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的状况与抒情艺术的兴起
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对现代悲剧的阐述，是通过对比古典悲剧的方式来展开的。因此，理解古典悲剧与现代悲剧的同与异，是这一部分论述的抓手。我在第一章中，曾从悲剧痛苦与悲剧补偿（即悲剧愉悦感）的矛盾中，找到了一条理解悲剧艺术形式得以成立的核心线索，那就是悲剧命运问题。
命运在“古”“今”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是我们理解两类悲剧之差异的标杆。在《小说理论》对悲剧的总体叙述中，悲剧的命运大体上充当了一种拯救本质的奇迹性的力量。但当卢卡奇深入到对具体悲剧问题的探讨时，他又依托命运的叙事线索，认定古典悲剧与现代悲剧各自拥有完全不同的目标，这与他新康德主义时期的悲剧观极为类似。在卢卡奇看来，对于古典悲剧而言，由于它仍处于古希腊世界中，因此尚能将命运的调解性（reconciliation）的赋形能力加以发挥利用，从而以艺术的方式再现生活的本质；与之相反，现代悲剧在描写命运的“本质赋予形式”时，完全放弃了“调和”与“调解”的功能，而是通过英雄对命运的抗争，来确认生活与本质之间的巨大落差。不过，现代悲剧在对这一落差呈现中，反而使得生活与本质在某个瞬间得以“接近”（conciliation）。总的来说，倘若从抒情性这一视角来看，古典悲剧依然借助于古典时代的信仰要素，压抑其所蕴含的抒情性要素；而与之相对，现代悲剧，则极致地体现了抒情性原则。
为了便于解释上述抒情性的内涵，不妨先从悲剧命运这一问题入手，进而展开卢卡奇对现代悲剧的讨论。《小说理论》沿用了《悲剧的形而上学》与《现代戏剧进化史》中对悲剧命运的界定，并将它在古今悲剧中展开的过程，概述为（新康德主义意义上的）“先验领域的定向点”。这一“定向点”直通心灵“本质”维度的“总体性”。但这种“心灵的总体性”也势必与“生活的总体性”相互矛盾，因为“生活总体性”乃是史诗创作中以静观和模仿的方式而通达的总体性，其本身排斥了任何主观性要素。
借由悲剧命运问题所折射出的不同类型的“总体性”，我们在上一章由“历史哲学的辩证法”而引出的艺术形式与时代关系的问题，就可以借由悲剧这一艺术形式来得到阐释。正是源于古希腊原本的历史哲学与美学的统一性的土崩瓦解，希腊悲剧才获得了其诞生的历史性条件。按照卢卡奇的说法，面对古希腊“美的宗教”内部所存在的精神与外在必然性间的张力，古希腊世界的总体性，是希腊城邦生活中先天嵌入的“意义内在性”，虽然“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从一个纯粹的、并不复杂的世界突然消失”[3]，但是其本身的“内在结构”，即“美的宗教”与“自然宗教”却被保留了下来。于是，在艺术形式的意义上，经验中所直观到规定一切的“终极法则”（ultimate principle）就不再具有效力。如此一来，史诗这一发自经验生活的无所不包的意义上的“外延总体性”（extensive totality），也必须转为一种由戏剧塑造本质的“内涵的总体性”（intensive totality）而这正是我们上述戏剧，也就是现代悲剧的根本规定性。并且，卢卡奇将这种属于戏剧的“内涵的总体性”，进一步表述为一个以“问题化”为核心的新的“总体性”，他认定，“当本质丧失了自发完善自己的、以感性形式现身的总体性的时候，戏剧却能在它的先天形式（form a priori）的本质中，发现一个也许成问题，然而能包容一切并封存于它内部的世界”[4]。
而这一新的“问题化的总体性”，与现时代的时代处境休戚相关。与古希腊遗留的两个伟大文学传统——古典悲剧与哲学相比，现代世界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我们在上一节的“历史辩证法”中所描述的那样，史诗艺术与外在环境（correlation）的关系，即单一的艺术形式与外在整体生活的平行对应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衍生出的同质化生活，都随着古典时代的瓦解而一去不返。现代世界中的艺术形式与生活内容的关系，不再是彼此平行、逐一对应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在现代社会中，艺术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特定的环节，它与其他不同的形式与不同的质料同时存在，并继而构成生活的形式。所以，这个“混在的生活”不再具有广延意义上的总体性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
