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性与自由：小说中的伟大个人
对总体的“一瞥”中的“至高体验”，为小说的作者（以及创作者），理解小说主人公一次次的冒险提供了可能性。但这同时说明，小说的创作，必须以斗争的姿态，将反讽这一形式永不停歇地进展下去。但这一永恒的对抗无疑不仅是令人心生恐惧的，更是超出正常人的心智承受范围。因此，这一永无止境的冒险与反讽得以可能，就要求小说的创作者本人，达到一种歌德意义上的魔性（demonic）[68]。只有在“魔性”的高度上，小说作者才能给读者呈现出一种超拔于现实生活的力量，使后者经由对小说的阅读来理解生活，并坚持与生活斗争的道路。为了解释这一魔性的概念，卢卡奇在此直接引用了歌德的描述：
它并不神圣，因为它看上去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它不具有人性，因为它没有理智（no reason）；不像恶魔，因为它是仁慈的；不像天使，因为他常给恶意开道。它类似于一个意外事件，因为它没有结果；它看上去像天意，因为它暗指隐藏的联系。一切约束我们的东西都由于它而有浸透性；它似乎要任意地安排我们存在的必要要素；它使时间收缩、使空间扩展。只有在不可能中，它看上去才是安逸的，它用轻视从自己这里逼出（thrust）可能性。[69]
魔性在此的内涵，大致有着这样几个层次。第一，所谓的魔，乃是落入凡间的上帝，但后者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换言之，这一“凡间上帝”无力穿透（penerture）他所创造的世界，二者失去了一种内在的关系（亦即神圣造物主与被造物间的关系）。第二，魔的存在，意味着它作为“新神”对“旧神”力量的延续，因此“魔”具有“神”那般无法被取消，无法被摧毁的力量。第三，作为失落上帝的魔，与世界的态度，是一种否定性的“轻蔑”的态度，而这使得反讽与冒险的道路被加以支撑。这种轻蔑态度，一方面说明魔意识到自身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乃是给出规定的一方；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魔性得以显现的方式，正需要借助于对世界的“否定性认同”。而这一“否定性的认同”，是我们理解魔性对小说客观性支撑的重要环节。已然堕入平庸的生活，无法穿透这一世界的旧有的上帝，一方面只能选择“堕落”的方式，接受生活的现状，并勉力与之发生某种有意义的关系；另一方面更是需要坚持着对它的否定，从而将对生活的决定权（determination）留在自己手中。这一“蔑视”的反讽过程表明，主人公或者作者，就如同“魔”一样，需要在对生活的反思与放弃后，依旧坚持抒情性的高度，从而获得一种自由的可能。而魔性在此，展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自由的保证。
综上三点，我们看到，“魔性”的核心要旨，乃是直面反讽所面对的对象，守护反讽的成果。换言之，魔性守护的正是反讽背后的主体性。魔性乃是小说主人公身上的一种无法道明的力量，这种力量支撑着他的心灵，使之既不会被现实的外部力量所压垮，亦不因为曾有的“理想”之不得而放弃。魔性支撑着主人公沿着反讽的道路，与生活展开无休止的斗争，继而也在斗争中获得否定性的主体性。
借助于对冒险历程的叙述，以及反讽的表现手法，小说家在对主人公的刻画中表现出了这一魔性，他或是通过直接描写具有“魔性”的小说主人公，或是借助对第三人称的口吻发出“魔”的声音。然而无论选用哪种方式，魔性的目标乃是促使反讽的两个阶段不断延续在小说的冒险故事里，继而延续主人公的人生故事。
但这一艺术形式之所以可能，还在于现实中已然具有这种魔性的存在方式。卢卡奇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具有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是因为我们首先有了创作小说的先验前提，那就是来自生活中已然存在成“魔”的个体。卢卡奇依据艺术形式的先验演绎，得出了现实生活中必然存在上述这一魔的生存方式。我们在此不妨借助于这一“反讽艺术”的先验演绎，来看卢卡奇是如何从小说中的伟大个人那里，推演出作为魔的伟大个人的现实存在的。
