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形而上学》：作为评判形式的抒情悲剧
只有我们完全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再一次拥有悲剧。
——保罗·恩斯特
（转引自卢卡奇：《悲剧的形而上学》[1]）
在第二章中，通过对何为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的梳理，我们已经完成了《悲剧的形而上学》思想背景、理论资源和概念定义等预备性工作。可以看出，卢卡奇在写作《悲剧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然开始慢慢脱离了新康德主义对艺术的追问方式，转向了以谢林为思想资源的浪漫主义，后者将艺术视为自然与自由的统一的最高形式。原先在新康德主义意义上的形式与生活的对立问题，被以一种更为古老的命题加以表述，即，存在与本质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卢卡奇对悲剧的考察，是依循着谢林艺术哲学的思路。他在谢林同一哲学的高度上，以浪漫主义的方式言说了为何我们今天仍能在艺术中找到创造生活的形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悲剧艺术的追问，一方面是对当下“存在与本质疏离”这一现状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对规定生活之形式何以可能的证明。借此，悲剧问题才有了“形而上学”的内涵。
悲剧这一“形而上学”的内涵，在卢卡奇的表述中，又被等同于一种诗学的术语——渴望（longing）。渴望在此被概述为对“本质与存在”分离的当下生活最直接的情感表达。对渴望的满足，也正是现时代艺术之意义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为了理解卢卡奇对现代悲剧的进一步思考，本章将大致从两个角度切入《悲剧的形而上学》的文本分析：一个是悲剧之艺术形式如何回应“渴望”，另一个是卢卡奇对现代悲剧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遭遇的抒情性问题的回应。
首先是渴望问题。本书认为，卢卡奇不得不承认，悲剧在现时代源于渴望，却也实难满足渴望。而这一说法的证据，在于卢卡奇将悲剧理解为生活的“评判形式”。在卢卡奇看来，悲剧成为对生活的最高评判，意味着悲剧不得不重新走上一条“康德主义”的道路——悲剧代表着“应然”的高度，成为衡量生活内在价值是否符合心灵高度的一个标尺。这样，悲剧形式就极类似于康德的“道德律令”，后者并不是对道德行动的指导，而是对主体之行动是否具有道德内涵的评价尺度。因此，在艺术上，悲剧实现了这一“道德评判”功能。这既是悲剧艺术的当代价值，也是它的内在局限。从黑格尔的角度看，现代悲剧的所谓“评判”，不仅预示着现代艺术仅仅落入了他所批判的“灵魂的口袋”，也意味着现代人在悲剧中仅能寻得对现实生活的逃遁。这一现代悲剧的困境，也在日后直接构成了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对悲剧的判断。
其次，在本章的第二部分中，我们要讨论悲剧的抒情性。就抒情性这一概念在《悲剧的形而上学》中的定位来看，其意义在于它改变了悲剧的风格。抒情表明了现代悲剧表达的主题是忧伤（sadness），而非崇高（sublime），因此现代悲剧在感性上不够冷酷决绝，其“命运”的强度也难以令人信服。这也标志着现代悲剧偏离了古典悲剧的线索，从而也丧失了悲剧应有的戏剧性（即悲剧的客观性）。但悲剧在现代走向抒情性的原因在于，在现代人特殊的生活状况中，实在难以找到一种符合悲剧神秘性所需的素材与要素。因此，现时代的悲剧创作，只能如卢卡奇所批判的那样，将先天的悲剧性（即悲剧的先验形式）带到悲剧作品中，从而将悲剧的神秘体验，从悲剧效果转为指导原则。无疑，这种转变使得悲剧变得日益僵化造作，逐渐成为一种“外强中干”的艺术形式[2]。
不过，要理解现代悲剧上述的两大特性，前提是必须先厘清现代悲剧区别于古典悲剧的独特性。这正是本章第一节的主题——现代悲剧的特性。我将从这一问题出发，进入本章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