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悲剧的诞生：挽救“总体性”的努力
借助于对“历史哲学的辩证法”的分析，卢卡奇勾勒出了古希腊时代的赋形方式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的开端，乃是史诗向悲剧与柏拉图哲学的转向。史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对现有经验生活的绝对肯定。它通过对周遭自然（第一自然）的模仿，勾勒出希腊世界其有机的生活整体。但随着主观性个体的一方的不断走向自觉，人之行动与其周遭世界之间原本的和谐关系逐步瓦解。在艺术上，这迫使人们去寻找一种新的调解主体与世界的艺术创作形式，以重现对象世界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正是古典悲剧诞生的契机。
（一）希腊伦理世界的瓦解与悲剧的诞生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曾预言，希腊城邦的覆灭，源于希腊人在“希波战争”后无可避免的“骄傲”和“贪婪”。而这一所谓的“骄傲与贪婪”，其实质在于希腊人难以避免逐渐膨胀的个体要求，与集体生活之间的矛盾（哪怕古希腊人并没有关于个体的“观念”），从而不再能够维持以自然宗教为依托的城邦生活。古希腊世界这一以自然为摹本的有机共同体，在开始之初就存在一对潜藏矛盾的设定：一方面，它要求城邦利益至上，每个个体都要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另一方面，希腊人又相信，处于城邦各个位置上的每个个体，只要自发地实现自身内在的能力，城邦就将如自然一般地自发趋向和谐。在理想的状态下，古希腊城邦就好比一个身体，作为身体各个器官（organ）的每一城邦成员，只要自发地运行自己的功能，整个身体就会自如流畅地健康运行。然而，对于日趋复杂的人类整体生活而言，这两方面的自发统一终将面对来自自身内部的矛盾。随着城邦外部敌人的相继瓦解，城邦的集体利益因外部威胁的消失而变得不再明确。在这一历史情境下，个体的一方自然就逐渐混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差异，从而将实现个体偏狭利益的诉求（如积累财富、纵情享乐）宣称为城邦整体的至高目的。如此一来，主观个体的自发行动将僭越有机共同体原本赋予他的职责范围，而城邦内部原本各司其职的自发和谐，以及伦理生活的共同感都将难以维系。于是，面对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冲突，希腊人再难从现实的生活中觅得一种有机统一的整体性，而自然宗教所承诺的城邦共同体逐渐成了某种与现实对立的理想。按照卢卡奇的话来说，希腊生活原有的意义逐渐成为一种超然于生活的“本质”。在这一情境下，对于独立于生活之外的本质的追寻就成了（文学）艺术的新任务。而最先承担这一任务的艺术形式，正是希腊古典悲剧。
（二）悲剧——本质与生活的分野
古典悲剧与史诗在形式上的区别，被卢卡奇概述为一种“题材的风格化原则”（all-determining principium stilisationis of the gnere）[44]意义上的变化，其出现在上述历史哲学的辩证法发生根本性扭转的时刻。在这一历史时刻上，“存在于赋形主体的先验结构与存在于外在世界被创造的形式之间的旧世界的平行关系被破坏了”[45]。于是，史诗的那种对外部自然世界的模仿与静观，再也无法在俗世生活中，找到对应的充满意义的完满经验对象，这正是卢卡奇眼中，“本质不再内在于生活”的历史时刻。在历史上，这表现为希腊人无法再以自然宗教的理想来看待城邦生活的现实困境。在这一前提下，找到摆脱这一困境的艺术道路，成为古希腊人维系生活的努力方向。在卢卡奇看来，即便是原先美学与历史哲学的统一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艺术仍被希腊人给予了厚望。因此，在艺术的新的历史时刻中，主体对原本自明的“先验”性的生活形式之需要（即对“本质”的需要），与历史所留下的遗产（自然宗教与城邦生活的规范）就有机地组合到一起。
而这一历史时刻正是属于悲剧。在卢卡奇看来，对悲剧而言，“本质如何变得鲜活（becoming living），得到了创造性的解答”[46]。卢卡奇曾经认为，悲剧这一创造性的回答，缘于它能够始终保持这种渴望的形式。不过在此处，卢卡奇修改了他之前观点。他认为，对于古典悲剧而言，上述的这种渴望却能够奇迹般地在艺术中变成一种“现实”。在古希腊世界的环境下，古典悲剧的渴望并不指向一种形而上学式的“意义不在场”（the absence of meaning）；相反，它是一种对留存下之文化废墟的“死灰复燃”，即便这一燃烧的“火光”仅仅驻足于一瞬。但在卢卡奇看来，这一瞬间性中的“本质”显现，也正是古典悲剧渴求的素材。
