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的艺术：作为艺术形式的新悲剧
以古希腊悲剧为原型的现代悲剧，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需要完成上述的“形式对生活内容”的赋形与规定。但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它势必包含两重内容：形式与内容统一，以及由之衍生的人与人的统一。艺术所体现的形式与生活内容的统一，说明我们能在艺术中给予生活以意义，或者更具体地说，赋予当下生活以实践的高度。实践一词，意指行动与发出行动而能动性（agency），表明人能重新成为对象形式的赋予者，继而将对象重新视作“我们的对象”。同时，实践的另一层面是，我们能在彼此的艺术欣赏中认出作品中属于人类共同的创造物，这导向了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统一。
在青年卢卡奇看来，悲剧之所以是当下最有可能并最为彻底的一种艺术形式，不仅在于它对当下悲剧性危机的刻画和描述，更在于它能借助于以往文化留下的“废墟”（类似于黑格尔伦理实体性的力量），以一种“奇迹”（miracle）的方式完成艺术对“民族精神”（etho）的重建[29]。
具体来说，当生活中原本不可撼动的规范与秩序走向衰亡和瓦解时，行动与现实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古希腊人通过悲剧来表现这种冲突，继而也通过毁灭的方式来消解“冲突”。古希腊悲剧的力量在于，它首先否认在戏剧故事内解决“冲突”的一切可能性，由此触及了一种更高的“伦理性”信仰。在经典悲剧中，伦理性的冲突来源于行动的每一方——悲剧中每一方都希望以自我认定的固有的行动准则为出发点来展开行动，但这种自我认定的伦理依据本身是片面和局限的。当悲剧主人公意识到其所持有的道德准则、伦理要求和内心需要，必然导向自身与他者相互冲突、彼此对立，悲剧就通过毁灭对立双方的方式来中止冲突事件继续发展的趋势。由此，以“个体”方式呈现的悲剧英雄，只有在死亡的瞬间，在行动失败的那一刻，才意识到在自己之外还有着更高的命运性力量，并通过捐生于命运的方式达成自由与必然的和解。
不过，现代悲剧中主人公的死亡则具有不同但却更为丰富的意义，而这也是悲剧被卢卡奇寄予厚望的原因。在现代悲剧中，一方面，借助于古老的悲剧的冲突表现形式，悲剧中人亦能超越于生活的琐碎，继而在最彻底的毁灭中认识到事物和自身的崇高价值；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英雄只有在最后与命运—死亡相遇之时，才能发现与剧中彼此对立的人物之间的共通关系。换言之，在生活“本质”（wessen/essence）的高度上，悲剧中人才认识到彼此都是与生活无秩序状态斗争的“悲剧英雄”。不过，现代悲剧若能完成这一使命，则也需乞灵于某种“神秘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出自灵魂内部的“先验构成”（transcendental constitution），并且它尚不能以理性的方式被理解和把握；但这一先验构成展开自身的方式，可以在少数被拣选的悲剧英雄的死亡瞬间（moment）中被感知。所以，悲剧人物的死亡，旨在以象征的方式表现出灵魂之先验构成的“先验性”[30]。
在此，我认为，早年卢卡奇对于悲剧艺术的形式的论述，至少包含两个部分的问题：（1）对当下生活“赋予形式”的能力。这一方面包含着对当下生活的悲剧性冲突的描绘（古希腊悲剧）和提炼（现代悲剧），另一方面包含着对命运这一必然性力量在戏剧上的表现。（2）悲剧必须找到所属时代背后的神秘的“先验场域”所呈现的“先验形式”与“先验构成”，从而使剧作者与观众产生以艺术普遍性为中介的沟通。在更彻底的意义上说，这种沟通正是艺术与生活的沟通，是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提交生活本质的答案”[31]。
对这一“先验场域”的追问，迫使卢卡奇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浪漫主义，而这正是我们理解卢卡奇“悲剧形而上学”的一条线索。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先验场域”所具有的神秘性力量，卢卡奇试图借助浪漫主义及其背后的理论资源，找到一种以艺术所独有的统一形式。在这一点上，卢卡奇着实击中了从费希特到谢林的思想进路：通过艺术的方式，我们重新找回了自由与必然这一二元论的实体性的统一。不过谢林的这一实体性哲学最终无法被具体落实。悲剧在当下的形式注定走向一种“抒情性”，后者将彻底成为一种艺术对生活的评判形式，如同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评判形式”。
