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消极的第二自然概念
与黑格尔截然不同，促使“艺术在现代终结”的第二自然，被卢卡奇赋予了完全消极的意义。在他看来，以理性为原则的现代伦理世界，不仅尚未实现，反而被以实证科学、现代科层制与商品经济规律所构建的“合理化”与“非人化”的世界所取代。卢卡奇对“第二自然”概念的这一消极运用，正是缘于他对20世纪初以实证主义为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文明的体悟。实证主义不仅将自然领域理解为被外在规律所支配的“必然王国”，也试图在社会的行动领域中，寻找类似于自然律的“永恒的规律”。但在详细论述二者之前，笔者需要指出，卢卡奇对“第二自然”的这一批判线索，都内在地与黑格尔在他一系列著作中对知性立场的批判相呼应。因此也有必要不时回溯到黑格尔那些不为人注意的文本，它们提示了“第二自然”陷入知性立场的可能性。
（一）黑格尔对知性立场的批判
对黑格尔而言，所谓“知性的立场”，是将精神在辩证运动中所展开的某个环节，错误地上升到绝对高度，继而使之成为一种不再被主体触及的“静观对象”。就第二自然所涉及的客观精神而言，黑格尔在《法哲学》的《序言》中也有过明确论述。在他看来，如果精神—自由意志的辩证运动（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仅仅停留于“普遍性”或“特殊性”的层次上，而无法回归到精神本身（成为个别性），那么精神无法成为“自为”的精神，只能停留于对精神之造物的“自在性”的认识[28]。例如，在自我意志辩证运动的第一个本质性环节的“普遍性”中，精神因其认识到自身身上任何一个单独的部分（身体、名字、地位等级）都不等同于“自我”本身，故将自己从一切东西中抽象出来。但若将这一环节上升为绝对（如印度教婆罗门所做的那样），则就陷入了一种宗教狂热。这种宗教般狂热正是一种知性立场的体现[29]，它将抽象后的“无”理解为绝对，将抽象的自我理解为自我的唯一原则，但这无疑将自我抽象为消极空洞的个体，从而无法在与对象的统一中产生有内容的关系。
黑格尔对知性的批判，将帮助我们理解卢卡奇早年从康德走向黑格尔的思想进路。具体说来，黑格尔对知性批判，直接指向了卢卡奇的两个重要概念，“第二自然”与“直观态度”（comtemplation），而这两部分内容，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小说理论》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我们发现，“第二自然”在两本著作中的论述虽有所不同，却存在彼此递进的关系。正如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伯恩斯坦所坚持的判断那样，《小说理论》与《历史与阶级意识》有着内在一致的立场，他们同属于一种更为宽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30]。而笔者认为，如果以黑格尔的第二自然概念为参照，两本著作实质有着共同的理论取向——它们都站在黑格尔对现代世界判断的基础上，即强调了第二自然与人的疏离而非统一的立场。
（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第二自然
不妨先看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呈现的更为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第二自然”。在黑格尔意义上，“第二自然”指称现代伦理世界，其得以可能的前提是“现代国家”在近现代的建成，后者依据客观精神“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辩证法，最终将普遍性落实在政治与法的保障之中。但正如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对黑格尔的批判那样，现代国家之被确立，其带来的真实的结果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这一独立性甚至是对抗性的关系中，现代人一方面虽是国家共同体中的公民，另一方面却仍是市民社会中相互分离、彼此孤立的“市民”。马克思试图说明，现代国家的落成，不仅没能左右市民社会领域中人与人相互竞争、各持偏见、自私自利的关系，其所构建的“公共领域”反过头来却被不断膨胀的市民社会的原则所吞噬[31]。因此，现代国家无法担当起黑格尔意义上的现代伦理世界之根据与保障。
而在当时青年黑格尔派主导的语境下，这一现状被以宗教问题加以主题化。以费尔巴哈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试图通过对宗教的异化的批判，进而进行政治批判，以便站在人民主权论与理性进化论的角度上，批判普鲁士王朝对政治民主化的阻挠。不过，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现代民主政体即便得以在现实中确立，也无力撼动市民社会中宗教对人的异化，反而使宗教的异化彻底深入私人领域（如北美那般）；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真正弥漫的宗教是“日常生活中的犹太教”，即货币崇拜。
而随着对市民社会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意识到，要真正理解市民社会内部的支配性原则与意识形态，已不能再凭借哲学（例如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而是要借助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因为后者才是现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真实的意识形态。同时，市民社会内部真实的宗教也不再仅仅是“崇拜货币的犹太教”，而是“商品拜物教”。这一转变过程，最终以《资本论》的方式被落实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正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从“商品结构”进入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在“物化现象”这一章中，商品拜物教所引发的意识对“物化”的屈从，被卢卡奇直接表述为“第二自然”[32]。在卢卡奇看来，现代人以“直观”的态度，将周遭原本由劳动所带来的商品范畴，理解为具有独立于人并统治人的外在世界。这正是卢卡奇赋予“第二自然”的全新意义。在马克思的意义上，这一由“商品结构”为核心内容的第二自然，取代了黑格尔政治国家与法律，成为现代人真实生活的领域。如卢卡奇所说的那样：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着的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现实，即和他根本对立的“自然”，他听凭它的“规律”的摆布，他的活动只能是为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利益而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33]
