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美尔与韦伯：新康德主义的文化意识

青年卢卡奇对当下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诊断，从整体上可作如下概述：当下现代西方文明社会运行的秩序，使人们无法认识到他们所生存的世界乃是他们自身的造物；相反，人们将眼前的世界理解为受制于一系列自行运转的机制（institution）、规范（norm）和法则（law），虽然产生这些机制的初衷是为人服务的。这一“非人的世界”与人自身的对立，被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小说理论》中界定为一种消极意义上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这一概念在两部著作中的内涵有所不同）。

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这一“消极的第二自然”乃是现时代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反过来说，这一“第二自然”也定义了我们现时代的基本困境。卢卡奇研究专家乔治·马尔库什（Geogrg Markus）曾这样概括道，在前现代的传统世界中，个体虽然“束缚于一个自我封闭—惰性的有机的共同体”（如古希腊那样的个体性尚未充分发展的伦理社会中），但这也为个体“提供了行动所需稳固的价值体系”；但是在现代世界中，个体则无法独立于“由商品—货币关系为中介原则的非人而无生命的系统”。这样的无生命的、僵死的系统一方面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也变得愈发庞大和复杂，无法为人理解与把握[9]。

上述这一判断被卢卡奇日后提炼为“物化现象”（the Phenomena of Reficiation）。但对于当时作为文论家的青年卢卡奇，这一概念在他的头脑中还处于朦胧阶段[10]，不过以西美尔的学说为思想资源，卢卡奇还是凭借新康德主义的概念体系把握住了上述现象[11]。在西美尔那里，上述“物化”概念所涵盖的现实情境，被表述为了“文明”（civilization）与“文化”（culture）这一对矛盾，“文明”使得“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断裂，而“文化”则是一条统一“属人的生活”与“非人的文明”的可行之路，所以在卢卡奇看来，西美尔实质是将“文化问题同义于生活问题”。文化不同于文明的地方在于，后者实质等同于“生活的内在意义”，因为“文化……是生活的统一。是提高生活和丰富生活统一的力量……所有文化都是对生活的征服。用一种力量统一了所有生活现象……所以不论你观察生活总体的哪一部分，你都会在它的最深处发现同样的东西”[12]。在当时的卢卡奇看来，文化促使不同对象的意义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中呈现出来，继而是一种给予生活以内在意义与价值的“统一性力量”。而在西美尔的语境下，文化与文明的对立，进而被卢卡奇以“形式”与“生活”这一对概念所表述，后者也正是卢卡奇在著作中最为常用的一对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