然而，这一复杂难解的“现时代”，却产生了对新悲剧的需要和渴望。卢卡奇认为，古人与今人之所以期待悲剧，在于人总是面对着相同的问题：现实生活的无意义性。在现代人眼中，古典悲剧的意义在于其可以通过对命运的模仿，以内在的方式来显现本质的领域。所以，就“生活形式”（life-form）而言（即对生活的赋形过程），悲剧这一艺术的形式，是一种“近在手边”的方式。悲剧通过主人公欣赏“捐生于命运”的“死亡”，完成自由对必然的征服，从而显现心灵一端的“本质”领域的伟大。悲剧以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在最为终极与最彻底的意义上赋予这个无秩序、琐碎的当下生活以本质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悲剧的形式，在现时代依旧得以被保存。
但现代悲剧与古典悲剧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无法找寻到一种象征必然性的命运。在古典时代，死亡的命运来自自然领域的必然性，因此命运也被视为一种调和性（调节性或调解性）力量。命运通过平息戏剧冲突的矛盾，在舞台上展现出生活中日渐消退的本质领域——对城邦神及其产生的律法、风俗的无条件信仰。但现代悲剧所面对的现代世界，从根本上不存在这种遗留的，或正在消退的生活本质；相反，自始至终，这一本质性的生活“受到诅咒般地从宇宙中消失了”[5]。这正是现代生活实际的背景。而在这一背景之下，现代悲剧才有了与古典悲剧完全不同的任务、目标与困境。在另一个方向上，现代悲剧也是“后基督教世界”的艺术形式，后者发源于柏拉图哲学及其世俗化的结果。因此，现代悲剧与希腊哲学在根本立场上一致，二者都坚持将“本质与生活决然分离”的立场。这同时也否定了古典悲剧其“神秘”的“调和方式”在当下的作用与效力。
《小说理论》对悲剧的这一解释，说明卢卡奇有意推翻了先前持有的悲剧观。在《现代戏剧进化史》中，卢卡奇试图把悲剧的调解性，作为一种由社会学考察的范畴，并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证明悲剧的美学价值。卢卡奇当时相信，悲剧的美学体验来源于一定历史时期所处的特定阶段对前一历史阶段的超越后的“愉悦感”。而在《悲剧的形而上学》中，悲剧的调和性力量，又被卢卡奇归于了一种神秘性的力量，其是对统一的“实体”的模仿（虽然卢卡奇在论述中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设想势必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但到了《小说理论》，悲剧这一暂时性的调和性艺术被宣布为不再可能。这是因为现代悲剧在卢卡奇眼中，是由深重的历史哲学问题所带来的艺术产物，因此是现代社会的永恒难题。因此，悲剧在当代的复兴，绝非是历史的再次循环。而在现时代，我们也不会得到一种“永恒”的悲剧先验形式。事实上，现代悲剧是在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二者综合后的这一背景之下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悲剧。通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卢卡奇清晰地意识到了现代悲剧的特殊性与历史性。
至此，伴随着对现代悲剧的历史性解读，卢卡奇奠定了他较为成熟的悲剧观与悲剧理论，从而将社会、历史与美学三方的关系协调一处。《小说理论》对古今悲剧在历史性上的区分，标志着卢卡奇在这一思想阶段中的独特之处：他不仅试图以艺术哲学的方式来理解历史，也尝试以一种社会历史的方式建构艺术理论。至此，《小说理论》中的悲剧理论，成为卢卡奇悲剧观走向成熟的标志。而《小说理论》对现代悲剧的这一重新定位，也解答了卢卡奇多年来的困惑——当代悲剧为何是一种抒情性悲剧。接下来我将就悲剧的抒情性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