在卢卡奇看来，小说所描述的现实世界，即第二自然，其呈现出的力量具有一种“粗劣”性[70]，或者说，这一小说笔下第二自然意义上的现实，具有一种“虚无性”。小说人物在进入小说所描述的世界之后，随着其青年时代的信念的损灭，似乎在常识的意义上，主人公理应屈从于现实。在俯首帖耳在“第二自然”的规律的前提下，小说主人公理应满足于现实所提供的各种虚荣意义上的“胜利”。于是，小说主人公的余下人生，只剩下一种“平庸无为”“和光同尘”的道路，小说也必将失去可用以描述的人物与故事。但卢卡奇认为，第二自然中的这一粗劣的现实力量，并没有办法迫使心灵的一端就此放弃自身的尺度。他认为：“现实并没有把自己的优势像归结为被它的理想压垮的心灵之内部问题那样，归结为它自己的力量，因为这个力量太粗劣，太缺乏方向性，以致不能维持这种优势。”[71]在卢卡奇看来，现实的第二自然，虽然有着奴役人的规律性，但却缺乏桎梏奴隶的真正手段。更明确地说，现实力量的“无方向性”与“粗劣性”在于现实无法给予主人公生活新的目标与意义，虽然它能轻易摧毁主人公自己的理想。因此，现实势必无法使得自己成为新的“上帝”，继而对主人公而言，现实世界本身，只是一个没有狱卒的牢笼。
在这一点上，人除非做自己的狱卒，迷醉于自己的在现实的随波逐流中所获得的种种成就。但小说家却也能一眼看穿自己这种自我欺骗的把戏。这也正是反讽的意义所在。第二自然意义上的现实，以反讽的方式被描写为“胜利者”[72]，正意味着“现实的胜利”，永远不可能是真正的胜利。因此，小说主人公或者作者本人，依然可以意识到，他们自身才是生活的“行规定者”。虽然当下这一世界乃是上帝所遗弃的世界，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这是一个“无上帝”的世界，人才可能接过这一世界的赋予形式的权威。
正如“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小说对魔性的呈现，也正是我们理解卢卡奇悲剧理论的钥匙。卢卡奇曾认定，正是在这个“无上帝”“无灵魂”的世界中，我们有了一种不同于神性的悲剧。在早年《悲剧的形而上学》中，卢卡奇所言说的“自性的神秘主义”，无疑正是这种魔性。不过，以在《小说理论》中更为完备的悲剧思想看来，现代悲剧未能提供这一魔性得以可能显现的真正场域。因为魔性的客观显现，要求主人公必须经冒险与反讽的历程，这就要求艺术形式仍必须达到某种史诗文学所要求的客观性。
因此，魔性的唯一的现实艺术形式，正是现代史诗的小说。为了说明这一点，卢卡奇在此区分了悲剧的魔性与小说的魔性。在《小说理论》这一成熟的“悲剧理论”中，卢卡奇试图证明，现时代悲剧英雄虽然达到了“魔”的高度，却并不需要将其显现为具体的生活历程。因为死亡使得悲剧英雄与上帝之间的绝对相连，在这里，主人公已然达成了行动之结果——他以死亡的方式最终确认了命运乃是他行动的结果。因此，悲剧中不存在这一冒险，更不必以反讽的方式支撑永无止境的冒险。同样，希腊史诗中的诸神，也使得史诗英雄本身被指引着走向自己的家园，达成行动的结果。而只有在无止境的冒险旅程，才会不仅要求具备达到“魔性”高度的主人公存在。从这一点上来说，小说是唯一一种表现冒险的艺术形式。
由上述第一点我们看出，在先验哲学的意义上，小说反讽的成功，是以魔性的必然存在为预设前提的。对反讽的先验演绎，反证出现实中人身上具有的魔性的前提条件。而这也让小说读者意识到，在小说以外的现实生活亦存有小说所描述的冒险道路。反讽与魔性预示了现实中人一方面有能力看清现实世界的粗略性，另一方面也有能力洞见自己主观伦理的局限性。
不仅如此，为了使得反讽可能在一次次冒险中不断延展深化，小说势必将这一无意义世界转为“魔”的世界。在卢卡奇看来，小说主人公的心理是魔的行动领地。在这一魔的领地中，世界呈现出一种二元斗争局面，即内心与世界的斗争。现实在这一魔的心灵面前，表面上是非理性的，是令人感到困惑的。在这一前提下，小说读者才能理解，为何小说作者可以让“主人公抛弃了他所得到的一切”，“因为那不是他所需要的”[73]。比起心灵为之寻觅的东西，第二自然在规律意义上所提供的生活，远不能满足心灵所渴望的需求。也正因如此，第二自然对主人公的胜利（消解主人公的理想），也不会让主人公真正屈从。卢卡奇说道：“对现实的每个胜利都是心灵的失败，因为这胜利总是使心灵陷入与本质的异化中，直至没落；放弃每个被征服的现实片段事实上都是一场胜利，都是对脱离幻想的自我征服的一步。”卢卡奇还借用他对小说《快乐的汉斯》的分析，说明了19世纪小说所具有的鲜明的“魔的反讽”：“彭托皮丹的反讽在于，他让小说中的主人公处处获胜，但是，一种魔性的力却强迫他把他的所得看成是毫无价值的和可有可无的，因此刚得到他就立刻弃之如敝屣。”[74]这一轻蔑的态度，使得小说读者眼中的主人公变得坚不可摧，而后者预示着一种魔的存在方式以及魔的世界的可能。
