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的远去——经典艺术的内在问题

但卢卡奇认为，古希腊的实体世界本身的内在矛盾终将无可避免，而在历史上，古希腊这一幸福的时代也将逐渐走向消亡。随着雅典城邦在战争中的接连胜利，以及在殖民和贸易上的日益扩张，每一个城邦公民在巨大物质利益面前，逐渐将私人利益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混淆起来。如此一来，个人与集体、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嫌隙逐渐无法弥合，原先以自然和谐为参照的共同体势必走向自我瓦解。在这一现状下，希腊人眼前的有机体的生活也就丧失了作为总体性生活的基础。

虽然总体性的生活基础已经丧失，但对总体性的渴望却保留了下来。而“渴望”最直接的满足方式，正是古希腊完美时代留下的艺术形式。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意义上，艺术作为一种赋予形式、模仿总体性的创造活动留存于希腊城邦的生活之中。因此，在艺术的意义上，维持总体性的问题，被归为艺术形式的问题。对卢卡奇同时代的艺术家们来说，最大的疑问是，为何在美学的意义上，现代史诗无法达到古希腊史诗的水平。如同马克思所追问的那样，“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他们就不在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35]。

不难发现，马克思此处的困惑无非是艺术与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古希腊艺术一方面散发着永恒的魅力，它的艺术形式似乎永远都是典范与模本；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却无法再复现这种辉煌的艺术，而我们当下的艺术形式之成就也与之相去甚远。于是，马克思认定，艺术形式的发展，与其所对应的社会发展关系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平衡的关系。马克思看到，作为体裁的艺术模式，即便能被当下的现代人所模仿，也并不能契合于现代生活中的情感体验。现代工业本身创造的世界，已然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再一次区隔开来，因此在工业时代，现代人无法将世界再次想象为充满着神话色彩的伟大时代。所以，现代对史诗艺术形式的再模仿，其所得的作品，在艺术上成就上难以企及古希腊曾有的高度[36]。

在这一点上，卢卡奇不仅已经站在了马克思的思想高度上，并且在判断上更进一步。在卢卡奇看来，现代艺术已然走向了另一条不同于史诗艺术的道路。从《小说理论》的第二章标题——“形式的历史哲学问题”（The Philosophy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Forms）来看，卢卡奇依循黑格尔的道路，认定规定艺术的先验形式之变化的根源，也在于其背后的时代变迁。因此在不同的时代，以表现总体性为目标的艺术形式，其本身所面对的世界与遭遇的困难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我认为，对卢卡奇而言，马克思在艺术形式上“厚古薄今”的取向并不可取。在他看来，古希腊艺术之伟大，并不在于艺术形式之伟大，而在与艺术所面对的世界之伟大。希腊艺术之所以不可超越，在于希腊时代的总体性方式无法被现代人所容纳。在史诗时代之后，我们已然走向了另一条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之路，而这条道路的起点，正是本书的主题——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