但悲剧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承担的某种“形式”的功能，而这背后富含现代与前现代社会区分的重大历史意义。按照青年卢卡奇研究专家霍兹曼的定义，在卢卡奇那里，悲剧的真正意义在于“为了完成对命运的解读，悲剧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历史的意义”[32]。一方面，当发现当下的世界和生活无法被我们把握和理解时，悲剧的艺术方式（通过描述命运）重新塑造了人与世界相互统一而非彼此分离的关系；另一方面，对新“悲剧”的重新期待，标志着我们以一种“英雄主义”的态度，将原本由我们自己所创造但却与我们疏离的世界和历史重新纳入心灵的“形式”中，从而在艺术的领域中再造有意义的生活。悲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正是一种对终极“形式”的追求，是对生活意义最为极端和神秘的追问方式。
因此，在上述“主观文明”对艺术的复兴中，对悲剧“神秘性”形式的破解，构成了卢卡奇早年艺术探索生涯的最主要内容。对他而言，考察“新的悲剧”形式的真正目标，乃是从悲剧以往的艺术创作中演绎出悲剧艺术得以成立的先验条件与先验形式。具体而言，卢卡奇试图厘清发端于希腊古典艺术的“自然宗教神秘体验”的悲剧艺术，为何在当下“无上帝”的时代被保留下来，进而以文艺复兴市民戏剧为代表的现代悲剧的方式，重新崛起并不断地发展壮大。而在先验形式上，悲剧艺术得以可能成立的核心，在于悲剧艺术的“奇迹般的神秘性”无须借助“宗教信仰”的力量，依然具有古典悲剧所拥有的神秘的“向心力”。
不过，对“神秘的向心力”的先验还原的这项工作，仅仅停留于卢卡奇悲剧探索的最初阶段。在《小说理论》中，他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定论：现代悲剧与古典悲剧具有完全不同的“先验形式”，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使得现代悲剧的形式有能力选择现时代的素材，从而承担起属于现代世界的新问题。至此，现代悲剧与古典悲剧虽然在表现的手法上近似，却呈现出了不同的内容，并由此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与历史价值。在黑格尔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的棱镜下，现代悲剧与古代悲剧之间的界限显得泾渭分明。
不过从卢卡奇整个思想历程看，要得出这一判断，仍无法绕过他早年在悲剧创作规范形式上的探索历程。相反，在写作《小说理论》前，卢卡奇对现代悲剧得以成立的可能之形式的追问，是我们理解他思想转变的必然环节。换言之，新康德主义是他之后走向黑格尔历史哲学并进而进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预备学校”。因此，理解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以悲剧为问题的“文艺理论”的哲学意义，是我们理解卢卡奇艺术理论的关键。
[1]［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闫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1—537页。或Cf.Michael Lowy，Georg Lukacs—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London，New Left Book，1979，p.37。
[2]György Márkus，“Life and the Soul：The Young Lukács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in Heller（ed.）Lukács Revalued，p.17.中文翻译参见孙建茵：《乔治·马尔库什——生活与心灵：青年卢卡奇和文化问题》，载《求是学刊》2011年第5期。
[3]György Lukács，Soul and For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177.
[4]Cf.Congdon，Lee，The Young Lukác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3，p.176.
[5]Andrew Feenberg，The Philosophy of Praxis：Marx，Lukác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Verso Books，2014，p.ⅹⅰ.
[6]Cf.Breines，Paul，and Andrew Arato，“The Young Lukác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ern Marxism”，New York：Sea（1979），p.228.
