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悲剧：对古希腊悲剧的重新解读

在卢卡奇看来，古希腊的悲剧之所以完成了支撑生活意义这一使命，并非缘于人们对悲剧背后神秘性力量的古老信仰。这种“神秘性”代表着一种对悲剧最为质朴的理解，在此我们用黑格尔意义上的“永恒正义论”[3]来对此进行说明。在黑格尔看来，悲剧的命运代表着某种外在的神意。正是神对生活直接干预与中断，帮助人们在悲剧中看到了超越于人的外在力量，这种外在力量也使得城邦所具有的秩序与规范得以留存。相反，在写作《悲剧的形而上学》的卢卡奇看来，这种悲剧仅仅“将人降格成了木偶，将命运降格成了天意，悲剧中的重大事件也变成了一个多余的救赎的礼物”[4]。对于卢卡奇和布洛赫而言，现时代的人们“只有在变得完全不信神时，才能再一次拥有悲剧”[5]。“不信神”，不仅指不相信古希腊意义上的自然宗教，因为后者在实证科学及实证主义精神的泛滥扩张中早已不复可能。但在卢卡奇看来，“不信神”还意味着放弃布洛赫意义上对“虚假上帝”的信仰，后者指向了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生活中，人们对各种外在规律的服从与信靠。这些虚假的“神”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使得我们获得了“廉价的安全感的必然性”，其在表面上给予我们以生活的真相和意义[6]。

在卢卡奇看来，悲剧之所以可能，在于它仍可以凭借着某种奇迹的神秘性力量，来重现心灵所具有的本质性高度。卢卡奇认为：“神秘力量从人身上提取出本质，并强迫人成为本质性的存在的那一刻，悲剧开始了。”[7]这种神秘力量，造就了我们熟悉的悲剧主题——英雄与命运的对立。卢卡奇认为，悲剧无非是将内在于人心灵的本质，呈现于人与命运的冲突与对抗的过程之中。而这一本质，正是城邦宗教所守护的道德与伦理的规范性。古典的神性悲剧（divine tragedy）之所以仍可被“不信城邦之神”的现代人所理解，在于现代人能从自然宗教的神秘情感中认出它的内核的人文价值，即从悲剧英雄的身上看到他们所坚持的价值的意义。因此，悲剧无须再借助于对自然宗教的信仰亦能为现代人所欣赏并接受。总之，这一原本由“自然宗教”才能被理解的悲剧痛苦，依旧能以另一种更为哲学与思辨的方式被加以欣赏。

按照上述逻辑，古希腊悲剧中被悲剧加以提取的本质（essence），被表述为悲剧命运。命运与日常生活所营造的无心灵的、虚假的安全感形成对立。在卢卡奇看来，命运并非是神义的裁决，或是一种无意义的救赎与恩典；相反，命运仅仅揭示出属于心灵的东西。而进入命运之中的悲剧主人公，在与命运的斗争中，最终认识到命运。悲剧主人公将在悲剧中发现，他与之斗争的命运正是属于他心灵的内在尺度。因此，凭借悲剧的神秘性，无论是悲剧中人，还是台下的观众，都切断了与无心灵的、荒凉的日常生活的一切联系，将一切与心灵本质无关的东西消除，从而在悲剧世界中“让赤裸的心灵和赤裸的命运进行一次孤独的对话”[8]。在与命运的对话中，悲剧给出了“新的记忆、伦理和正义”[9]。这些“新的规范”正是被粗糙琐碎生活所遮蔽的，原本属于心灵本质的部分。于是，生活中已然走向隐退的本质（伦理的规范），就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眼前。

同时，卢卡奇同时代人在悲剧上的创作实践，印证了他就“古希腊悲剧对现代人之意义”论说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保罗·恩斯特的悲剧《布伦希尔特》（Bmnhild）正是对此最好的例证。恩斯特悲剧之所以能再现古希腊悲剧的艺术辉煌，其关键核心在于他继承了悲剧所拥有的“朴素雄浑”的表现方式，而非采用莎士比亚式的描写生活丰富性的表现方式。悲剧“简洁”的形式与其所表达之生活所具有的“生气”，是一对难以得兼的矛盾。因此，恩斯特为了悲剧能“获得生活的内在的丰富性”，就不得不“放弃所有外在的丰富性”[10]。这一艺术的创新的意义，在卢卡奇看来，是恩斯特敏锐地把握了悲剧之于现代人的意义——悲剧并非是要将外在于生活的丰富性囊括其中，相反，悲剧的目标是为了通过剔除外在丰富性，以便更好地呈现生活内在的意义与价值。在保罗·恩斯特眼中，无论是莎士比亚悲剧，还是其他的（席勒等人的）现代悲剧，艺术所追求的美感和外在的生气，都只是生活琐碎的片段。而悲剧的首要任务正是要剥离它们，继而为表现生活内在的本质提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