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贾岛的回响
“……你甚至说晚唐五代之崇拜贾岛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偏见和行动，但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至于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不宁惟是。即宋代江西派在中国诗史上所代表的新阶段，大部分不也是从贾岛那分遗产中得来的赢余吗？可见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当不可以部分的接受他，作为一种调济，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闻一多《贾岛》，原载昆明《中央日报·文艺》第十八期）
宋末的四灵（以及江湖诗派）向贾岛（以及姚合）的回归，既已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而贾岛的影响竟然投射到了明末的竟陵派与清末的同光体，可以预想这就是今后需要进行研究验证的一个课题[12]。
当然，闻一多主张，贾岛的影响可见于南宋的江湖诗派、明朝的竟陵派、清朝的同光派等文学流派，这倒并不是说闻一多的指摘仅限于以上若干个别现象；与其如此，倒不如说闻一多指出到了每个王朝的末期，贾岛的影响都必将反复地显现出来，这是一个所谓传统中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这才是闻一多主张的重点所在。科举制度于唐代开始具备实质上的机能，历经反复微调维持到了清末。在传统中国，只要“科举＝管理体制”的支配系统还继续存在，科举落第也就会反复出现；而那些只能具有制作古典诗歌才能的贫士们，也在持续而大量地创作生产着古典诗。特别是每当这个系统出现了异常，到了矛盾激化的王朝末期，隐居在那世间一隅而耽溺于诗作的“贾岛”式的文人就会变得引人注目起来。闻一多想要揭示的，曾经既是那种传统中国体制系统的问题，也是一种中国传统社会的弊病。
“……一个读书人生在那时代，总得做诗。做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诗做到合乎某种程式，如其时运也凑巧，果然溷得一“第”，到那时，至少在理论上你才算在社会中“成年”了，才有说话做事的资格。否则万一你的诗做得不及或超过了程式的严限，或诗无问题而时运不济，那你只好做一辈子的诗，为责任做诗以自课，为情绪做诗以自遣。贾岛便是在这古怪制度之下被牺牲，也被玉成了的一个。……”（闻一多《贾岛》，原载昆明《中央日报·文艺》第十八期）
闻一多的这个文明论式的命题，虽说超出了小小的文学史关注的范围，但却是从事传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大大的课题。
闻一多的《贾岛》是一篇充满着问题意识的文章。可以说其后的贾岛研究中很多都是根据这篇文章所提起的命题研究而来的。即使对于今后的贾岛研究而言，为了能够使那些命题回答得令人信服而做好准备，还也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的吧。通过这个过程，贾岛文学的真相就会随之变得明晰起来，而同时中晚唐文学史也就必须要改写了吧。本文在此并非有意要就贾岛而提出新的见解，而是以闻一多的《贾岛》为线索，就贾岛研究所肩负的课题进行一次重新确认。
【注释】
[1]《唐诗杂论》所收论文的初刊如下所示。①《类书与诗》（天津《大广报》“图书论评”副刊），1934年；②《宫体诗的自赎》（《当代评论》第一卷第十期），1941年；③《四杰》（《世界学生》第二卷第七期），1943年；④《孟浩然》（《大国民》周刊第三期），1943年；⑤《贾岛》（昆明《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第十八期），1941年；⑥《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1930年；⑦《岑嘉州系年考证》（《清华学报》第七卷第二期），1933年；⑧《杜甫（未完）》（《新月》第一卷第六期，一七年八月十日），1928年；⑨《英译李太白诗》（《北平晨报》副刊，一五年六月三日），1926年。
[2]参照本书《序论》第二节、《姚合武功体的谱系》第四节等。另见下定雅弘《柳宗元的诗体问题——以元和十年为界来看从古体到近体的演变》第115页（《日本中国学会报》三十六集，1984年），以及同作者《韩愈的诗作——从其古体优势到其近体优势的演变》（《日本中国学会报》四十集，1988年）。
[3]在中国所著的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多是在经日本人之手所成的中国文学史的影响之下而成的。参照川合康三所编《中国的文学史观》（创文社，2002年）第一章《现在，为什么讨论文学史》（川合康三执笔）。而从这一点来说，郑振铎的文学史是经中国人之手而成的、并被定位为基于近代性研究手法的第一本真正的中国文学史。
[4]卷十至卷二十九的乐府2015首及卷七八五以降的无名氏诗歌除外。
[5]《唐音》中杨士弘自序中有“及观诸家选本载盛唐诗者，独河岳英灵集。然详于五言，略于七言，至于律绝仅存一二。极玄，姚合所选，止五言律诗百篇，除王维祖咏，亦皆中唐人诗。至于中兴闲气、又玄、才调等集虽皆唐人所选，然亦多主于晚唐矣。”然而占据其中心的《正音》（卷二至卷七）中，按照各种诗型从初唐到晚唐的诗人且按活动时期排列，其间并未提示明确的区分。且赤井益久《中唐诗坛研究》（创文社，2004年）第19页“唐诗的区分”中就指出：“杨士弘所说的‘中唐’意味着严羽所谓‘大历体’，并不包括‘元和体’”，此点值得注意。
[6]当时对于四灵、江湖诗派的评论，即便好在尚有将贾岛、姚合为代表的文学称之为“晚唐”（不是中唐！）的例子，但是那些单纯称“唐”（或“唐宗”）的例子就说明：他们的意识中心里只有“宋←→唐”这样对立关系的公式。下面来举三则例子。
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浅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鸣吻决，出豪茫之奇，可以运转而无极也。故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叶适《水心集》卷十二《徐斯远文集序》）
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近世诗律”指江西诗派），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叶适《水心集》卷二十九《题刘潜夫南岳诗藁》）
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已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旧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严羽《沧浪诗话》）
[7]永嘉四灵或江湖诗派将其祖述对象的贾岛姚合笼统地意识为是“晚唐”诗人；结果，与他们随后的时期（即今日文学史所说的晚唐）并未分隔开来，在时间上被意识为是一个整体。
[8]以沈约“四声八病说”为发端的近体诗的形成，基本上是以宫廷诗坛的应酬场合为土壤而得以进行的。在文宴唱和的场合下活跃起来的大历十才子能够转变到近体五言律诗，以此观点来看也很自然。
[9]七言律诗的完成者是杜甫，而其完成是在杜甫赴任蜀地的五十岁以后的事情，但在大历五年杜甫辞世的时间点上，七言律诗只不过是一种新来的诗型，其充分的历史演变还尚未齐备。
[10]参照松原朗《中国离别诗的成立》中《大历风格的超克——韦应物离别诗考》一章（研文出版2003年版）
[11]以元和十年为界，韩愈、白居易等有力诗人正在进行着从古体诗中心向近体诗中心的转变，这一倾向已由下定雅弘的论文所指出（参照注释2）。然而在那个情况下的近体诗是在其一部分中包含着五言律诗，五言律诗可谓是若干近体诗型中的一个诗型而已；这与贾岛专门选取五言律诗而倾力为之的情况并不相同。此外，也有意见认为，在贾岛或姚合爱作五言律诗与大历十才子爱作五言律诗的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形成这个意见的一个根据就是，他们举出姚合自身编辑唐诗词华集《极玄集》的例子来，这部《极玄集》主要收录了大历十才子的五言律诗，而他们就想要从中发现姚合与大历十才子之间的继承关系。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大历十才子与贾岛姚合之间还夹杂着一个古体诗盛行的韩、白的元和时期，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业已如上所论，并非是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单纯。
[12]陈广弘《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