在古典悲剧中，本质的“复活”，按照卢卡奇的解释，是借助于呼唤生活中日渐隐退的实体性。而要表现出这一“实体性”，需要借助于两个要素：命运与英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命运对英雄的毁灭。为了更好说明这两个要素及二者间的互动过程，我们必须追溯到卢卡奇背后的黑格尔主义立场。
在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诸多思想资源的借用中，此处最需要关注的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尤其是其中对命运信仰的解释。在黑格尔看来，古希腊精神在其诞生之初，就在宗教这一绝对精神领域中蕴含了一种内在的对立——人格个体化的神，与原始宗教中的“外在绝对必然性”（命运）之间的对立。人格神代表着达到神性（普遍性）的人性；而命运则代表着高于个体神灵之外的、更高的“必然性”。在黑格尔眼中，即便是在古希腊达到“精神自由”的黄金时代，象征“外在绝对必然性”的命运也处于绝对至高的地位，因此即便是（个体的）神，也必须服从于它。但这却带来的另一个有趣的结果：被浸润诸神中的、属于人的主观性，在面对“外在绝对必然性”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独立并凸显出来。在这一情境下，人将直接面对外在之必然性，并以个体之命运的方式被加以呈现。而这就构成了自然宗教除了人格神以外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对命运的信仰。黑格尔说：“人不可能在个体命运中期望从诸神得到绝对智慧（absolutely wise）和绝对合目的性（absolutely true to purpose）；在诸神中为设定这种向自身的回归，不过在人那里，留有超越他的特殊行动、状态和个人命运，得到一种客观使命的需要。”[47]在黑格尔看来，人所想到的“智慧”，他所期待的“形式知识和形式意愿”，并不希冀于诸神的庇佑与指导；但这一要求却能从一个更高的永恒目的中得到满足。在黑格尔看来，人获得绝对智慧的方式，是通过把自己上升到必然性的神秘力量的高度来达成的，或者说，人获得超越的方式是，“在一个永恒的目的中得到一种代替”，继而“补偿他的特殊目的、利益的损失或不成功，补偿他的不幸”[48]。
于是，古希腊人借助于古老命运之信仰，在现有的世俗生活的尽头挖掘出了“本质”。借助于对“永恒目的中的代替与补偿”模仿，希腊人在悲剧人物的命运中，看到了代表伦理实体的城邦与外在自然有机体的同构性。“代替与补偿”在现实的悲剧创作中，被刻画为了类似于自然的“自我恢复”（self-restoration）的特性，如同自然界的有机体得以维系平衡与和谐的方式，乃是借助一系列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毁灭与新生（如风暴、旱涝、四季更替等自然现象），这种大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维系着万物有机体的和谐统一。因此，自然这种恢复平静和谐状态的能力，在宗教的表现上，成为扫除人类生活各类冲突的终极解答，进而是高于人与神之上的“绝对正义”。在艺术形式上，这一“绝对正义”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充当了悲剧艺术的重要工具。在“绝对正义”的名义之下，悲剧能将其所模仿的种种矛盾、冲突与荒谬，以毁灭的方式导向一种升华意义上的调解（reconciliation）[49]。在这一“自我恢复”的调解中，悲剧再次确证了城邦伦理生活的实体性基础，即再次确认了自然宗教之于现实城邦生活的支撑与保障。可以说，古典悲剧的目标正是以艺术的手法展现希腊人的古老信仰，表现希腊生活背后尚存的本质性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悲剧对人物毁灭命运的塑造，正是对这一“诗学正义”的强化和塑造。
（三）古典悲剧的英雄
