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所谓饱和之感，亦可换言称为精神老化的这种感觉，肇始自唐人满足于“如此已然足矣”之时。由此“元和中兴”盛世所造就的时代精神，其急速老化的原因为何？若要一语中的绝非易事。要言不烦地说来，“元和中兴”意味着，由于重建国家财政与讨伐叛逆藩镇，使得唐朝从安史乱后之混乱动荡得到了短暂恢复，就此局面而言，当时政权中枢的确并没有人对国家前途抱有什么悲观观望的态度。

安史乱后科举官僚们终将社会牵引恢复至元和盛世，然而使得时代氛围继而一蹴老化的，恰恰在于他们心中积蓄起来的那种所谓“安顿释然后的疲惫”之上。造就时代氛围的，不单单是所谓政治体制或社会情势这样目之所及的外在要素，更直白地说，正是引领时代之知识精英们的气质精神特质才起着造就时代的决定性作用。而这种曾经称霸于政治与文化二重世界的士人们的成就感，于历史大幕开合之际不觉中看丢了下一个奋斗的目标，而幻化成一种恍惚迷惘的思绪。彼时士人们所心仪的，在于沉湎于他们自己毕生所达成的那些丰功伟绩，及对其成就伟业之全身心的自我感受回味上。他们满足于豪宅中的优裕生活，满足于同好荟萃好戏连台的风雅六艺，他们投身其中不能自拔，他们要沉湎于这种安顿释然后的思绪里。——将士人们如此之变化，与其说是人上了年纪所常陷入的本能的消极保守，不如说是那些熬过这个特殊时代的人们所能共鸣的某种特定心境吧。

以元和为顶点，开创唐代后半期“活跃时代”的原因，如果要归结于科举官僚们精神上嘈杂躁动的热情高涨，那么，使其终结的也在于他们精神上的干劲减退。最能明快道破上述原委的，当属韩愈、白居易诗文中所显现出来的变化。而那不并是因为他们吃香得宠而意志堕落，也并非由于其碰壁受挫而晚节不保，其实还是要归结于他们这种无法继续振臂高呼的“疲劳”上。然而，恐怕他们自身亦尚未觉察到这种疲劳，尚且还安顿释然在自我的世界里。

时值元和十年，这一年可能还处在这群科举官僚——知识精英们目所不及的拐角里。而他们的精神状况却在他们的诗文世界中得以直接明确地反映出来。就连韩愈，如此这般专精用力于古体诗，开韩门险怪佶屈聱牙一代诗风而至此的这位诗界领袖，此时竟也开始转向歌咏起以日常风物为中心的近体诗来。而与此同时，在左迁江州司马之后，白居易也疏离了讽喻诗的创作，开始吟咏起以闲情适意为中心的短小近体诗来^[7]。说起来，古体诗是一种坚持己见的诗歌类型。古体诗无论是对平仄律或押韵律，抑或是对于对偶，皆无任何约束，反而一般要求写成长篇，每首诗作都要求从零开始立意布局。而与之正相反的是，近体诗受制于平仄律、押韵律、对偶等的约束，可以依据形制来作诗。韩愈之所以爱作古体诗，偏偏远离近体稳定之形制，反而反手去挑战，是为了在其以险怪著称之语言实验中，要去激活并有效利用古体诗毫无形制之难度。而白居易则是将古体诗激活利用为一种方法，使其可以创作出诸如长恨歌或新乐府等洒脱自如的叙事长诗来。总之，对于古体诗创作而言，必须要有旺盛的意志力去不断地支撑充实它才行。在元和十年这一年前后的时期里，不仅仅有韩愈和白居易离开了古体诗，如果说还有像柳宗元和元稹这样当时被誉为实力派的诗人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弃古体诗而奔近体诗而去的话（参照注7），那也早已并非偶然巧合，而不得不看作是由知识精英们气质精神特质的变化所造成的。

