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戈涅：古今悲剧命运在“世界观”上的差异

在分析《安提戈涅》时，卢卡奇与当时的戏剧评论家保罗·恩斯特展开了对话。二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思考安提戈涅走向死亡的命运。在卢卡奇看来，恩斯特将主人公安提戈涅以及周边人物导向死亡的命运归咎于科瑞翁的固执而非客观情境的需要这一观点，会在根本上瓦解古典悲剧的风格。卢卡奇说道：“这样的话，悲剧会瓦解为不一致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更为出色，更有依据且更具悲剧性的矛盾冲突；而另一部分是由若干不幸的偶然事件所造成的命运悲剧。造成悲剧瓦解的原因完全在于没有对世界观进行彻底地思考（Nicht-zu-Ende-gedacht-Sein），没有对科瑞翁行动的道德合法性进行彻底地思考。”[60]在卢卡奇眼中，保罗·恩斯特的戏剧批评所存在的问题是，他以现代悲剧的视角去看待古代悲剧的风格，进而将现代性格悲剧中的人物设定套入了对古典悲剧人物的理解之中，完全忽略了古代悲剧在人物与情景设定上的历史性要求。

卢卡奇清醒地意识到，现时代在精神上已然完全不同于古代社会，而这体现在现代悲剧对性格问题的关注。古典悲剧世界是“单纯的”（naive），人们的行动依据源于城邦赋予的职责与角色，因此每一个成员的行动，都能在城邦的伦理中被加以理解。但现代世界随着伦理共同体的瓦解，每一个个体成了唯一“立法者”，而这也意味着，由行动立法的主体性带来的主观意识与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us/individuality）是现代悲剧创作的前提[61]。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才有了如恩斯特那样的悲剧观，即一种将命运之必然性归咎于“人物性格”而非伦理道德的客观情境的观点。

因此，对人物行为的主观动机的考察就变得至关重要。但同时新的困难是，由于人物行动的主观动机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悲剧诗人能否体会悲剧人物应有之性格成了疑问。而这些人物之性格的具体表达是否具统一的可理解性，或者说，悲剧诗人所创作的人物是否能让每一个观众感同身受，也是另一个巨大的难题。由此，个体的、局限于“私人世界观”的悲剧诗人，只能借助理智的分析的方式，对事件发展之诸多可能性的不断推理论证。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上，悲剧诗人必须在数量众多的戏剧发展线索里，找到最合理、为最多人数所接纳的一类，继而奠定悲剧命运内在戏剧效力的先验基础。但借助智性的中介，使得悲剧创作过程面临着缺乏感性艺术性的危险，因为“从感知的直接惯性范式，走向了间接知性的方式；质的范畴为量的范畴所驱逐，或者用艺术的语言来说，就是象征为定义和分析所驱逐”[62]。倘若悲剧世界只能借助于反思才能找到“结合”的中心，这便意味着悲剧的僵化。悲剧“世界观”的私人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知性主义的创作方式，预示着悲剧乃至整个戏剧走向了衰弱。

但这种“知性主义”（或称为“理智的”）的创作手段，其根本上是源自现代伦理结构所导向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关系。在这一情况下，一种被黑格尔称为“普泛形式”的中介形式，弥漫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63]。在这一前提下，现代戏剧的核心问题是，戏剧作者的世界观如何与存在于所有观众中的世界观统一起来。对悲剧而言，其所要求的“戏剧效应”，即其将苦难本身合理化甚至美感化的“悲剧效应”，依赖于二者的合二为一。不然，一旦戏剧效应不再可能，戏剧也将脱离其最重要的土壤——戏剧剧场（theatre）。戏剧剧场的消逝，说明了当下的戏剧难以被舞台表演的方式加以显现，继而只能以剧本为载体被“知性化”地阅读。在卢卡奇看来，剧场与戏剧的分离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标志着戏剧本身只能是“小众”的精英艺术，即以“唯美主义”为目的的小剧场所把握。而原先面向大众的戏剧剧场，要么彻底沦为消遣的娱乐性剧场，要么就完全被戏剧创作者抛弃。

对于这一戏剧的衰弱与危机，卢卡奇并未彻底陷入绝望。他试图通过某种先验演绎的方式，去论证作为个体作者的世界观必然与生活中他者的“世界观”之间存在一种先天性的联系。借此，我们仍能发掘一种以特定时代精神与文化状况为导向的艺术形式。借助对这一艺术感性形式的挖掘，卢卡奇试图论证现代诗人为何能重新恢复逐渐被书本戏剧所取代的剧场戏剧。在他看来，悲剧一旦离开了古希腊那样的宗教基础，自然会失去神正论一般的信念，但这也却为现代意义上的戏剧提供了条件。卢卡奇认为，戏剧即悲剧的形式仍可以从主观的方向上由作者本人所给出；不过这一主观性，即悲剧作者本身的形式，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卢卡奇认为，戏剧“必然从宗教感的极度狂热中保留下很多本质性的东西——即便不是形式上的，由此戏剧才是可能的”[64]。而这意味着，戏剧诗人，必须能够找到一种通向整体人类的先天形式或由之指向的“先验地点”（transzendentalen Ortes/transcendental locus）[65]，从而能触及最为深刻的人类共同体所共同分享的体验。“先验地点”指向了一种“世界观这一称谓下的情感综合体所达成的某种可能是无意识的协议的社会学前提”[66]。就具体的戏剧形式而言，这一艺术的先验形式，必须一方面先经由知性（即思考）被个体的艺术创作者在思想上把握；同时它又能超越作者“私人的世界观”，上升到一个整体的“人类命运”之上，从而不会在戏剧中显露出知性化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