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欧洲文明的危机与悲剧的新生
在1908年到1916年这几年中的许多个星期天，卢卡奇、布洛赫、雅斯贝斯、施密特等一批日后蜚声欧洲的青年才俊都聚集在马克斯·韦伯位于海德堡的家中。在以学术沙龙为形式的聚会上，他们交谈的内容除了涉及学术以外，还会评论政治时局，探讨诗歌、音乐、绘画与戏剧艺术，并交流各自最新的写作计划，这便是日后思想史家们津津乐道的“海德堡沙龙”（Heidelberg Circle）[1]。在这个群贤毕至、老少咸集的小圈子里，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判断深远地影响了这批年轻人，而他们也在相互间的思想碰撞中，奠定了各自之后的思想道路。对当时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以及韦伯本人而言，所有的争论大多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并进而理解现时代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危机。
在他们眼前的20世纪的西方文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失序”（disorder）状态，在这一文明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生活被以“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方式肢解。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在反向上导致了文化上的平庸乏味，商品经济“量化”的逻辑更使得事物的价值阙如。人无法像千百年前的祖祖辈辈一样，凭借着手中的工具与面前的对象，确认自己劳作的价值及自身存在之意义。在这个被文豪狄更斯称为“坚硬时代”（Hard times）的世界中，城市化、工业化、教育功利主义正在逐步侵吞原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大地之间的温情脉脉的联系。但更为恐怖的是，这些现象背后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原则”（rationalism），其在引导人类文明飞速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亦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日后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借助韦伯的语言，清晰地描绘了这一“文明毁灭”的画面：随着一种从工厂中诞生的泰勒制的管理模式被推广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了对每一个个体的规制；通过高度的“社会分工”与理性化的“科层制”管理，它迫使每个个体进入以交换和竞争为原则的劳动市场与职业领域；而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对的“资产阶级文化”（Bourgeois culture），其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伦理秩序以及人文精神，也在商品拜物教与官僚体制为主导的生产与生活秩序中日渐式微。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所创立的现代政治，其所主张的具有“普遍性”高度的公民权利和民族国家也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前者在每一个局限于物质利益冲突的资产阶级那里堕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后者则充当起了帝国主义向外掠夺扩张的载体。
从德国哲学中汲取滋养的欧洲知识界，此时绝望地发现，现代世界虽在法国大革命后实现了一种摆脱一切宗法依附关系的自由，即自我决定性（Self-determination），但它并未能同时找到一条守护革命成果的道路；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持续的扩张下，一种“非理性、不为人所理解、对人的价值漠不关心的”外在秩序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现代人又一次地堕入有外在强力的铁笼中，重新成为依附于其上的“奴隶”。
面对这一强大的外力，作为孤悬一隅的现代人，极易退回到自我的内在世界之中，从而走上了一条“内省的道路”。这便形成西美尔口中的“主观文明”与“客观文明”的二元对立。当现实的生活已不再能成就人的价值与意义，现代人被迫重新从内心深处寻找生活的支点，追寻寄托生命的家园。而这一思潮就是20世纪的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及其文化哲学，在西美尔等人的引领下，这一思潮影响了整整一代的欧洲知识分子。在成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之前，本书所探讨的主角——卢卡奇，也走在这一“向内探索”的道路之上。
在匈牙利，青年时代的卢卡奇还尚未以韦伯（以及马克思）的视角如此深刻地把握当下的资本主义危机；相反，作为才华横溢、名噪一时的文论家，他在感性领域中目睹了文明危机的种种艺术与文学性的表达。然而，这一危机的样态和意义，并非如《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揭示的那样，在一开始就表现为无可挽回的“物化命运”。在当时的卢卡奇看来，危机的根源仍是“工业社会”由分工导致的生活世界“碎片化”（Fragmentation）。于是，当新康德主义用“文化与文明”这一对概念来言说当下的“生活”危机时，青年卢卡奇则进一步借用文学化的语言，以“心灵（或灵魂）”（seele/soul）与“生活”（leben/life）的分裂与冲突，来表达上述这一关系。面对无序、混乱以及无意义的外部世界，他认为对“心灵”之内在需求的满足，乃是当下资产阶级的普遍需要，他们依旧希求通过某种方式来“剥除并不真实属于自身一部分的一切，使心灵成为确实的个体性”[2]。正是基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保有对“有灵魂”生活的渴望，卢卡奇和他的思想伙伴们才能重新在当下生活中以“复兴主观文明（即文化）”的方式，守护大革命以来的成果——自由与个体性。