科举官僚身上的这种气质精神特质的变化，不仅呈现于由古体向近体文学形式的变化上。在生活具体状态的变化上也能看得出来。

他们平均都位居五品大员，在此期间纷纷购入私宅，开始营园造景美化家居（参照287页）。其中尤以韩愈为其代表。韩愈于靖安坊购入宅邸的时间应是其位列刑部侍郎（正四品下）之元和十三年，正值其知天命之年，甚或早前之官拜考功郎中（从五品中）抑或中书舍人（正五品上）的时期。韩愈在此时所作《示儿》诗中，得意地给儿子夸耀了终于亲手构筑起“自我小世界”的满足感。诗中他咏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自己刚上长安之时，要说带来的家当，除了一捆书籍之外一无所有。而来辛辛苦苦三十年，才盖得起这所自家私宅。宅子虽说远非豪华，对我来说已然足矣。）继而他还就自家府邸的豪华营造自夸了一番：“中堂新垫地基高高筑起，祭祖之际可献四时佳馔。南厅既可招待日常来宾，更可配办冠礼大婚之仪。庭院虽未营山造水，高木亦有八九株，枝干藤蔓缠绕，春来花香弥漫，夏有荫翳广布。东屋闲坐见终南，云随风走绕半山。”^[8]韩愈的自赞自夸还没有完，他得意洋洋地夸耀出入自家府邸的宾客们皆如何位居显赫：“要说开门谁来访，来宾皆位卿大夫。官阶高低虽未详，玉带镶金鱼袋垂，五品绰绰多卿郎。……满座高朋几参朝，枢机赫赫显名流。”^[9]在《示儿》诗中，当韩愈如此毫不谦逊地大讲自己如何飞黄腾达之际，也就意味着他从当初晋京赶考时无处落脚的孤独无助，以及暗自对豪门显贵敌对愤懑的经历中，终于能够走出来了。

回过头来看，《长安交游者赠孟郊》诗，则是一首韩愈为赶考初上长安之早期诗作^[10]。“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亲朋相过时，亦各有以娱。陋室有文史，高门有声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长安城的交际，都是贫士与贫士、富豪与富豪之间交朋友。友人朋友，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和睦相处。穷人于陋室坐拥书城，富人宅邸则女伶笙箫。何谓飞黄腾达又何谓怀才不遇，孰高孰下既然一时难辨，那就姑且做以贤愚之别吧。）映入韩愈眼帘的是集结于长安城里的这两类人，即，其一有钱的愚夫，其二无钱的贤者。以这两类人的对立为前提，韩愈将自己定位于“无钱的贤者”之类。

韩愈对于豪门显贵如此敌对愤懑之心态，即使过了十几年也无甚变化。换言之，韩愈虽经拼搏抓住了监察御史这个发迹的机遇，然而旋即又被贬为阳山县令，以至于元和元年（39岁）才以国子监博士召回长安，一直到了这一年的韩愈都还未能从郁郁不得志的逆境中走出来。作于此年的《醉赠张秘书》中韩愈写道：“长安众富儿，盘馔罗羶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虽得一饷乐，有如聚飞蚊。今我及数子，固无莸与薰。”（长安城里的富家子弟们，摆阔地将大块肥羊盛满大盘。边谈文学边喝酒的滋味无以品咂，只能怀抱妓女一醉方休。虽说算是满足了一顿口腹之欲，全然如同一群蚊蝇闹哄哄而已。而我虽与尔等集聚于此，毕竟还是和他们那样的薰羶臭莸不可同日而语的。）韩愈在此侮蔑“长安富家子弟”贪欲粗鄙的同时，也可看出他对自己身处贫贱的哀叹。

不平而鸣的《长安交游者赠孟郊》《醉赠张秘书》等二首，与自画自赞的《示儿》之间相隔的时间，正是韩愈身处官场飞黄腾达之时。在自谓“辛勤三十年”的末期，韩愈购入靖安坊宅邸，终于在优裕的生活中得以安顿身心。

这里不可忽略的是，这样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是与文学的变化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无论是《长安交游者赠孟郊》《醉赠张秘书》还是《示儿》，它们都是韩愈这个时期的代表之作。韩愈的文学，并非是与生活无涉的纯粹修辞的产物，而是他自身生活感情的表白。而即便如何可见纯粹语言实验性的作品，韩愈在其中有感而发的终究还是他那份以“不平”为核心的生活感情^[11]。而这种所谓生活与文学密不可分的倾向，并非在韩愈一人身上特别突出，也是白居易、张籍他们的共通之处，甚或言之那正是一种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手法。即便与韩愈《示儿》诗中所散发出的赤裸裸的市井俗气^[12]表面上看似不同，白居易在其置业长安新昌坊、继而营造洛阳履道里府第之后，乐天虽以充满优雅文人趣味的闲适诗文著称于世，然而在其暗自窃喜于夸饰官场发迹与富贵发家这一点上，终究与韩愈异曲同工。时值元和十年，虽目所不及，却可以此为界，这些科举官僚——知识精英在他们生活上所萌发的、这种对于安顿释然的追求，是与其文学变化互为联动，二者携手并肩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