最后，现实世界向魔的世界的转换，表明主客体间的关系呈现为如下样态：二者处于一种永恒的二元对立状态，却又能在某一瞬间达成统一。在前文中我已经说过，反讽开启了一个“伪有机体”（瞬间的一瞥中的“理想世界”加“现实世界”），其正是小说客观性得以可能的条件。当反讽完成对现实的放弃的那一刻，小说的读者才能凭借主人公的眼睛，真正地洞见那个统一的“完整世界”。而在这一对总体性的一瞥中，小说主人公理解了过往一切遭遇对自己的意义，继而才能从（反思后的）“主观伦理”的立场出发，重新赋予过往之种种冒险（及放弃）以价值。卢卡奇拗口地将之表述为：“小说主人公决定放弃之后才能够真相大白，以便将回顾的意义内在性赋予他的全部生活。”[75]这对过往经历的赋形，这一对总体性的一瞥，正是魔性的自身显现。对过往经历的种种胜利的放弃，或者在种种磨难与挫败面前的不放弃，都如同一个标尺，检验出小说主人公乃至小说读者自身身上“魔”的成色，检验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者。
而要创作出具有如此这般属于“魔”的小说，却从另一个方向上证明，小说的作者已然踏入了超验的、原本属于上帝（魔）的领域。小说作者在创作作品之前，必然具备了一种“绝对者”高度的伟大胸襟，才能将上帝设定为一种绝对的“概念”，用作小说赋予形式的先验素材[76]，继而在创作之中超越主观的叙述模式（即超越小说概念体系的主观性）。虽然在小说作者那里，小说最终的统一原则只能是“主观性的伦理”，但这种伦理必须超越自己，才能实现小说客观的叙述性[77]，并透过“人物传记式”的方式，言说小说故事以外的意义与内容。
毋宁说，小说反讽得以可能的前提，无非是小说创作者身上的魔性。后者奠定了小说人物在理想与现实永恒的矛盾之间，能“以没有原因、和不可理解的方式超越自己，并挑战他们存在的所有社会和心理基础”[78]，继而将上帝的缺席下的世界充作成就自我的契机和前提。而小说这一反讽的方式，不仅将主人公变得坚不可摧，更使得阅读其故事的读者时刻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在这个意义上，“第二自然”也经由反讽，消解于主人公的内在世界，亦即消解在了读者的世界之中。而小说这一终极的现代艺术形式，无疑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否定的自由”，如卢卡奇所言：“反讽，作为走到尽头的主观性的自我超越，是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获得的最高的自由。”[79]
[1]［美］罗伯特·皮平：《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论对欧洲高雅文化的不满》，闫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3页。
[2]《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3]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49.
[4]同上。
[5]参看《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英译本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49.
[6]这里对中译本几处翻译进行改动，例如我们将中译本中原本的“较为次要的史诗”改译作“短篇史诗”，将“中篇小说”改译作“短故事”。参看《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26页。英译本参照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p.49-50。
[7]翻译有所改动，这里将“夺取”改译作“突出”。参看《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英译本参照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50。
[8]参看《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英译本参照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p.50-51。
[9]同上。
[10]译文有所改动。这里将“选取”一词，改译作筛选（selected），参看《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英译本参照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51。
[11]参看《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页。英译本参照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51.
