县、次畿县”合为畿县；“中下县、下县”合为下县[35]。无论如何分类，武功县均为畿县。而问题在于武功县主簿之职应该如何评价。评价之际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官阶未必与时人之评价一致。第一个原因是，重内轻外的观念在起作用。就姚合而言，太和六年（832）五十二岁之际，由户部员外郎（从六品上）升任为金州刺史（从三品），次年却以刑部郎中（从五品上）之京官复归长安。另于太和八年，以户部郎中（从五品上）升任杭州刺史（从三品），而第三年则又以谏议大夫（正五品上）之京官复归长安。如此两度京官复归之路，若仅以官阶来看则视为降职调动，而事实上则是荣升进爵。当然，就武功县主簿而言，任职之地虽说临近长安京畿，然而毕竟乃一地方官职而已。
第二个原因，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点在于，官场清浊的观念。所谓被视为精英路线的官职则为“清”，众所期待的是进入之后即一路高升。如此清浊观念，不单单是一个士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就连正史《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一文中亦记有“清望官”“清官”之谓，实可谓一种客观之存在。
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又以三品以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太子左右谕德、左右卫左右千牛卫中郎将、太子左右率府左右内率府率及副、太子左右卫率府中郎将（已上四品）。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子中允、中舍人、左右赞善大夫、洗马、国子博士、尚书诸司郎中、秘书丞、著作郎、太常丞、左右卫郎将、左右卫率府郎将（已上五品）。起居郎、起居舍人、太子司议郎、尚书诸司员外郎、太子舍人、侍御史、秘书郎、著作佐郎、太学博士、詹事丞、太子文学、国子助教（已上六品）。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四门博士、詹事司直、太学助教（以上七品）。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四门助教（已上八品），为清官。
另外，以上官职中并未言及八品以下的官职，无从而知畿县主簿（正九品上）之清浊该当如何。而此官在任者之前后官场履历却可为调查线索。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第7页及第257—259页之注释）记载：校书郎任期满后多有升迁至“京畿（赤县或畿县）簿尉（主簿，县尉）之记述。另外，赖瑞和在说明赤县尉之特别地位的行文中，就畿县有如下记述：“畿县卫、畿县主簿或畿县丞迁官时，可迁入万年、长安两赤县任县尉”（参见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第三章“县尉”节）。若将上述孙著与赖著合并起来，那么从校书郎开始的文官精英路线则会遵循如下所示的典型途径：
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下等）→畿县县尉（正九品下）、主簿（正九品上）→赤县尉（从八品下）
赤县在唐代京兆府（长安）有二（万年、长安），河南府（洛阳）有二，太原府有二，共计六县。理所当然，长安的这两个县是特殊之例外，尤以辖有大明宫与兴庆宫并位于朱雀大街以东的万年县之地位为高。而始经此万年县尉，再经下一个目标监察御史，便可鱼跃而入高级官僚之门[36]。
升任至武功县主簿之前的姚合官场履历（节度使从事），虽不能说是郁不得志，但还算不上踏入精英路线。姚合之所以能被选拔成为武功县主簿，可以推测是由于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向中央政府强烈推荐的结果。《姚合墓志》中有：“中令入觐，公随之，授武功主簿”，可见姚合当时是跟随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朝觐而上京，并由此而被授予武功县主簿之职的。而这段特别记述的墓志背后也可看出如此这般的经纬来由。姚合被任命为武功县主簿，便由此正式进入精英路线。这个事实也可由次年稳步荣升万年县尉而得以证实。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客观事实，武功县主簿并不应该被贬低成为一个所谓的“卑职、微官”。
姚合因武功县乃一偏僻小县而感伤悲。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第三章 县尉》中有下述记录：“畿县约八十多当中[37]，并非个个等同，而以临近长安城的约十个畿县最为紧要，计有蓝田、渭南、咸阳、户县、礼泉、美原、周至等。这几个畿县的县尉，常是校书郎、正字和州参军等迁官的美职。”临近长安的畿县县尉，是由校书郎等官职荣升后的官职。武功县虽并非赖瑞和所揭示的最重要七县之一，却隔渭水与周至北邻（白居易在秘书省校书郎之后曾任职周至县尉），并邻接通往凤翔、秦州的渭水北岸驿道。而从距离来看，武功仅距长安不足七十千米[38]，从长安出发仅需三天即可到达。武功县的条件即使放入畿县中也决非恶劣可言。
武功县主簿可谓位居精英路线入口的令人艳羡的美差。即便如此，姚合仍在哀叹其官也为卑，其俸也薄，这到底是基于何种意图呢？在此，为周全起见，让我们先来看看武功县主簿的俸钱吧。据《新唐书》卷五十五《食货志》，武功县（畿县）主簿、县尉之月俸为“二万”（单位：文）。下面赖瑞和所指出的这段话很重要。
回到基层文官，令人关注的是，他们的俸钱以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说，是否丰足？……我们在第一章《校书郎》中见过，白居易任校书郎时，便说“月俸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很有一种自满和自得的情绪。在第四章《参军和判司》，我们见到他以京兆府户曹参军任翰林学士，有诗云：“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可证州判司的俸钱和“廪禄”都很不错。在第五章《巡官、推官与掌书记》，我们见过韩愈在汴州董晋幕府任观察推官三年后，竟然写信告诉友人卫中行说：“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二州。僕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与卫中行书》）。他任观察推官时的月俸约三万文，比起他之前毫无官职和收入，的确是“丰约百倍”。而且他任了三年推官后，一转到徐州张建封幕，还没有开始工作，便有诗云：“箧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这“余衣”和“余粮”的积存，应当来自他任董晋推官时的俸钱。有了这些，生活才有安全感，韩愈才能写意地去追求那“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的读书生活。（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第六章 文官俸钱及其他》275—276页）
这里介绍了三种官职的俸钱及对其评价（即本人满意度）。校书郎（正九品上）每月俸钱（单位为文）“万六千”，即使在物价高昂的长安[39]，按照白居易的记述[40]，以这样的收入租借四五间民房、雇上两个仆人、过着不失官人体面的生活也是绰绰有余的。当然，如若按照白居易其后官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从七品上）的月俸“四万”来说，日子就能过得更加富裕了。另外，再以韩愈为例。韩愈官拜汴州幕府观察推官时期，每月俸钱虽为“三万”，韩愈已然喜其收入已是自己无官时期的百倍之多了。而将其收入结余储蓄起来，即使丢了官职，仍可暂时维持“箧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的富裕生活。白居易在物价高昂的长安任职秘书郎时，月俸虽“万六千”而“月给亦有余”，由此可见，姚合在任武功县主簿之时，如若月俸“二万”，估计在武功县的确可以生活得很富裕。
而就武功县主簿一职，姚合在《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中将其诉为“卑官”“贫穷”，这并不符合事实。由此可知，无论是张震英所谓“在此时期，是诗人一生官场仕途最不如意的时期”的判断，还是曹方林所谓“就任武功县主簿，富平、万年县尉期间，是诗人屈居人下的十年”的判断，二者皆是将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视为事实而生吞活剥的结果，不得不说他们的判断并非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