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世界总体性内在的二元性与统一

但在希腊世界走向衰亡的过程中，这一总体性意义上的完满世界也日渐式微。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总体性的高度仍然借助于另一种方式被加以维持——希腊宗教对主观特殊性一方的压制。（而担负维持使命的艺术表达，正是我后面要讨论的悲剧艺术。）

在古希腊精神的最初阶段，我们已清晰地看到了其中相互矛盾、二元对立的两个部分——“绝对的必然性”与“人类的形象”所代表的“人性的有限性”。这两个环节处于一种被极力维系的平衡状态中：一方面，以各种人类形象和人性特质为依托的“新神”，在“众神殿”中汇聚一堂，这暗示着对人性及其内在尺度的高度肯定；但另一方面，诸神之上仍然存在着代表“绝对必然性”的命运。命运，是构建这一希腊神圣世界的前提条件，也是以人类为形象的诸神必须服从的绝对必然性。可以说，正是以压抑逐渐生发的自我意识的这一过程为前提，众神与人类才能达到对这一绝对必然性的复归。而这一压抑意识之过程，旨在保证自我一方的意识不会超出其生活所限定的范围。因此，在绝对必然性的宗教信仰中，自我意识与绝对必然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都通过对主体一方的压制而得到平息。具体而言，作为个体的诸神和个人，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冲突时，都会通过领受自然宗教意义上的“永恒正义”而“放弃”冲突中所坚持的立场。这一自然宗教正义来自自然宗教中的“原始的意向”[15]，在其中自然将重新表现为外在必然性。因此，作为个体的人，在意识中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运”的力量，使冲突平息并恢复到原先统一的和谐状态。也正是借助于此，总体性高度意义上希腊精神具有一种有限定的整全性，而这正是卢卡奇意义上“圆圈”所具有的具体内涵。通过对主观一方的压制，绝对的必然性不仅不会对这一完满的世界产生威胁，它还成为维持希腊完满世界的重要手段。对此，卢卡奇用极富文学色彩的语言描述道：“即使永恒意义的群星图景围绕着宇宙画出的可体验和被赋形的圆圈之外，它（灵魂）感受到了危险性、无法理喻的力量的存在，也仍旧不能将意义驱逐；他们可以破坏生活，但是永不能扰乱存在，他们可以在形成了的世界上投下黑影，但这黑影却注定要被形式吸收，成为使之愈发鲜明的参照物。”[16]可见，对绝对主体的压制，正构成了希腊人赋形活动的关键要素。

对主体内在反叛力量的压制的另一面，则是将周遭世界不断上升为真理的实体化过程，即古希腊的伦理共同体的生活。希腊人所具体信仰的，无非是他们的伦理、律法、城邦和艺术。但这一系列的信仰仍然需要外部强大的自然神力来充当权威，继而形成信仰的最后保障。不过，随着这一过程的内在矛盾的不断积聚，这一被维持的平衡势必难以维系，而实体的伦理生活也将随之走向衰弱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实体性生活由奠基到繁盛再到崩溃的整个过程，在希腊精神内部构成了逐层递进的各个精神阶段。他们分别以艺术的方式表述自身，即史诗、悲剧和喜剧（卢卡奇有意漏掉这一环节）。但最终，希腊精神之总体性最终的陨落，使得他们走向了柏拉图主义的哲学。为了理解这一希腊精神历程，即总体性走向衰弱的过程，我们有必要探讨表现希腊“美的宗教”，即黑格尔意义上“真实的精神”的最初形式——艺术。在这一系列的艺术形式中，走在最前端的是以模仿为原则的“造型艺术”，但对总体性最为彻底的感性把握方式，却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史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