[12]《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页。英译本参照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52。
[13]《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页。英译本参照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52。
[14]同上书，第30页。英译本参照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54。
[15]同上。
[16]同上。
[17]《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18]《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19]《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45页。
[20]［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页。
[21]［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5页。
[22]同上书，第47页。
[23]［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页。英译本参照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T.M.Knox，Aesthetics：Lectures on Fine Art，trans2 vol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p.12。
[2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页。
[25]同上书，第10页。英译本参照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A.W.Wood，and H.B.Nisbet，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5。
[26]同上书，第15—16页。
[27]［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页。
[28]黑格尔认为，精神一般来说就是思维（thinking），而思维和意志的区分无非就是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的区分，他们本身就是同一件事情。意志只不过是特殊的思维方式，所以意志和精神也不过是一件事情。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2页。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自在”（in itself）在黑格尔那里，意味着对象（客体）与主体处于对立状态；而“自为”（for itself）则代表着对象与主体的统一，其实质内含无非是，对象经由主体的渗透后，成为了可被主体消化接受的“主体的对象”（或者用之后卢卡奇的话说，是一种“构成主体的客体”）。因此，主体客体走向相互理解与统一的过程，乃是黑格尔所谓的“自在自为”的状态。
[29]［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页。
[30]Jay M.，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Lukács，Marxism，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ⅹⅱ.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7页。
[32]［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2页。
[33]［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7页。
[34]这里涉及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黑格尔与卢卡奇对于“异化”与“对象化”概念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对象化必然伴随着异化；与之相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将二者分开，从而保留“对象化”意义上的积极性，而对于“异化”，只将其作为一种历史阶段的特殊外化形式。对当时的卢卡奇而言，他的物化概念更加接近于黑格尔一端，因此他尚未完全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当下生产方式的批判真正区别于黑格尔的地方。本书在此对这一问题并不做进一步的探讨。
[35]新康德主义与实证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界中的论战，被包括卢卡奇在内的新康德主义者们，称作为“文化与文明”的对立。Jay M.，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Lukács，Marxism，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p.80-81。
[36]这方面的论述，最有代表性的是戈德曼的见解，他通过对卢卡奇早年思想的重解，走向了一条新的存在主义的道路。卢卡奇与海德格尔在文本上相互关联的部分，参看Cf.Goldmann，Lucien，Lukács and Heidegger：towards a New Philosophy，Routledge & K.Paul，1977，pp.4-5。
[37]［德］里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页。
[38]参见［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2、217页。
[39]Jay M.，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Lukács，Marxism，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ⅹⅱ.
[40]卢卡奇在《浪漫主义的生活哲学》中评论了施莱格尔这一观点：“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认为，观念论（idealism）蕴含了一种能够穿透一切的力量，在人们还没意识到它是一种哲学之前，它就已经将自己展现在自然科学之中了，在这种力量中隐藏了一种创造神话的力量，人们只需唤醒它，就能达到和希腊的境界一样的强大诗歌、艺术和生活表达的共同境界。”参见《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9—170页。译文有所改动，英文本参照György Lukács，Soul and For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62。
[41]《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39页。译文所有改动，参看英译本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62。
[42]同上书，第38页。译文所有改动，参看英译本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62。
[43]《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页。译文所有改动，参看英译本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66。
[44]同上书，第40—41页。
[45]同上书，第40页。
[46]《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47]《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48]同上书，第40页。
[49]同上书，第41页。英译本参照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65。
[50]同上书，第40页。
[51]《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页。英译本参照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65。
[52]同上。
[53]《小说理论》的中译本在此处将“contemplative”被译作“冥思的”，而学界对这一词常用的翻译版本是“直观的”，因此将两个版本的翻译同时呈现出来。参见《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页。英译本参照Georg Lukács，The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65。以及［德］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0页。
[54]《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55]同上。
[56]《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57]同上书，第54页。
[58]《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59]《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60]同上书，第48页。
[61]同上。
[62]同上书，第49页。另参见英译本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74。
[63]《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64]同上书，第63页。
[65]原文为“：它使赋形得以可能，使形式变得完美，但是它如此作为的方式雄辩地指向那必须牺牲的供品、永远失落的天堂，这个天堂总是在被人寻觅，然而却再也找不到了。”（《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66]《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59页。
[67]《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68]Demonic在此处被改为“魔性”，而非中译本中的“精灵性”这一翻译，参见《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60页。英译本参见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p.86-87。
[69]《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0页。笔者在此依据英译本对原来的翻译进行了改动。英译本参见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MIT Press，1971，P.87。
[70]《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71]《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72]同上书，第58页。
[73]《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74]《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9页。
[75]同上书，第80页。
[76]《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77]同上书，第57页。
[78]同上书，第63页。
[79]同上书，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