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文与散文——史诗的语言及其意义

史诗这一模仿的艺术手法，更能从它独特的语言风格——韵文中得以窥见。在这一点上，卢卡奇的理解超出了黑格尔《美学》的范畴。虽然他同时也认为，是否用韵文写作并不是一种区分史诗和其他伟大文学作品的判定标准，但我们仍然可以在“韵文”在史诗中独特的使用手法中，窥见史诗所具有的独特性。

所谓韵文（verse）［或者用黑格尔《美学》中的说法——音律（versification）］，对史诗来说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诗（poetry）不仅要体现于文字，更是一种话语（utterance）的表达方式，这就“涉及了语调和字音这些感性的因素”[28]。黑格尔认为，对于韵文的使用意味着我们在艺术创作上，“跨进了诗的音律领域”[29]。与此同时，希腊世界还存在着另一种以话语为中介来表达的艺术范式——散文（prose），其最早是一种为演讲服务的修辞术，以追求话语的实践性为目的。黑格尔将诗与散文严格地区分开来，极力避免诗流于散文，以防“艺术和艺术欣赏范围以外的目的闯进来干扰”[30]。

而在卢卡奇的语境下，韵文之于诗的作用，旨在将史诗世界与散文所表达的日常世界区分开来。黑格尔说：“我们要先抛开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中的那种认识性和实践性的散文观念……对音律的艺术刻画，也迫使诗人跨越日常语言的框框之外去活动，只按照艺术的规律和要求去说他所要说的话。”[31]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这一判断，赋予了史诗韵文一种特殊的表现能力。在艺术形式的意义上，韵文标示出了一种与“散文化”生活的距离，这也意味着韵文在客观上完成了一种与生活的“距离制造”（creating distance）。卢卡奇认为，最能体现这一韵文的手法的方式是悲剧，后者刻意制造出一种与日常生活的距离（distance），继而将悲剧所描述的故事与情节从生活琐碎之物（triviality）中彻底抽离而出，达到一种本质高度的沉重感（heaviness）与重量（weight）。本质在此处，意味着生活中达到世界与人相互成就彼此的高度，即生活对人而言具有成就自身的意义。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悲剧对韵文的高度运用，却也说明了韵文的局限性——它无法承载日常生活层面的总体性。所以在悲剧中，我们看到，韵文无外乎是一种抽离出生活以达到本质这一艺术手法。

与悲剧的韵文恰好相反，史诗的韵文的功能虽然也是创造距离，但韵文在史诗中所创造距离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摈弃沉重感（heaviness）。在史诗中，这些“沉重感”并非是为了产生如同悲剧那样的，因超越生活而产生的伟大体验。“沉重”在史诗那里充当的，恰巧是悲剧眼中轻松与琐碎的部分[32]。卢卡奇认为，“沉重在生活的领域（史诗）中是琐碎的，如同轻松在悲剧中是琐碎的一样”[33]。在卢卡奇看来，古希腊生活并非是仅仅充斥着波澜壮阔的战争及民族英雄的壮美画卷；相反，日常生活中琐碎与平庸也是希腊生活无法逃避的部分，而这些日常生活的负担仍然可以将人拉拽到地面上（bound to earth），这就是古希腊生活的沉重之处。这里给出沉重感的地面（earth），正指向人类生活中必需的基本需要——满足于人之作为动物和生物体的需要。但这些需要的满足，却与希腊民族奠定伟大的民族事业的慷慨豪迈格格不入。

但通过史诗的形式，诗人能以韵文这一表达方式，将史诗作品中不得不加以模仿的“人间烟火”，跳脱出沉重的大地。卢卡奇说：“在史诗的领域里，距离意味着快乐和轻松，意味着解除将事物和人不相称地维系到一起的连接，意味那附着在生活之上，只有在零星的幸福时刻才被驱散的浑浑噩噩、压抑的解除。”[34]通过优雅的韵文，这些琐碎之物，不再是匍匐在“地面上”显得庸碌无趣的俗物；相反它们摇身一变，成为表达宏大历史与战争的背景与素材，从而被拉升到了希腊民族整体命运的画卷之中。不妨说，史诗正是以韵文的距离感，使得前者成为一种有分量的琐碎（trivial heaviness）。

因此，在悲剧中被理解为琐碎的轻松和喜悦的要素，因其在史诗世界下，仍内嵌着丰富的生活意义，故而生活的琐碎可以通过静观的方式进入整个史诗的意义世界，成为艺术“复制”与“模仿”的对象。这并不是说，希腊民族的实体生活中任何一个局部领域都富有着无限深邃的意义；而是说，在史诗的韵文这一技巧之下，生活中琐碎的无意义部分都可被略除。正因如此，史诗世界的每一个局部都可以直指这一世界的中心，而每一个史诗内部的富有轻松感的细节，就略去了世俗的痕迹，获得了悲剧“沉重”才具有的本质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