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走向阶级：走向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不过，在卢卡奇看来，韦伯所提示的这一“系统”，已然在马克思对“商品结构之谜”的分析中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卢卡奇认为，在《资本论》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商品范畴标示了这一“系统”的内在原则，因此他也将这一“系统”进一步阐发为一种“商品范畴社会化的人造结构”。由此，卢卡奇对现代人行动得以可能之道路的求索，也重新以马克思对商品范畴的分析为起点。与此同时，卢卡奇还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给出了他对走出“普遍物化命运”的现实解答。我在此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走出物化命运的现实实践道路的论证思路，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完成了从韦伯到马克思的过渡。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新教职业观背后作为其所有神圣性来源的上帝，与商品拜物教背后所蕴含的某种绝对的宗教性，实为一体两面。一方面，无论是在上帝面前抑或在商品生产面前，人仅仅充当着这一“外在绝对性力量”其自我实现的工具。在这一个意义上，商品内在的经济规律与“上帝”的戒律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只有在现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拜物教才取代了传统时代的“对上帝的信仰”。进一步说，在卢卡奇看来，韦伯意义上的新教精神退散后的“合理化的铁屋”，其在概念上真实的表达，即是马克思笔下的商品社会。正如洛克莫尔（Rockmore）所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分析，甚至是对近代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意识”的分析，都坚持着“人类历史的这一阶段，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商品分析的角度来加以解决的这一基本信念”[17]。
第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重解了马克思的“拜物教”学说，并从中挖掘出了作为解放主体的“无产阶级”。为了走出这一“物化命运”，继而将被系统控制的“第二自然”重新纳入主体的实践与行动中，卢卡奇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学说提出了创造性的解读。以马克思的商品概念为起点，卢卡奇试图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总体性的辩证法），从商品的神秘结构中，找到克服异化之主体的可能性。通过对商品内在结构的总体性把握，主体将把商品为普遍范畴的现代社会又一次认作是主体实践活动的产物，而非某种外在于主体的强制规律自我运行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卢卡奇重新发现了作为解放物质力量的“工人阶级”。依据《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分析，在商品的具体生产过程中，作为无产者的工人“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身被毁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18]。工人作为主体，一方面要将自我客体化——将自己视作“劳动力商品”，后者以系统所要求的形式，即一种可被计算的、被量化的“劳动时间”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主体又势必意识到自己是劳作活动的活动者，是使用价值的来源，从而产生一种“意识到自己是商品”的自我意识。这一自我意识如旁观者那样，将眼前正在进行生产的自身当作一个异在的对象。在“自我客体化”的过程中，主体被撕裂为“物化的量”与“生命和灵魂的质”这对立的两极。当这一对立的矛盾加诸同一个个体身上时，就会出现了一种不可协调的紧张关系。在卢卡奇看来，这一工人所遭遇的生存境况，蕴含了走出“物化意识”的可能性。
第三，卢卡奇以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论述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与解放道路。在明晰了现代工人的生存境况后，卢卡奇由此将黑格尔的《逻辑学》“质”与“量”的辩证法运用于工人的“自我客体化”过程：质与量这对范畴的逻辑关系，促使人出离于自我量化、自我客体化的物化意识，从而返回到对自身“质”的规定性的自觉，进而通向自我意识的下一个意识发展环节。回到商品问题上，卢卡奇抓住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面对的“量”的劳动与纯粹“质”的心灵之间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生的张力。这种“质”与“量”的对立关系，体现为工人身上由“异化劳动”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但卢卡奇认为，工人对这一痛苦的不堪承受，正是灵魂的“质”对物化的“量”的胜利；也正是非人劳动的痛苦本身，不仅证明了工人身上依旧保留着的属于灵魂的“质性”，而且促使其产生了一种超出商品意识的“自我意识”。在卢卡奇的精细分析中，我们看到，工人在把自己认识为商品时已然是一种“实践的认识活动”，因为工人已经将“自我意识”代入了商品的内部结构之中。虽然工人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的劳动力，都是被“量化”的商品，但这一量化的劳动力商品本身却来自无法被量化的“质”性的人格。在此，卢卡奇笔下所谓的真正自我意识所在的思想高度，意味着作为工人的活动“主体”在劳动的“数量化的外衣下”又一次认出了“质的活的内核”[19]。而这一尚未枯萎的（质的）灵魂便是对“合乎规律”的资本主义生产经济秩序的否定。在卢卡奇看来，这一否定性的自我意识，正是开启历史辩证法的实践道路的起点。作为在灵魂维度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只有在这“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辩证环节的进展中，才能成为瓦解现有世界秩序的物质力量。因此，体现在工人身上的这一黑格尔“质”与“量”的辩证法，提供了一种走出资产阶级的“纯直接性的立场”的可能[20]。于是，卢卡奇在这里又一次获得了马克思意义上冲破物化命运的物质力量与肉身[21]。
