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必然性的功能：戏剧效应的内在条件

但要理解悲剧命运—必然性的先验前提，即命运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还需回到现代悲剧本身所需的美学目的上来。

市民戏剧之戏剧性，以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在于其产生的感性的“戏剧效应”（die Wirkung des Dramas）。这一戏剧效应的本质，在卢卡奇看来，乃是“它能够借助于直接的象征使群体意识到他们身上最深刻的生活问题，在由于身为群体中的存在而变得更为原始的人们身上唤起了最深刻的生活感（dies Lbensgüfhle）”[37]。但戏剧之所以能表现出戏剧效应，则在于它能在最大限度上表现“冲突”（des Konflikets）。

但对于现代生活中的人来说，我们无疑生活在彼此矛盾冲突交锋的混乱状态下。所以，表现冲突的故事题材则成为最能引起共鸣的艺术素材。与之相对，对冲突以美的方式的解答，就成为最为迫切的艺术需要，套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人在最不和谐、最为冲突的现实状态下，对美的追求才变得最为强烈。”[38]

那么在艺术题材上，最能体现戏剧冲突的表现方式正是悲剧。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使得悲剧对戏剧冲突的刻画与构建最为成功，也最为彻底。卢卡奇甚至认为，“对戏剧之于素材的要求进行思考，必然就会导向悲剧”[39]。首先，在他看来，完全意义上的悲剧是“个人与外部世界、与围绕他核心生活问题（zentrales Lebensproblem）的命运所进行的竭尽全力的斗争（gefhürte Kampf）”[40]，而这种悲剧中的竭力斗争正是表现冲突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其次，悲剧中对斗争冲突最终导向毁灭和死亡的处理，更是对冲突解决的最高方式，它取消了一切冲突进一步发展变化的可能，它是一个完整事件走向终点的句号。因此卢卡奇饱含激情地说：“戏剧往往在悲剧中达到它的顶峰；完美的戏剧（wollkommenes Drama）只可能是悲剧。”[41]同时，悲剧对冲突的平息，产生了一个可能的封闭的戏剧世界。卢卡奇在此打了一个极为形象的比喻：他将悲剧命运作为一种保证戏剧“完整性”（der Gescholossenheit）的最重要的艺术手段，把它比作是一个完整的圆圈，卢卡奇说：

之所如此，是因为对完整性——随着戏剧的结束，内部和外部的一切也都结束了——来说，除了死亡或者至少也是终结了相关任务给整个生活的巨大震动之外，其他的感性表达方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死亡才能使悲剧所有超越结局面向未来的大门关闭，只有这样才会使戏剧从所有生活中析取的线索转向内部，只有这样戏剧才能变成一个圆（den Kreis），一个咬着自己尾巴的蛇。[42]

悲剧在此被理解为最为彻底的戏剧，标志着戏剧的最高任务乃是以最为完满的方式塑造出生活中不存在的“必然性”。就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角度而言，取自现实生活中的戏剧素材乃是那些现实中散落的各个“片段”，其与戏剧创作的“知性思考”有着诸多不相容的矛盾与冲突。但这些要求诸多矛盾与冲突之间的悖论，也将可凭借戏剧的感性的方式获得一致，从而在戏剧所创造的感性象征中获得和解。这里的“感性”，可以被理解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图示”，后者承担起勾连知性范畴与感性直观的中介职能（faculty）。

值得注意的是，戏剧艺术对生活矛盾的解题正体现了艺术在现时代最重要之价值——赋予无意义之生活以意义。在这个背景下，悲剧命运的“必然性”的塑造就有了更深刻的内涵。悲剧命运所建构的一个封闭世界，不仅有美学的意义，即通过模仿一种对现实冲突的解答（命运），进而制造悲剧冲突，并最终以消灭悲剧冲突的方式产生悲剧美感。更为重要的是，悲剧依托命运—必然性，乃是提交了某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之有意义的生活，从而承担起了现时代艺术支撑生活的使命。

无疑，一方面，卢卡奇对悲剧的理解，既超越了传统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论”与“净化论”，也超越了近代启蒙哲学对“悲剧痛苦与悲剧美感”的美学争论。卢卡奇认定，悲剧服务于当下人们对一个“完满、有序之生活”的意义追求。从相反的方向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悲剧审美的享受，似乎不再拘泥于悲剧形式所依托的宗教心理学或神秘主义，而在于悲剧所描述的那个完满世界，是否切中我们对超然于俗常生活的渴望。正因现实生活中难以求得明确的人生目标与意义，悲剧内部的命运般的必然性才产生了无法抗拒的永恒魅力。

而另一方面，正因为悲剧这一艺术形式在现时代意义超出了其原有典型的艺术类型，卢卡奇也由悲剧扩展到了对更为广义的戏剧的讨论范围。具体而言，卢卡奇必须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戏剧传统中，找到现代悲剧其形式上与以往戏剧形式的不同之处及其不同的内在意义。在他看来，现代戏剧的“风格化”（typische）将成为我们理解这一系列问题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