同时，《历史与阶级意识》又借助“物化”概念，展开对于资产阶级的“直观态度”，即“直接性立场”的批判。这一批判正对应着黑格尔对知性立场的批判[34]。在辩证法的意义上，由人之理性活动而构建的“第二自然”，并未进阶至黑格尔意义上构建人类行动理性的国家与法。相反，它仍停留于“市民社会”这一环节上。换句话说，黑格尔所谓的“客观精神”，完全沉浸于马克思意义上“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及其催生出的“商品拜物教”中。因此，“第二自然”概念对卢卡奇而言，就成为理解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思想进阶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正因如此，第二自然也成了理解《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思想关系上的重要径路。
不过，在《小说理论》中，这一第二自然尚未变成“商品的范畴”，继而衍化为一种外在的绝对命令。第二自然在《小说理论》中仍然仅仅停留在“新康德主义”所讨论的无意义理性世界的层面。用卢卡奇的话说，我们生活在“被上帝遗弃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明确黑格尔的第二自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第二自然，以及《小说理论》第二自然三者间的等级与差异。不过，《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小说理论》关于第二自然的表述方式，直接关系到了卢卡奇日后从文艺理论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过渡。关于这一点，此处先按下不表。
（三）《小说理论》与卢卡奇的思想起点
从卢卡奇本人的思想历程看，《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被消极化的“第二自然”，并非直接源自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相反，“第二自然”在内涵上向“知性立场”的倒退，直接回应了卢卡奇所生活的时代在思想上的表达——实证主义思潮。在20世纪，在各门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思潮，正是“知性立场”的极致化。实证主义不仅将自然领域理解为被外在规律所支配的“必然王国”，也试图在社会的行动领域中，寻找类似于自然律的“永恒的规律”。卢卡奇早年对艺术与文艺的探索，正是对与之交锋的新康德主义的呼应，后者通过坚守文化（culture）的自主性，对抗着外在的、非人的现代“文明”（civilization）[35]。而在《小说理论》中的“第二自然”，无疑对应着以实证科学为架构的现代“文明”。
在对黑格尔哲学更深入的研读后，卢卡奇认识到，由“文明”所带来异在感与生活无意义感实为必然之宿命。换言之，现时代所要求的“普范形式”，必会导向一种与人疏离的强制规律。现时代作为“祛魅后”的时代，是彻底的“无灵魂、无上帝的”荒漠。以个体理性为支撑所构建的“第二自然”，作为一种人造的架构，势必无法满足人之灵性生活的渴望。在这一点上，卢卡奇甚至与海德格尔一样，是“存在主义”思潮的先驱[36]。
在现代世界“无意义”的这一背景下，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欧洲知识分子，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艺术。但与新康德主义的艺术观不同，卢卡奇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将艺术视为一种调和的形式。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艺术作为一种弥补思想与世界二元化的媒介，担当着思想与外在世界（第二自然）融合的职能，它“使纯然外在的、感性的、可消失的东西与纯粹思想归于调和，使自然和有限现实与理解事物的思想所具有的无限自由归于调和”[37]。但艺术的这种价值，在“思考风气”盛行的现时代，则必须经由艺术哲学的中介，才能被呈现出来。这正是黑格尔不同于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维度，也是促使青年卢卡奇思想转变的地方。正是对现时代艺术所遭遇的困境的思虑，《小说理论》站在艺术哲学的维度，展开了对“第二自然”的言说。卢卡奇凭借对抒情诗与小说的（艺术）哲学分析，证明在艺术形式的辩证运动背后，也存在着大写的“理性形式”运动变向。因此，在第二自然的意义上，新的艺术形式（小说）之可能，意味着我们仍存在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来引领我们走出资本主义文明下“第二自然”所带来的“无灵魂的、非精神的”世界。也正是在艺术哲学的这一领域，卢卡奇奠定了其最初的思想立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
从卢卡奇本人的思想历程看，不妨说，《小说理论》对“第二自然”的创造性阐释，既是他本人独特的浪漫主义思想之成果，亦是他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随着对“第二自然”日益深入的探究，卢卡奇对现代世界及其危机的思考日益趋近于马克思的判断。借助于黑格尔、韦伯与马克思三方的思想资源，卢卡奇最终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第二自然”判定为由商品关系的社会化所带来的“普遍的物化命运”[38]。而只有通过激进的实践道路才能冲破这一物化宿命。正如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伯恩斯坦所认为那样，《小说理论》与《历史与阶级意识》有着内在一致的立场，他们同属于更为宽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