第四，卢卡奇强调了思想对革命行动的关键性作用。在卢卡奇看来，作为物质力量的无产阶级，仍然需要站上“思想”的高度，才可能冲出物化的命运，走向真正的实践活动。正如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一样，心脏需要头脑的加入，无产阶级的肉身需要哲学的联盟，而这一“头脑”与“哲学”，就是卢卡奇意义上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要达到完全的自我意识，就必须达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与哲学的认识，而要达到这一点，只有通过对商品内在结构的“总体性”把握。唯有通过“总体性”的辩证法，无产阶级才能认清资产阶级从根本上无法克服其“非理性”的文明危机的现实；并且只有通过辩证法，无产阶级才能将以商品范畴为普遍范畴的现代社会，认作主体自身的产物，而非外在强制的“系统”。不过，卢卡奇预言，在这一“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产者将意识到社会发展以非理性的方式爆发的诸多矛盾（如经济危机），从而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永恒规律失去了作用，即变成了辩证的，被迫把决定发展命运的权利交给了人的自觉行动”[22]。借此，突破了现时代“普遍的物化命运”的这一创造性主体，才具有它在现实中所对应的辩证法的中介，从而形成对生活的创造和赋予形式的构建性活动。然而，卢卡奇未能很好地解决，现实的“无产阶级”作为“心脏”与“肉身”，如何与“头脑”与“哲学”，即足以打破“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无产阶级意识”在现实的革命中有机结合，从而不止步于与资产阶级等同，甚至低于资产阶级的水平。这是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所面对的真实难题。
不过总的来说，在卢卡奇眼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所内在包含的“实践道路”，继而成为历史的新的起源（genesis）。卢卡奇将马克思的商品分析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合二为一，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商品分析本身所蕴含的总体性之高度是其学说的重要内核。这一全新的“总体性辩证法”将引领工人走向阶级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将从生存处境中的痛苦与义愤出发，逐步形成革命所需要的阶级观，并达到实践主体所需的思想高度。在此，卢卡奇将黑格尔哲学“实体即主体”这一总体性的哲学高度，与阶级意识经由“商品分析”得到的“总体性”结合一致。二者共同的目标，在于最终意识到“主体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这一过程的产物”[23]。或者说，主体的一方必须将眼前的这个世界理解为由主体自己的意识形式（conscious form）所创造之结果。
另外，这一被主体所创造的世界本身的客观性，也必须被认作是主体之意识的产物[24]。只有在这一环节上，卢卡奇才能找到一条将生活重新交付于主体的现实道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借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将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即辩证法）确立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内在辩证过程中。与此同时，他也借助无产阶级在现实历史中的革命运动，以实践的方式完成了德国古典哲学未尽之事业——对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的破解，继而将世界把握为主体自身的产物。而自在之物这一哲学困境，正是物化现象在意识（即哲学）层面的表达。
因此，卢卡奇在经由韦伯的“合理化”之后，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了现时代文明危机的实质，并由此抛弃了曾有的“艺术救赎”及“文化哲学”的思想道路；另一方面，他又将走出物化命运的出路定位在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这条现实的实践运动上。依托着“第二自然”这一概念，青年卢卡奇不再将现时代认作一个“被上帝所遗弃的世界”，而是转向了对“普遍的物化命运”的思考。可以说，“第二自然”概念及其不同阶段的理论意义，是我们理解青年卢卡奇不断走向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历程中的重要环节。
同时，我认为，青年卢卡奇这一“文艺理论”或“艺术哲学”的路径，其之所以能与他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立场（《历史与阶级意识》）互为兼容，源于他对“欧洲文明的危机”的不断深入的探究。青年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一直都伴随着他对欧洲文明之出路的思考。而克服欧洲文明危机的关键，无非在于对有意义之生活道路的求索。一方面，这一艰辛的求索过程也体现在他早期一系列的文艺理论作品中对悲剧问题在不同方向上的研究；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无疑为卢卡奇提供了对欧洲文明危机更为透彻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为卢卡奇提示了一条走出危机的实践道路。借此，通过对悲剧观的研究与分析，我们理解了卢卡奇从文艺理论走向马克思主义这一曲折的思想历程。
