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悲剧的时代状况：个体的孤独

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是主人公的“孤独”问题，以及这一“孤独”所导致的“信任”问题。但这一新的主题动摇了悲剧原有的形式。对“孤独”的表现，使得现代悲剧内部机具张力，卢卡奇甚至用“戏剧的二律背反”（Paradox-Dramatisches/paradox in drama）[37]来对此加以表述。换言之，现代悲剧与生俱来地处于悖论般的困境，而这一悖论真正的内涵，依旧是悲剧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张力。

首先，如前文所述，孤独之产生现代悲剧新问题的原因在于，现代人在各自追求生活意义的道路上，只能处于孤立卓绝的状态。在悲剧中，主人公的这一孤独，被表现为悲剧人物无法在自己超拔命运的过程中，找到对自身知识的确信。而唯一的确信方式是找到可以信任的“同路人”，继而从彼此身上找到对自己命运处境的确认。但吊诡的是，他们显然无法在琐碎的生活中找到与自己命运相似的同伴，只能在超越尘世的本质领域里才能发现自己的“弟兄”（brothers）。所以，悲剧对生命本质的追求，也就由此变成了对内涵本质高度的共同体的渴望（longing for community）。而反过来，只有在超越于流俗生活的心灵的维度上，这一新的共同体才具有生命的意义，用卢卡奇极为抒情化的语言说：“在命运中自我生成的心灵会找到自己的弟兄，但是却不会有世俗的伴侣。”[38]

因此，现代悲剧的命运，并非完全展现为人物之间意志及行动间的对立与冲突；相反，现代悲剧力求表现的是，被命运拣选的少数个体——悲剧主人公，与周遭身处琐碎俗世的芸芸众生间的巨大反差，继而在主人公与生活的抗争的积极性与大众对命运放弃的惰性之间的对比中，衬托出一种崇高的英雄主义。尤其是在莎剧中，身处在人群之中的悲剧主人公，其由于无法从周遭的人身上发现与他共同的命运，只能陷入更为孤独的处境之中。在《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无法向他的侍从与爱人表达他内心的困扰，只能通过疯狂的行动来表达这种深沉的孤独感。这与古典悲剧人物内心意志与行动的高度一致性截然不同。而现代悲剧的戏剧性，正是建立在主人公在心灵领域的所坚守的理念，与行动领域的世俗生活之间的张力之上，或者用《悲剧的形而上学》中的话说，正是建立在心灵和信念的真实存在，与现实生活真实的苍白的对立之上[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