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我将这几年写好的张籍、姚合与贾岛的论文汇集成了一本书。而书名题为《晚唐诗的摇篮》的缘由，是觉得他们三个人为不久后到来的晚唐诗做好了准备。
不过，本书却并非是在这样的构想下开始写作的。当初，试着考虑贾岛，想着对贾岛来说一定会有与杜甫、黄庭坚相联系的什么重要因素，但是我却判断失误了。即使是想研究贾岛，但是却无法简单地就找到线索。现在就贾岛所讨论的都是譬如苦吟或意境狭小，等等，却无法发现新论点。就算是讨论诗歌题材，结果还是在反复讨论意境狭小等，只能是陷在原地打转儿。于是我想到的就是作为贾岛在长安生活据点的“原东居”问题，想着以此为线索将贾岛的一部分生活复原后，或许能够撬开贾岛文学的秘密世界吧。
而在想要复原贾岛生活之际，我逐渐明白了如果不考虑与友人姚合密切交游的话，贾岛这部分也就无法结束，于是我又开始着手调查姚合的资料。刚开始考虑的是以姚合为中心的诗歌集团的形成，而其中就以贾岛的定位问题为目标。但是考虑姚合之际，就必须要开始论述他所谓“武功体”的文学风格问题。因为围绕姚合的诗歌集团是一个以“武功体”为核心而将诗人吸引而来的集团。
于是我又将“武功体”与姚合的经历相重叠着开始读起来，不料一读才发现碰到一个大谜团。按照一般见解，所谓武功体是姚合在任武功县主簿这个偏僻小县的底层小官期间，反映其境遇而创作出来的文学。姚合自己也是那么说的。然而武功县主簿，实际上却似乎是一个位于精英官僚培养路线入口处的官职，所以姚合其后历任了万年县尉、监察御史等众人垂涎的官职。姚合的“武功体”只能让人认为，这是他这种要将自己装扮成一个郁不得志者的虚构所作用的结果。
姚合并非是在自己的体验中以自己的力量构筑起“武功体”的风格的，因此，其武功体就一定会有范型存在。这样来考虑时，张籍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张籍在所谓太常寺太祝（正九品上）的底层小官任上长达十年之久，也落魄潦倒了十年之久。在被官场逻辑的权力与富贵排挤在外的那种郁不得志的生活中，张籍创作了一种以“尚俭与慵懒”为美学的新的文学样式“闲居诗”。而姚合则直接从张籍那里学到了闲居诗的美学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的“武功体”文学。
就这样，我就从贾岛开始摸索，在涉及姚合的同时，又上溯到了张籍。这样的展开虽然在当时是毫无意图的，但是一路的不期而遇，也就成就了这次寻找晚唐诗摇篮世界的探索之旅。
在学术研究上，偶然也是具有意义的。我曾读过砺波护的《唐代的县尉》（同作者《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所收，同朋社，1986年）。在考虑姚合的武功县主簿时，不知何故猛地想起了这篇论文。根据此论文是这样记述的：“（武功县是）首都近旁的县，特别是畿县（如武功县）县尉，被认为是人所羡慕的官职。”（第159页）；而姚合继武功县主簿之后就任的是万年县（赤县）县尉，更在武功县主簿之上。同著所引用的史料《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中还有一句“自紧（紧县）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资历至之而至也”（同著第142页）。武功县（畿县）在紧县的上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武功县主簿就必须如所评价的那样是一个“资历至之而至也”的富有的官职了。即从武功县主簿到万年县尉，姚合实际上是走上了精英官僚培养路线的。
武功体不是根据事实而写实的文学，而是一种将自己故作是郁不得志者的文学风格。如果我不了解到这一点的话，那也就不会理解武功体，不会对张籍产生兴趣，本书也就绝对不会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这里谈一点儿私事儿。几年前我参加在箱根静云庄召开的唐代史研究会的集训时，当我把从《唐代的县尉》一文受到很大的启发之事向砺波先生汇报时，先生当时微笑着说，那篇文章曾是他的得意之作。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从本书文稿受理到本书付梓，专修大学出版局的笹冈五郎编辑非常辛苦。此外琉球大学副教授紺野达也，以及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中国文学）在读的石硕，为此书的校对校阅之功也非同寻常。而使用正字体排版之烦琐，也使森元印刷公司多有受累。最后本书出版之际，也得到了专修大学的图书出版补助（平成二十三年度）。
值此小书付梓之际，谨向关照过我的各位师长朋友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二〇一二年一月四日
松原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