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诗的乌托邦化
通过对悲剧的分析，我们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如果在现时代我们还可能拥有史诗这一艺术形式，那么从根本上说，这一新时代的史诗其创作原则已然完全不同于希腊史诗的古典形式。在现时代，艺术所承载的任务是构建超越生活的本质领域，而不是对生活的忠实模仿。因此，现时代的史诗创作实质仍然是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对（可能的，或者曾有的）总体性生活的渴望与想象，而非在艺术世界中直接给出总体性生活。在这一个层次上，现代史诗是乌托邦式的。卢卡奇以一种相反的方式表述了这一观点，他将现代史诗与悲剧的这一区别放在了生活概念（concept of life）之上[3]。在表面上，卢卡奇再次强调史诗与戏剧（悲剧）的区别，但这却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明了二者的共通之处。
（一）生活概念
史诗是对生活的直接模仿。所以，现时代之所以存在一种新的“史诗”，必定存在某种新的“生活概念”。在卢卡奇看来，这一“生活概念”的建构过程如下：现代史诗诗人首先在生活中识别出某种“伟大属性”（attribute of greatness），并依照这一“属性”，将眼前的生活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可被史诗所捕捉与裁切的（segment）；另一部分则是用于充当前者背景的，即环绕于前者的“生活整体”（wholeness）。因此，这一生活概念本身并不预设一种希腊史诗以上的“广延的总体性”，换言之，它并不宣称能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囊括在史诗的范围之内。相反，现代史诗通过将生活中的某些部分从其他部分独立出来，达到一种自足性。这一从庸常生活中独立出来的“伟大部分”，被史诗宣称为一种对生活概念的象征，以此为起点，现代诗人在这一象征概念的“概念界限”内划定了“生活”的范围，便于对其实施艺术模仿。这种生活概念可以是模糊的，所以也是抽象的，其是一种由主体出发的形而上学的内容与经验性内容的混合物[4]。
在卢卡奇看来，史诗这种把握生活的方式，与戏剧形成鲜明对照。在他看来，悲剧并不需要这种部分（segment）与总体（wholeness）的切割。究其原因是在于悲剧比现代史诗在“切割”上做得更为彻底——悲剧直接预设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的“总体性”。悲剧是直接从形式中，换言之，从一个创造之主体性（creative subjectivity）中，给出对悲剧世界的先验规定性，给出了一个独立的悲剧宇宙。由此，卢卡奇认定悲剧才能如此清晰地抓住本质，并以本质为中介赢得总体性[5]。
在此，我们不难看出，对于现代史诗的而言，其对生活概念的设定，背后恰恰隐藏的是对总体生活“无概念”的判断。现代史诗所预先采用的“截取”手段，正是对生活整体无意义的承认，亦即是对生活本身的彻底否定。在这一点上，现代史诗与悲剧别无二致。不难想见，与现代悲剧一样，现代史诗也难逃现时代艺术的抒情性命运。
（二）现代艺术的抒情性原则
正如我之前所不断重复的，在现时代，行动的所有依据只能发自我们的主体。而用卢卡奇在文论中的话说，就是本质皆来自伟大的心灵。因此代表伟大心灵高度的现代悲剧，即是现代性原则在艺术上的象征。但悲剧艺术也证明了，将行动的绝对依据归于自身的这一现代性原则，难以在真实的生活被加以实现。这一点上，卢卡奇和黑格尔的观点一致（这一观点延续到了《历史与无产阶级意识》）：在现时代，只要我们采取（对象化）的行动，我们就必然会遭遇异化的命运。简单地说，我们只要与外部世界发生互动，我们的行动就必然会远离我们，这也导向了我之后将要论述的消极意义上的第二自然概念。值得补充的是，卢卡奇日后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声明了上述的这种异化概念，是他从《小说理论》到《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段时期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理解。而这导致了他错误地以黑格尔的方式，来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生活中的物化问题。
但艺术总是一个例外。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表达的那样，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认为，现时代还存在一个现代艺术家可以凭借艺术形式，再造出一个生活以外的世界。这个艺术中的世界丝毫不沾染现实生活，因为它可以凭借作者，即行动者的意志而建构起来。所以在艺术作品中，人总是构建起一种弥合机制，来消解主体与生活的距离。但这也同时意味着，现代艺术的规定性，还是来自创作者的无限的主体性，而非现实的生活本身。这一现代艺术最为典型的例证，正是我们分析的现代悲剧。
在卢卡奇看来，悲剧艺术的创作原则，与史诗的创作原则就有了天壤之别。对于史诗而言，史诗诗人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要素，因为史诗的创作原则是模仿，而这一创作原则的先验的、历史的前提，在于古典希腊的生活世界具有一种可被感性把握的生活总体性。史诗之所以是对生活的模仿，正是因为生活本身具有绝对的总体性。但对现代人而言，既然所有行动的规定都来自主体自身，并且生活（包括自然）本身不再具有任何神圣性（或者说生活已然与灵魂追求的本质无关），那么在当下，试图恢复史诗的这一艺术形式的努力必然是徒劳的。
但我们仍然需要去追问：在现时代的条件下，为何文学史上仍会出现一种名为现代史诗的文学体裁呢？
要解释这一问题，就必须理解卢卡奇“乌托邦史诗”这一概念的更为深刻的含义。从史诗创作的原则看，我们实质上并没有一种真正的现代史诗；不过，在卢卡奇看来，现代文学对史诗创作的尝试，表明我们期待着一个灵魂本质与生活总体仍旧相连的世界。而这一期待要付诸艺术的形式，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这直指两个维度：一方面，史诗创作者必须去“描述”生活，具体说来，史诗诗人要去寻得那些可被用来模仿的、感性的、有高度的总体性的生活要素（即前文所说的生活中的“伟大属性”）；但另一方面，现代生活的无意义，决定了史诗诗人仅仅是对生活中的某个片断进行艺术加工，“伪造”出一种发自生活的“总体性”，继而“赋予”史诗所要求的客观性。因此，史诗诗人的创作，必然掺杂了与现代悲剧一致的抒情性。而这一抒情性，暴露了史诗的乌托邦性质。现代史诗无非是一个由艺术创作者所给出的完美世界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