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苦难的模仿——现时代对悲剧的需要

悲剧痛苦与悲剧死亡，是对当下时代的苦难现实的高度“模仿”。在这个意义上，悲剧也是通过模仿现实中的“苦难”，从而体认由现代生活带来的种种挫败、危机与迷失。对此我有两个层面的解释：首先，对悲剧苦难本身的模仿，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需要。这一历史阶段乃是社会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例如古希腊城邦政治的衰落与中世纪走向近代化的新旧交替）。不过，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出现的诸种矛盾，却激发了人们艺术创作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构成了对悲剧创作与欣赏的需要。其次，时代对悲剧的需要，反而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卢卡奇的如下判断：悲剧痛苦与悲剧愉悦感这一悖论性的悲剧效应已脱离了单纯美学的范畴。若非如此，我们在悲剧创作和欣赏中，仅具有对悲剧人物的同情，继而难以上升到“绝对领域的”审美高度。在康德看来，这种以崇高（不快引发的愉悦感）为表现对象的悲剧，仅是一种追求（感官）享受的人为手段，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崇高”的贬损，不具有理念的高度[25]。康德的观点已经表明，悲剧的价值不能只被理解为对“崇高”的把玩，因为这无法说明现时代对悲剧在超越感官享受意义上的需要。只有在与历史辩证法结合后，这一悲剧美学的难题才能算被彻底解答。

受西美尔影响下，青年卢卡奇认为对悲剧的考察必然遵循如下公设：悲剧形式的创新及其兴盛，对应于特定的时代需要。卢卡奇追问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形？什么时候一类人的情感世界才会将生活看做是各方竭尽全力地进行（自我）毁灭的辩证法？（Der Dialektik der sich mit Kräfte sieht）。”[26]在此，卢卡奇给出的回答与黑格尔极为近似，在卢卡奇“社会—历史学”的视角中，悲剧必然出现在旧文化的衰亡之际。在这一情境下，从最为抽象的角度说，旧文化中的德性与价值将失去道德评价之效力。时代更迭所产生的两种相互对立的人物与情感，使人不再相信，仅凭旧有的伦理和道德资源即可对相互对立的双方进行公正的评判。由此，当悲剧中的新旧两种力量陷入势如水火的对立时，对立中人宁愿选择“英雄式的毁灭”。现代悲剧如此处理“悲剧毁灭”的原因有二：一方面，人们无法忽视新的历史人物的要求与情感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在人们心中，传统的、内在的“必然性的惯性”依旧强大。卢卡奇将悲剧产生的历史时代，界定为文化意义上“核心生活价值时代”开始衰落的历史时刻。在其中，生活成了问题，这表现为支撑人的最重要价值陷入了对立，而陷入对立一方的人，其死亡也就变成了最为妥善的结局。

于是“美好的死亡这种意识形态（die Ideologie schönen Todes）诞生了”[27]。卢卡奇就此得出结论：在人物的毁灭中，悲剧痛苦就引申出了我们所追问的美感与愉悦，因为后者的毁灭彰显了主人公以英雄主义的方式所捍卫的价值，是英雄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在这里，卢卡奇有意不去追问经典悲剧所具有的神秘性的来源，而是将重心完全放在了悲剧个体上。他有意抹平古典悲剧与近代戏剧（悲剧）之间在处理悲剧痛苦—美感问题上的差异，更进一步说，卢卡奇有意将悲剧苦难与美感的产生与宗教性的神秘起源切分开来，以求证明美感仅仅来源于艺术形式本身。

不过，卢卡奇也自知这一说法并不能解释18世纪的近代戏剧在实际创作中所遭遇的难题。因为，近代悲剧在“无神”的时代，与其说找到了一种悲剧的“先验形式”，从而再现了古典悲剧依靠“自然宗教”所达到的戏剧效应，不如说现代悲剧早已陷入了彻底的挣扎与迷茫。近代戏剧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无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平庸的历史阶段。卢卡奇不禁发问：“18世纪的市民阶层需要戏剧，虽然他们有意识地为之而努力，并且一些极具天赋的人也试图创造戏剧，但为什么他们未能拥有真正的戏剧？”[28]他在《现代戏剧进化史》中将此中的原因归咎于18世纪作为“上升阶级”（aufstrebende Masse）未能将他们面前的生活理解为成真正的“生活难题”。当时的资产阶级坚信，这些“不幸”仅是在时代变化中存在的暂时的或偶然的现象。当这一阶级彻底完成了与另一个阶级争夺统治地位的战争时，这些矛盾也会随之远去。在此，任何悲剧性的事件，仅仅被视为一种必将被克服的历史环节。

不过，这一时期的悲剧仍然具有一种虚假的调解性（或调和性）（reconciliation），或者说，一种悲剧性的和解力量。未来的光辉、进步的时代必将消解人们对悲剧创作的需要。而对现有的悲剧人物，我们仅仅对之片面性报以同情的态度，近代悲剧中所展现的最大化“个体化价值”，在“未来”的调和之下，也将显得无足轻重。这也是为何在卢卡奇看来，18世纪悲剧所经历的辉煌如此短暂，因为这一时期仅仅是旧有的贵族开始没落之初，到他们适应了新生的市民阶级以前这一小段时间。但也是在这一段极短的辉煌时期内，我们看到了如莎士比亚与高乃依这样伟大的悲剧诗人。也正是因为只有这一段的历史时间，悲剧英雄间的价值矛盾才被视作一种永恒性的主题。这同时也说明，以往的“文化废墟”可以为新文化的诞生和发展提供基石与材料。一旦这一时期过去，人们则会在抽象的意义上将过去与新的文化二者截然分开，从而彻底抛弃属于传统的那一极。

卢卡奇在1914年再版的序言中对上述这一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可以说，在《现代戏剧进化史》（即1906—1910年间）这一思想阶段上，卢卡奇对悲剧形式之先天性的思考，仍然停留于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他当时把戏剧形式（尤其是悲剧形式）所诞生时代之社会条件当作了对戏剧美感来源的全部前提条件。如他之后所做的批评那样，他反思道，“一切社会学的东西都只能是美学价值实现的可能性，而不能规定这些价值本身”[29]。换言之，青年卢卡奇在这一思想阶段中，还未能看到时代与艺术形式之间相互交织复杂的辩证关系。因此，有必要开辟一条解答悲剧美学问题的新思路。当然，对这一问题当时的卢卡奇也有所察觉，在《现代戏剧进化史》的德文译本的改写中他似乎对自己所采用的“社会学”立场有所保留。在下一个章中，我们将从卢卡奇对现代悲剧的转折的分析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