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创作的先天性前提与先验形式

先天与先验这两个概念在康德哲学的意义上是有重合的。对康德而言，凡先验的必然也是先天的，二者虽然有重叠，但又有相互区分的意义。先天（a priori）意味着“天赋的、永恒不变的”规则，康德以“5+7=12”为例，证明了这种知识不同于经验综合意义上的必然可靠性，亦即证明了一种“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而先验（transzendental/transcendental），则更为具体地指向已然为我们所体认的经验，并以此为起点追问这一经验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可以说，“先验”强调的是经验得以可能的、非经验的必然条件[56]。

而对悲剧评论家的卢卡奇而言，悲剧创作的“先天性”，指的是创作者的世界观与周遭其他人（观众）世界观之间是否拥有经验之前“先在的”“预先赋予”的统一性。而与之相对，卢卡奇所讨论的戏剧形式本身构成了一种的“先验形式”，后者追问的是我们在悲剧中所经验的悲剧感（悲剧痛苦与愉悦感）是如何被戏剧的艺术形式加以建构的。可以说，卢卡奇在此处所追问的无非是，产生这一戏剧悲剧感的先验形式何以可能。但卢卡奇面对着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难题：感性内容与“先验”与“先天”二者仍然存在着一个“无限的距离”。因为，我们从可感的艺术体验出发，再以先验演绎的方式得出的（作者的）“悲剧形式”，其若是普遍有效性的，就仍需悬设一种观众与作者之间“共通感”的存在。而这一“共同感”问题，正对应着我们上述所说的戏剧的先天性问题。

对古典时代的悲剧而言，“先天性”与先验意义上的悲剧形式二者并不彼此区分，因为作者的世界观与整个共同体的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就命运这一要素而言，人仍然能在他的和整个共同体的世界观中去理解和把握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人无须去追问先天形式背后的先验原则，或进行某种“先验演绎”。但当下的问题正是人类与命运的分离。卢卡奇说道：“作为材料和形式的新生活给人们的戏剧性的生活表达所带来的，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形式分裂的方式（formzersprengender art）。因为它还通过他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us）完成了人类和命运的纯粹分离（Scheidung von Mensch und Schicksal auflöste）。”[57]而这也标志着，在先天的条件上，对现代戏剧的考察与古典悲剧截然不同。于是仍然有待追问的是，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命运必然性及其背后的先验形式如何重新可能，又凭靠何种力量作为其“先天可能”的保障呢？

还是在《现代戏剧进化史》中，卢卡奇以“历史—社会学”的综合方法来考察戏剧尤其是其悲剧之“先天构造”的统一性与总体性。在此，卢卡奇首先区分了古典戏剧与现代戏剧二者对应的差别：悲剧所拥有的“先天”意义上的普遍效力，在根本上是戏剧世界神秘的、内在的统一（die mystische，immanente Einheit der Welt des Dramas），后者借助于戏剧的整全性（der Geschlossenheit）被加以表现[58]。这一神秘统一的先天性体现在它必须以社会群体效应得以可能的某种“中心”所形成“向心力”为基础，后者是在形式和内容上所要求的普遍性，即是一种感性而非智性的普遍效力。这一中心的基础在前现代社会依赖于某种“宗教性”力量，因此可以说，所有戏剧在历史上都有着某种强烈宗教感的基础（dem Boden der religiösen Gefühle）[59]。而且，戏剧还借助于这一宗教所特有的神秘体验“上升到狂喜的状态”。但文艺复兴后的现代世界已然是祛魅后的“无上帝”的世界，上述的宗教因素——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自然宗教，还是基督教严格统一的“二元体系”——都在世俗化后的世界中不复存在，这一所谓的“中心”和“向心力”等感性的先天性也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消逝。于是，曾经存在于前现代世界中的某种处于绝对位置的“先天场域”，在当下的现代生活中就不再自明显现了。

但卢卡奇认为，悲剧目前的状况，仍能期待有一种取代上述“向心力”或“中心”的一种新的“世界观”——戏剧创作者本人的“世界观”。而这实质说明，对现代悲剧而言，卢卡奇的考察重心无非是对悲剧其“先验”形式的考察。卢卡奇认为，这一世界观是否能被认真地加以思考，构成了戏剧命运在当下是否能具有可理解性的依据。而就悲剧的风格—命运是否可能具有“先验形式”的效力而言，在新康德主义的原则下，卢卡奇表达的无非是，我们所能考察的范围有限，只能在理智上去思考和建构这一命运为人所理解和接受的各种合理性。因此，包括悲剧在内的戏剧之“先验形式”之可能性的依据，无非就是考察作者“世界观”是否合乎西美尔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先天形式”，因为后者设定了一种统一的且是整体性的文化体系。

为了理解这一“知性化”的世界观与古典时代的“世界观”的区别，亦即理解现代悲剧创作的“先验形式”与古典悲剧的“先验形式”之间的差异，卢卡奇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分析案例——《安提戈涅》。卢卡奇试图说明，为什么这部经典悲剧，在现代人和古代人眼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