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界限：浪漫主义的失败

卢卡奇显然清醒地认识到，谢林意义上的“实体”，势必走向对一种超验的、无法言明的、特属于造物主的“上帝存在证明”。谢林假定这一“实体”是从自然到人之意识的自我运动，暗示了自己的学说服务于一种“神正论”的需要。不妨假设，正是因为谢林思想的这一“神正论”倾向，使得卢卡奇在对悲剧问题的论述中，有意回避了他对谢林思想的参考痕迹。因此在《悲剧的形而上学》的文本叙述中，我们只看到了卢卡奇对谢林的悲剧观在艺术哲学意义上的借鉴。这说明卢卡奇自始至终要将谢林的这一实体概念，留存于经验的范畴，即人所通达的形而上学道路之上。

因此，在《悲剧的形而上学》的实际叙述中，卢卡奇一方面坚持这一艺术实体性之价值，另一方面也坚持费希特的两条原则：费希特将现时代定性为“无以复加的罪恶时代”[21]的这一否定性判断，以及主体内在的活动原则。在他看来，悲剧在现时代有所作为的前提恰恰是“内在的神使超验的神有了生气”[22]。或者说，悲剧所作的无非是，将人的内在本质维度以“超越现实中人”的方式显现出来。但这与谢林哲学总体上“上帝通过我们认识自身”的判断大相径庭。在卢卡奇看来：“没有造物的话，上帝就无法行动和产生影响。”[23]这并非是说，悲剧中人成了超越之神显现自身伟大创造力的中介和过程；相反，卢卡奇站在保罗·恩斯特的立场上认为，只有让超越的“上帝”让位于我们“内在的上帝”，在现时代，新的悲剧才得以可能。换言之，只有当“个体”意识到，这一创造性是由他自身所内在生发的创造性，而非是“伟大的造物主”的创造性，人在悲剧艺术享受和创作中所成就的实体，才具有拯救生活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保留了谢林艺术哲学的内核，但却也对这一实体进行了“头脚倒立”的颠倒。

卢卡奇在此对“造物”的强调，意味着他格外重视物质性的、粗糙的和低于心灵的生活。当时流行于学界的新康德主义思潮让他深切意识到，生活本身与心灵的距离，绝不是凭借一种简单的艺术体验就能轻松跨越的。卢卡奇承认悲剧的死亡的意义，他认为，死亡的确是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达到了自己的本质，但这种死亡对本质的吸取，仅仅是在历史非理性中所提取的一种纯粹的普遍性。但实现这一普遍性的本质，实则是“离生活最远的”，悲剧所表现的实体之“理念”，仅仅是生活中通往理念的一条极为“曲折的道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现实的悲剧性体验，仅仅是对人本身的无端毁灭，实难成为悲剧艺术升华的对象。

在这一点上，卢卡奇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切中了谢林艺术哲学中的难题。这一批判被分为了两个层次：一是对悲剧最终沦为“非悲剧性的生活方式”的嘲讽；二是对诺瓦利斯悲剧人生的感叹。

首先，他嘲讽浪漫主义者对谢林的“实体”概念的挪用最终让他们自己处于一种尴尬处境。一方面，浪漫主义借助谢林的“实体”概念建立一种新的“自然”，在古典希腊的世界中找到了他们的家园[24]；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无法如同谢林那样彻底，将诗的最高峰——悲剧作为一种生活形式，从而真正实现“世界的浪漫化”。卢卡奇在此嘲讽道：“浪漫主义有意识的拒绝了作为生活形式的悲剧（当然只是生活的形式，而不是诗的形式）；浪漫主义的最高追求是彻底扫除悲剧，以非悲剧的方式解决悲剧的现状。”[25]因此，浪漫主义对于统一实体的意愿，总是停留在片断性的形式中，他们满足于对过往的想象与憧憬，停留于生活所呈现的某种暧昧不明、尚无确定的状态。浪漫派如同谢林一样，试图通过对伟大神秘“自然”的礼赞（即诗的创作）来征服生活。因此，浪漫主义虽然一方面夸张地描述着他们“心驰神往的中世纪以及热烈信奉的基督教”，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能将自己的原则一以贯之，还未能达到悲剧的高度。在卢卡奇看来，只有在悲剧中，他们才能发现“哪些世界是属于他们的”，换言之，只有在悲剧的强度中，我们才能真实地找到失落的“心灵的本质”。

而诺瓦利斯则构成了浪漫派中的一个特例。在卢卡奇看来，诺瓦利斯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是浪漫派中唯一真正的诗人，因为他将浪漫主义上述的内在矛盾发挥到了极限。他以悲剧的方式生活，也在死亡中去理解自由超越必然、灵魂超越生活的强度。卢卡奇说：“诺瓦利斯的生活是最浪漫的：命运总是把他置于那种情状之中，而此轻装之下其他人只能获取痛苦或者悲伤的狂喜；他的手指触及之处，都变作了黄金，没有什么不能让他充实。他的目光总是与最深的痛苦相遇，因此，他必须一次次跳进最绝望的深处，但他仍然微笑着、快乐着。”[26]在卢卡奇看来，诺瓦利斯将生活中所有致命之打击化作了命运的形式，而他所选择的死亡的方式（即自杀），不仅是对这一命运的臣服，更是对生活最彻底的征服。达到对生活的征服的诺瓦利斯，才真正将浪漫主义所渴望的诗化的生活作成了诗。

但诺瓦利斯的胜利也正是“浪漫派的死亡判决书”。浪漫派以诗的方式所征服的一切东西，都“只够一个美丽的死亡之用”[27]。而诺瓦利斯的死亡，仅仅是他向生活提出了疑问，此时，死亡给予了他答案。这一死亡的毁灭，比浪漫派的任何礼赞都来得崇高和伟大，但这却不是浪漫派所期望的结果。

因此，卢卡奇在批判浪漫主义的同时，也标明了《悲剧的形而上学》的界限。悲剧成就了对“伟大实体”的模仿，但是悲剧所表达的伟大统一，却只能供一个美丽的自杀所用。因此，现时代悲剧艺术的限度实则已然被卢卡奇揭示。一种无神性的悲剧在当下是可能的，但是它并不能真实承担起拯救生活之意义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