一方面，古希腊悲剧对人物的塑造，服务于“诗学正义”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古典悲剧对主人公命运展开的过程，也必然呈现出人的抗争过程，即悲剧的主人公英雄对其命运的抗争过程。英雄一方面意识到，面对异己的生活，由单纯的主观意识中所发出的行动，并无任何改变现实的客观效力；而为了能够给自己的行动意愿赋予客观性，则“需要得从外部获得来自一种比人本身更高的存在着的规定——一种外在的、做出绝对的和规定人的象征”[50]。这种外部得来的客观性象征的确立，促使人与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被进一步确认为与命运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此一来，虽然人已然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达到神的普遍性高度，但却在其中通过毁灭生活达到“使命”。而在其中，虽然个体本身也在其中遭到毁灭，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却通过一种否定的方式被承认——在压抑主体的过程中，主体本身在获得了确定性的答案之时，也重新获得了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重新确认。也正因如此，古希腊悲剧呈现了一种经由毁灭而获得生活之本质与意义的曲折道路。如卢卡奇所说：“希腊悲剧的道路是一条充满怨抑的哀歌体的道路，悲伤中间又发现自我的狂喜。”[51]
可见，希腊悲剧的英雄与命运就此进入了一种不同于史诗人物的轨迹之中，因为悲剧的任务，是将原本在生活中的要素毁灭，从而在毁灭中达到命运的本质高度。但这同时却也延续了史诗所描述的旧世界及其内在的核心要素。在卢卡奇看来，“悲剧英雄接替了荷马史诗中活生生的人，精确地解读并神化了他，因为前者从后者接过的正在熄灭的火炬并将之重新点燃”[52]。所以在悲剧中，原本古希腊时代不曾衰老也不死的英雄，必须通过死亡的象征意识，使残存的“先验本质”变得可见。在卢卡奇那里，这一“先验本质”原本与生活的统一在史诗的时代，但随着生活的深入，二者必然随着主体性的加强而逐渐分离。不过，人们尚未意识到这种自然发生的分离意味着什么。在此时，本质，其作为城邦共同体生活被沿袭下来的规范与原则，被保留在了心灵深处。为此，当它在现实生活中愈发失效之时，它只能通过一种升华或超越，达到独立于生活的高度，即成为一种“应然”（ought to be）的尺度。但这种应然与生活的统一，无法在经验的生活中觅得，只能在艺术想象中再现。如卢卡奇说得那样：“对本质的理解通过其简单地放置，而导致一种超越，在这种超越中，它具像化为一种新的、更高的、通过自己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应然的存在，因为在这存在形式中形成，所以它对纯粹实存的被给定的内容保持了一种独立性。”[53]
“应然”这一尺度的出现，使古希腊英雄的形象在古典悲剧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先验本质意义上的“应然”，由于其独立于生活，故而也产生了与经验生活相对立的紧张关系——应然要得以成为可能，必须通过否定生活以及生命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否定了生活本身，应然才能在否定的那一瞬间重新点燃生活中的本质，而否定生活或生命的瞬间，正是悲剧命运的终结——死亡。在古希腊悲剧中，悲剧中人通过自己的抗争，并在抗争中迎来死亡的否定性力量，尚能在舞台上迎来本质的降临。但作为观众的我们可以看到，英雄及其死亡在此仅仅是一类符号，是我们得以窥见本质瞬间的中介，这一点拉开了悲剧英雄和史诗英雄之间的根本距离，卢卡奇为此说道：
应然毁灭生活，戏剧主人公之所以佩戴上显而易见的生活现象的标志性表征，实为了能够以显而易见的方式举行死亡象征意识，来使存在的先验变得可见；史诗中的人们必须活着，否则便破坏或穷竭了承载他们、包围他们并充满他们的那个要素。[54]
这正是“应然戕杀生活”的意义。但这种“戕杀”也是古典悲剧拯救生活的方式——通过否定生活来重新拯救生活。在悲剧中，悲剧诗人是通过对命运的描述，以及英雄牺牲自己献出生命的过程，来重现并凸显应然的本质高度的。在悲剧表现英雄献身的过程中，原本是“活着的历史现实中的人”，却也不得不成为一个“阴影”或一个“掺了水的模本”。在如此的悲剧中，作为观众的我们无法找回那个充满魄力的、天真且富有乐观、轻松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原本是本质与生活统一的象征。在悲剧中，艺术家与诗人必须将这一英雄的形象虚化，从而通往本质的中介。正是为了极致地表现生活的无意义和本质的绝对高度，英雄不仅充当起命运高度本身不可或缺的元素，更在相反的方向，在与死亡的统一中最大限度地成就了悲剧所欲求表现的旧世界及其内在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