[7]请参看本文绪言第二部分——《相关研究文献的综述与分析》。
[8]在学界对卢卡奇的研究中，将《小说理论》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之间关系梳理得最为清楚的，是纽约“新学院”的伯恩斯坦（J.M.Bernstein）教授，其早年的博士论文，通过对小说形式具有的“形式与模仿的辩证法”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总体辩证法的内在关系的分析，解释了《小说理论》为何是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参见Jay M.，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Lukács，Marxism，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ⅹⅹⅰ。
[9]György Márkus，“Life and the Soul：The Young Lukács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in Heller（ed.）Lukács Revalued，pp.17-19.另参见Price，Zachary，“On young Lukács on Kierkegaard：Hermeneutic Utopianism and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1999，25（6），pp.69-70。
[10]借助于Zachary Price的判断，卢卡奇在提出物化概念之前所完成的《心灵与形式》还未能清楚地认识到之后由物化现象所提炼出的观点。Price，Zachary，“On young Lukács on Kierkegaard：Hermeneutic Utopianism and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1999，25（6），p.69。
[11]正如西美尔专家陈戎女先生所转述的那样“：但（西美尔）特别突出的影响则来自《货币哲学》，卢卡奇彻底膺于西美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学阐释，虽说对其师的观点有所调整，但不妨碍他的多部论著不断引述、甚至‘依赖’《货币哲学》的重要阐释。”（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12]G.Lukács，“EsztetikaiKultura”，Budapest：Atheneum，1913，pp.12-14.中文译文见孙建茵：《乔治·马尔库什-生活与心灵：青年卢卡奇和文化问题》，载《求是学刊》2011年第5期。
[13]通过伯恩斯坦（J.M.Bernstein）的解释，我们可以简单地将新康德主义的形式统一理解为一种“秩序”“：一方面意味着一种有意义的连贯性，其能赋予经验以意义”，同时另一方面又“使得在一个对话和一个言说的领域在内容的不断流变中保持稳定”。参见Bernstein，Jay M.，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Lukács，Marxism，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103。
[14]Holzman，Michael，“Lukács's Road to God：The Early Criticism Against Its Pre-Marxist Background”，Philosophy，1985，p.28.
[15]Holzman，Michael，“Lukács's Road to God：The Early Criticism Against Its Pre-Marxist Background”，Philosophy，1985，p.29.
[16]Ibid.，p.28.
[17]Ibid.，p.29.
[18]《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页。英文译本参照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62。
[19]Bernstein，Jay M.，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Lukács，Marxism，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79.
[20]“文化悲剧”（tragedy of culture）这一术语，并不是西美尔的专利。在当时德语文化圈中，包括马克斯·韦伯、德国宗教史学家恩斯特·特洛伊奇（Ernst Troeltsch）、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分享着这一文化的悲剧意识。参见Congdon，Lee，“For Neoclassical Tragedy：György Lukács's Drama Book”，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2008，60（1-2），p.47。
[21]孙建茵：《乔治·马尔库什—生活与心灵：青年卢卡奇和文化问题》，载《求是学刊》2011年第5期。
[22]Crozier，M.，“The Soul and Forms of Georg Lukács”，Thesis Eleven，1998，24（1），p.96.
[23]György Lukács，Soul and For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173.
[24]原文如下，笔者作了适当的总结：“Science affects us by its form；science offers us fac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s，but art offers us souls and destinies.”
[25]孙建茵：《乔治·马尔库什—生活与心灵：青年卢卡奇和文化问题》，载《求是学刊》2011年第5期。
[26]Bernstein，Jay M.，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Lukács，Marxism，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81.
[27]孙建茵：《乔治·马尔库什—生活与心灵：青年卢卡奇和文化问题》，载《求是学刊》2011年第5期。
[28]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35；György Lukács，Soul and For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37.
[29]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35；György Lukács，Soul and For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35.
[30]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35；György Lukács，Soul and For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48.
[31]Ibid.，p.35.
[32]Holzman，Michael，“Lukács's Road to God：The Early Criticism Against Its Pre-Marxist Background”，Philosophy，1985，p.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