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与调整阶段的高校招考政策（1958年—1965年）
（一）实行保送入学政策和分省高考政策
1.对工农阶层实行保送入学政策
1958年6月17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老干部以及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保送入学的通知》，提出对于政治、健康条件符合标准，学业能跟班上课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和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及老干部可免试保送直升高校。工农家庭出身（包括老干部子女）、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品质优良、健康符合标准、学业成绩优良的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试行保送升入高校，各省、区、市保送优秀高中毕业生的比例不超过该地区高中毕业生总数的5%。1959年5月，教育部停止试行保送优秀高中毕业生免试入学的办法，理由是“对于鼓励学生学习和社会方面也有不利的影响，在办理保送免试入学的工作中，也有很多困难”[39]；而对于有适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和工农干部继续实行保送免试入学的措施。1958年7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党的领导做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对工农及工农干部实行保送入学的规定进行了评价:
这个规定是必要的、合理的。必须提到：工农学生或工农干部，在书本知识方面，可能比青年学生稍差一些，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是保送和优先录取一批工农学生、工农干部等，不仅不会降低高等学校新生的质量，还会提高新生质量。那些轻视劳动人民，歧视工农学生的资产阶级观点是错误的，应该进行批判。[40]
从上述舆论可以看出，此时国内阶级斗争的思想已经在抬头。由于对工农成分的学生的保送入学政策并没有产生报纸上所说的“提高新生质量”的结果，相反，当年高校新生质量出现了严重滑坡。因此，在1960年停止了对工农及工农干部保送入学的做法，1962年要求工人、农民、工农干部、退伍军人等参加统一高考，但这又导致了工农家庭出身的新生比例明显下降（见表1-4）。这种情况与当时不断升温的阶级斗争形势很不相称，这为“文革”期间取消高考埋下了隐患。
表1-4 1958年—1964年高校录取新生家庭出身情况统计表 （单位%）
资料来源：杨学为：《高考文献》（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5页。
2.实行分省招生考试
虽然1957年高校招生方案的讨论结果是决定实行全国统一招考，但出于“大跃进”的需要，1958年却实行了分省招考政策。1958年7月1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1958年招考新生的规定》中提出，该年改变全国统一招生的制度，实行分省招生考试，由各省、市、自治区在国家大的招生原则下自行制定报考条件、考试科目和录取原则。对于这一新的做法，中央权威媒体大作宣传，例如，1958年7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作好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指出:
由于旧中国高等学校多集中在一些沿海的大城市，造成解放之初各地区高等学校招生任务和学生来源之间的比例极不平衡的矛盾，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全面完成招生任务，从1952年起实行全国统一招生的制度，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根据目前中央体制下放和社会主义大跃进的精神，今后许多高等学校将要交由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各省、市、自治区还要陆续兴办一些新的高等学校，显然再实行全国统一招生的办法已无必要。而由学校单独或联合招生，将会大大发挥地方和高等学校的积极性，事情办得更好。[41]
1958年实行分省招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央权力下放的需要。当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体制还是在教育管理体制上，都兴起权力下放的热潮。如1958年6月10日，陆定一在《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高等学校招生权必须由中央下放给地方。二是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需要。“为了适应工农业大跃进和其他事业大跃进的需要，今年原有的高等学校的招生数量将大大增加……为了充分地发挥地方和高等学校办学的积极性，把几年来实行的全国统一招生的办法，改为学校单独或联合招生的办法。”[42]然而，在1959年的高校招生中，恢复了全国统一考试的做法。
（二）“大跃进”导致高校大幅扩招(https://www.daowen.com)
“大跃进”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在195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的目标。“大跃进”的结果是，全日制高校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至1960年的1 289所，增长了4.6倍；招生数由1957年的10.6万人突然增加至1958年的26.56万人，增长了2.5倍；在校生由44.1万人增加至1960年的96.2万人，增长了1.1倍（见表1-5）。
表1-5 1952年—1965年高考录取人数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杨学为：《中国考试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3页。
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大大超过了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和教育所能提供的办学条件，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随着教育大革命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弊病，1960年11月，中央文教小组在全国文教会议上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在1961年9月制定了“高校六十条”。这些措施使高校教学和高校招生工作逐步正常化，1965年普通高校达434所，在校生有67.4万人。
（三）报考资格政策的调整
1958年，为了满足“大跃进”高校大幅度扩招的需要，教育部在报考政策上放宽了对考生的年龄限制，规定报考对象的年龄一般为30周岁以下、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的青年（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工人、农民、工农干部、转业军人、复员军人等报考年龄适当放宽至35周岁以下）。1962年，随着对教育的整顿，高校招生规模缩减，要求以同等学力报考人员的年龄不再放宽，即必须在30周岁以下。1964年，进一步把考生年龄限制在25周岁以下（工人、农民、在职人员、退伍士兵等可以放宽到27周岁以下）。这一期间具有报考资格的对象主要有六类人员:高中毕业生，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党政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群众团体等在职人员，转业军人、复员军人、退伍军人，归国华侨和香港、澳门学生以及其他知识青年，都要求必须持有有关介绍报考的证明信函。总之，这一时期报考政策规定的报考对象极为广泛，对报考年龄逐步加以限制，报考人数由原来的严重不足转向竞争激烈，以致社会出现要求减负的呼声。另外，政策动员在鼓励社会在职人员报考时起着重要作用。
（四）高考科目设置政策
这一阶段高考科目设置政策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1964年将高考科目由原来分为三大类考试改为分理工农医类和文史类两大类考试；二是外国语开始被列入高考科目，其考试成绩由1959年开始作为录取时的参考分，自1962年起开始作为高考的正式分数。1959年，高考科目依然分为理工、医农和文史三大类，但在每一类的高考科目中增加了外国语一科。从1955年至1963年，高考科目都是分三类进行考试。从1962年起，将外国语考试成绩作为高考正式分数。1964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组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在总结了1963年招生工作存在的问题时批评了考试科目偏多的问题，这是导致1964年高考科目分为两类的主要原因。1964年6月，高等教育部把考试科目改为两类:理工农医类考试科目为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文史类考试科目为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外国语。
（五）高校招生优先录取政策
1958年的优先录取对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以及参加革命工作满十年的在职干部、革命军人等；另一类是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复员与退伍军人、参加革命满五年的在职干部、参加工农劳动满两年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华侨学生、港澳学生。1958年至1965年高校招生优先录取政策都是以1958年为样板实施的，若说其中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对工农成分学生优先录取的力度越来越大，而且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提高工农成分学生在高校新生中的比例。从高等教育部党组在1964年10月31日公布的《关于1964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情况的简报》中发现，该年全国共推荐了42 258人，录取了26 265人。其中，劳动知识青年852人、退伍士兵1 335人、中小学教师712人、其他在职人员156人。推荐报考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占这部分新生的90.72%，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这部分新生的0.6%，党团员占这部分新生的84.15%[43]。
这个阶段高校招生录取政策明显强调必须保证考生的政治质量，在具体操作上表现为通过优先录取途径来大幅提高工农成分学生的比例。这种人为操作的结果是，工农成分学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由1958年的55.28%上升至1964年的70.1%。这种在高校招生中过分强调阶级成分的做法直接导致高校教育质量的明显下降，许多工农成分新生由于文化基础差，有些根本就不具备高中毕业文化程度，以致无法完成高校的正常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