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的缺失：现代悲剧的“非调和性”

悲剧奇迹的彻底“偶然化”，是悲剧调和性力量走向失效的一个征兆。还是以莎士比亚的悲剧为例，在他著名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其推动情节和冲突的命运力量，来自悲剧诗人对日常生活中不可抗的偶然因素的主观截取，即前文中所说的，对一种偶然瞬间的挖掘。按照卢卡奇《现代戏剧进化史》中的说法，悲剧作者对悲剧奇迹以及死亡结局的设置，是综合了以悲剧诗人所处时代的“世界观”下的合理性与剧情发展需要的必然性二者后得出的。但事实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殉情这一情节的设定，在整体上，却仅仅是出于一种“琐碎的”偶然与巧合。导致罗密欧与朱丽叶走向悲剧的结局的契机（即我们这里说的“奇迹”），乃是因为传送二者讯息的神父被突如其来的瘟疫所阻断，以至于朱丽叶无法告知罗密欧她对爱情的忠贞（未从父命嫁于他人），以及守护爱情的权宜之计（假装服毒自杀）。在此，命运被替换为了“偶然性的事件的概念”[50]。我们无法找到他们必须走向死亡的必然性的原因。因此，偶然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卢卡奇《悲剧的形而上学》中所提交的那种伟大的奇迹，而仅仅是一种无意义的中断。因此莎士比亚在这一点上，并无法构建出一种令当代人信服的命运—必然性。

当代黑格尔学者特里·平卡德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因此仅仅是一种对于伤感（sadness）的表达，站在黑格尔的观点上看，平卡德甚至认为这一悲剧形式说明，现时代不可能再创作出古典意义上的悲剧[51]。卢卡奇在这里也面对着相同的挑战。《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确富有生气，但是它却最终没有形成卢卡奇之前所期待的悲剧形式。相反，这一悲剧却恰恰表达了现代人的哀伤，成为一种彻底抒情性的悲剧。现代悲剧诗人以爱情为对象的悲剧刻画，实质并没能给出心灵意义上的形式。因为在现代人早已认定，罗、朱二人间爱情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他们两方家族的世仇恩怨，换句话说，现代人对个体追求自由的认可度，远远高于对氏族宗法所坚守的价值的认可。个体利益高于家族的利益这一点上，一旦被现代人接受，二者之间就不会产生所谓的“善与善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对悲剧诗人而言，悲剧命运与毁灭的唯一要素——“奇迹”，只能是偶然的外在力量（即瘟疫代表的天灾）。如此一来，对于身处现时代的观众而言，看到的仅仅是爱情因为偶发灾难而被阻断的伤感，却并不能体会到在价值冲突层面中提升出的崇高感与悲剧感。因此，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人们看不到卢卡奇意义上的“高层次的毁灭”，也无法体会到因毁灭带来的悲剧快感，因为人们无法找到罗密欧与朱丽叶那里与现实真实的对抗和冲突。在现代人看来，无论是家族的伦理价值，还是外在偶然的突发事件，都不构成与他们所坚持的爱情相冲突的悲剧敌手，因此，他们二人根本不是源于对自身价值的坚持，而自愿走向毁灭之路。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所加入的“瘟疫”这一偶然性（奇迹），仅仅是完成了外在力量对他们二人的捉弄而已，并不能引出任何价值性的、有意义的内容。从另一个角度看，悲剧开始所渲染的家族利益与世仇的恩怨，与突发事件都在同一层次上，都只是促成悲剧事件爆发的诸多偶然因素而已。

所以，在《现代戏剧进化史》中，卢卡奇如下疑问才更令人玩味：悲剧诗人从主观的角度，由此而带来的富有生气的“世界观”是否能够在这个“适合悲剧时代”的当下，与那一“群体中深刻的生活感”恰好相符合呢？在当时的卢卡奇看来，这种“相遇”完全凭借某种天才般的偶然，并无绝对之保障。借此，从第一个层次上说，古希腊悲剧与现代悲剧的区分——从对富有内容和神秘力量的“模仿”，到对“悲剧形式”中导出这种“先天”的神秘性力量——所导向的两种不同的悲剧路径，使现代悲剧中“命运”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因为不再“神秘”，故而也不再“可信”。

但从《悲剧的形而上学》的角度而言，《现代戏剧进化史》中所讨论的先验形式意义上的悲剧，乃是悲剧抒情性的体现。这种抒情性，乃是悲剧将渴望变为自身形式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举措。卢卡奇在文本中试图以浪漫主义的资源为后盾，希望在奇迹中唤起一种神秘性力量。于是，悲剧先验形式所产生神秘性是否能发挥真实的作用这一问题，就取决于我们在现实中是否还能返现某种“奇迹”。在《悲剧的形而上学》中，卢卡奇依旧愿意相信，只要我们能在生活中找到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闪闪发亮”的奇迹，那么悲剧的戏剧性与悲剧的抒情性仍可以被很好地融合在悲剧的伟大瞬间之中。

但反讽的是，悲剧艺术迎来了它自身的“悲剧状况”。悲剧所能打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无非是使观众共鸣的普遍性，但悲剧“其最深刻的最纯的普遍性只能归于最少数人所有的那种状况”。无论是在《现代戏剧进化史》，还是在《悲剧的形而上学》中，卢卡奇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悲剧也如其他现代艺术一样，其艺术形式只能是出自少数处于精英阶层的艺术家。而戏剧和悲剧诗人虽然希望彻底地“将他的戏剧归纳到只基于大众影响的抽象形式的绝对必然性上”[52]，以便获得彻底的戏剧性。但这种调节的尝试亦是无力的。戏剧作家和悲剧诗人作为孤立的少数人，始终无法满足在大众中表现为某种无意识的、但却为人们一贯所期待的对生活本质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