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诗——悲剧抒情原则的深化

《小说理论》第二章中有两条核心叙述线索：一个是古今悲剧的交替，另一个则是现代史诗。在后一条线索中，卢卡奇试图从现代史诗这一艺术形式的诞生、进展与最终覆灭的叙述中，展开他对现代世界核心问题的论述，并引出富有消极意义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概念。在此之前，卢卡奇交代了现实史诗的出场背景：现代悲剧的唯一功能，只在于提交了生活的问题，而悲剧通过对心灵之本质的坚守（借助于死亡），从而彻底否定现实生活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对生活概念的追求，即对生活总体性的渴望依旧存在。在这一前提下，现代艺术仍需找出一条拯救生活的艺术道路。

而要找到新的艺术救赎道路，则意味着这一后悲剧的艺术形式首先必须超越悲剧。悲剧已被证明是最为彻底的抒情艺术，如同卢卡奇所说的那样：“伟大史诗文学自然是存在的，可戏剧非但不要求这样的特质，而且还总是在抗拒它。”[2]在这个背景之下，一种继承了戏剧（悲剧）的抒情性，但同时又意图摆脱抒情性的现代史诗，就出现在了文学史的舞台上。然而，卢卡奇会为我们证明，现代史诗这一悖论性的产物，其最终结局毋宁说是对悲剧抒情原则的延续，是名副其实的“乌托邦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