而正是出于守护个体性的需要，卢卡奇和布洛赫相信，正是当下这一“无上帝和无灵魂”的时代，为一种不同于古希腊“神性的悲剧”（divine tragedy）的“新悲剧”提供了可能[3]。现代生活在实存与本质、意识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事实与价值、规范与行动等诸多层面上发生的不可协调之冲突，在艺术上最适合以悲剧的方式加以表述。卢卡奇和布洛赫认为，现代悲剧作为一不同于经典悲剧的“新悲剧”，或将通过在艺术世界中创造出一个有序的封闭世界，从而承担起为无意义的现代生活寻求意义的可能。在他们看来，这一悲剧艺术不仅代表着一种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艺术领域，更是对生活之无意义的直接追问与言说；而凭借对悲剧的艺术欣赏，现代人能抖落生活所强加的种种平庸与琐碎，继而在舞台上，在悲剧英雄与命运的斗争中，窥见生命的终极意义。正如《青年卢卡奇》的作者贡敦（Congdon）所说的那样：“卢卡奇在包括《现代戏剧进化史》（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Dramas/History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Drama）在内一系列的研究中，通过解释悲剧时代（Tragic Age）的兴衰，来说明资产阶级普遍的文化衰弱正是悲剧精神本身得以诞生的条件。”[4]
但悲剧为何能够承担这一使命？现代世界中这一“新”的悲剧又如何以一种与古典悲剧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使命？这些问题不仅指向了悲剧在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两种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更触及了“古今之辨”这一更为根本的历史哲学问题。
正是对这一“古今之辨”的思考，直接决定了卢卡奇之后的思想发展方向。在与韦伯的交往中，卢卡奇一方面把握了现时代与传统时代质的区别，另一方面也走向了与韦伯完全相反的激进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这一线索，在目前学界研究中仍然是一个尚未引起重视并有待重新梳理的课题。在其中，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卢卡奇究竟如何从悲剧走向更为激进的革命实践道路，从而由一个文艺理论家变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与匈牙利共产党人？而这一思想转向，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卢卡奇又有怎样的意义？
但正如安德鲁·冯博格（Andrew Feenberg）在他的新书《实践哲学——马克思、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新版序言里说：“在思想史上最为讽刺的事是，马克思和卢卡奇自己都未能真正意识到他们早期著作的重要性。”[5]这也就难怪学界对于卢卡奇甚至马克思的青年时期思想的研究总是存在一种轻视的心态。而本书认同冯博格的观点——我们仍需要重视在两位思想家“未成熟”时期著作中所潜藏着的巨大思想活力。更重要的是，在卢卡奇及马克思早年的这一“学徒阶段”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之后成熟的思想的萌芽，更能看到这一“萌芽”是如何从他们与之前诸多伟大人物思想之间的碰撞对话中，逐步发展演变出来的。这一思想史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精准地把握卢卡奇本人标志性的思想在整个人类智慧群星闪耀的星系中的坐标。
对于本书而言，首要的问题是，作为文艺评论家的卢卡奇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卢卡奇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摆放。具体而言，这涉及卢卡奇早年的两个文本之间的关系——作为前马克思主义作品的《小说理论》（以及更早之前的《心灵与形式》《现代戏剧进化史》），与之后《历史与阶级意识》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青年卢卡奇》的作者阿拉托（Andrew Arato）与布尼茨（Paul Berines）将之称为他们尚未解决的“众多哲学史困扰之一”[6]。
学术界对卢卡奇这一思想阶段的研究现今仍处于停滞状态[7]。长久以来，对于卢卡奇的思想研究存在着某种看不见的学科壁垒：在哲学界，鲜有人关注他早年的《心灵与形式》与《小说理论》，而文论家中也少有人问津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由于上述学科视野的局限，我们总是回避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卢卡奇是如何从《小说理论》中的“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或译作“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转向《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两本著作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8]第二，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又与艺术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要理解这两个问题，就必须思考卢卡奇版本的“艺术终结论”，即理解他如何看待艺术在现时代生活中所担当的职能与价值。
但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坚持的基本立场，不仅与他们早年的文艺探索相关，而且这一探索也决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阶级革命的基本取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上升到人之内在尺度的自觉意识，即对人道主义的自觉。而这一自觉的感性形式，正是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所探讨的艺术与文学。因此，为了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内在逻辑，必须首先把握卢卡奇等人对现代艺术的思考。
借此，本书以“新悲剧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来重思卢卡奇早年的思想发展历程。本书也沿着卢卡奇悲剧观的线索，将这一思想历程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需要澄清在20世纪新康德主义的思潮之下，艺术及现代艺术在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中的独特意义；在第二部分中，通过卢卡奇本人对悲剧问题的讨论，我们将分析他如何从新康德主义走向了黑格尔哲学。而正是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框架下，卢卡奇走上了一条“以左派的立场为伦理”，以及“以右派的立场为方法论”的“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而这正是卢卡奇眼中从布洛赫到阿多诺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理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