这一条以克服欧洲文明危机为问题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即是1962年卢卡奇眼中这一“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立场。在1962年的卢卡奇看来，这一道路也奠定了包括布洛赫、本雅明、阿多诺甚至萨特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理论立场。从这一点上说，对青年卢卡奇悲剧观的转变这一思想的研究，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问题意识与基本的理论取向。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存在的理论与现实双重困境上意义重大。
[1]［匈］格奥尔格·卢卡奇著，陈奇佳主编：《卢卡奇论戏剧》，罗璇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2]同上书，第49—50、163—164页。
[3]［匈］格奥尔格·卢卡奇著，陈奇佳主编：《卢卡奇论戏剧》，罗璇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4页部分注释。
[4]［匈］格奥尔格·卢卡奇著，陈奇佳主编：《卢卡奇论戏剧》，罗璇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4页部分注释。
[5]［匈］格奥尔格·卢卡奇著，陈奇佳主编：《卢卡奇论戏剧》，罗璇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
[6]卢卡奇的《悲剧的形而上学》受到了来自包括保罗·恩斯特等剧作家的好评。
[7]卢卡奇在《悲剧形而上学》中以历史剧为论题，讨论了现代悲剧既希望通过历史来达到生活的必然性，但却又因为历史只有“偶然”，从而在创作上只能突出坚持理念的英雄面对无常命运时的伟大。参看［匈］格奥尔格·卢卡奇著，陈奇佳主编：《卢卡奇论戏剧》，罗璇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3—144页。
[8]Bloch Ernst，The Spirit of Utop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22.
[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
[10]对这一现象，玛丽安妮·韦伯如此说道“：这样，一切都在这里完成了循环：一个人只要把有条理的不倦劳动视为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同时又杜绝坐享自己的成功，那他就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大部分所得不断用于新的经济活动。这个人必定会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于是我们便有了头脑清醒的和靠自己力量而成功的资产者，他感谢上帝，因为是上帝让他的行为无可指责。追求盈利的桎梏解除了，获得物品摆脱了传统的顾虑，其结果只能是，通过强制节省和财富积累而形成的资本。上帝显然在亲自保护圣徒的所为。然而，上帝要求托付给他们的每一分钱负责。”参看［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闫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8—269页。
[1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译文参照了张双利《黑暗与希望》中的对韦伯著作的翻译，参见张双利：《黑暗与希望——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
[12]［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1页。另见英文版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Vol.215，MIT Press，1971，p.93。
[13]Andrew Feenberg，The Philosophy of Praxis：Marx，Lukác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Verso Books，2014.p.68.
[14]参见［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9页。
[15]同上。
[16]同上书，第207页。
[17]［美/法］洛克莫尔：《非理性主义：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理性观》，孟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
[18]参看［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7页。
[19]参看［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2页。
[20]参看［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45页。
[21]“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22]参看［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74页。
[23]参看［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7页。
[24]同上。另见英文版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Vol.215，MIT Press，1971，p.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