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阶层分配的理论模型
随着知识、信息等成为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动力，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入社会的中心。从社会学角度看，高等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受教育者的专业技术与能力，而且还能为学习者提供特殊身份文化，而专业技能与特殊身份文化又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取得高经济收入与高社会地位。因此，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就成为社会各阶层与群体激烈竞争的对象。那些越是与个人地位紧密相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阶层、群体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优势阶层子女较少参与与个人地位相关较少的教育机会竞争，使得这些机会能够更多地向社会中低阶层开放。
（一）社会转型中阶层结构变迁的两种理论模型
社会学的两大流派——功能主义和冲突主义基于现代工业发展所产生的阶层结构变迁提出了各自的观点。阶层循环理论认为工业化导致社会机会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和平等性；而阶层再生产理论则认为工业化和技术发展不会改变社会结构状态，优势阶层依然通过各种社会选择机制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
1.阶层循环理论与精英转变理论
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市场机制的引入，导致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首先，工业化导致职业地位与教育作用的日益重要。工业化和技术提高了对劳动力专业技能的要求，职业地位的获得越来越依赖于人们所获得的教育。其次，工业化导致了社会高流动。工业化不仅引起新产业范围的不断扩大，而且对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大量增加，人口在地域、职业以及经济部门之间的大量流动成为一种必然，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使传统的阶层结构失去其意义。再次，工业化导致社会机会的平等化。工业化发展需要越来越多高素质的人才，使得教育和训练成为社会地位分配的主要机制，并促进了整个社会教育和训练机构的发展，这使得所有人都有可能通过教育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机会向不同社会背景的成员开放，个人的家庭背景与其所获得的最终地位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整个社会机会更为平等，甚至所有的社会都会趋同于某种社会和政治秩序。
许多学者讨论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分层模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的根本性重组，旧社会的上层阶级或统治精英被消灭或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原有的中层阶级地位下降。新统治精英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的考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推行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平等的资源、报酬和社会地位分配政策。通过政治干预向更多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供了更为开放的社会流动机会。私人财产的取消和更为平等的社会政策，导致政治忠诚、教育等成为向上流动的重要机制。因此，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更多的向上流动可能性，存在更多的“长距离”流动，这种流动跨越了传统的阶层界限，使得体力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管理—专业阶层，而管理—专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渗透到社会上层，社会上层具有更大的开放性，这样的社会在资源分配上具有更大的平等性，甚至是平均性[1]。
进而，一些学者对社会主义过渡转型时期提出了精英转变理论，认为在过渡转型期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在转型之初处于劣势的人。瑟伦伊（Szelenyi）认为那些无权无势者的利益可以通过经济体制中不断增加交易（及由此而来的类市场的）关系来最大限度地获得[2]。一些学者就东欧社会提出了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认为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最初10年，富农及其子弟的生活机会在集体化政策中受到严重损害，并预测一个新的经济精英集团将自底层浮现[3]。维克多·尼（Victor Nee）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从等级制度向市场转变引起了再分配部门的地位性权力重要性的下降，向市场的转变倾向于导致减少由再分配过程所形成的社会不平等，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干部—企业家在跨界交易中的优势将会下降[4]。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会引发权力的转移，这种转移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向市场协调的转换愈彻底，经济交换就愈脱离干部主宰的关系网，权力（对各种资源的控制）也就愈发扎根于市场体制和私有买卖方的社会关系网中。随着向市场配置与地区的转移，曾是市场改革前的社会再分配过程的“牺牲者”，终将比再分配的既得利益者有更多的利益[5]。市场转型理论认为经济协调的类型——官员式的或市场型的——决定了各个社会位置上的收入分配。通过给予某一位置高报酬，官员行政式协调和市场调节分别有利于不同的位置。那些在官员行政式协调中不受优遇的位置将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补偿。如果那些昔日处于困顿的人如今体验到了收益，那么可以说个人和家庭间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必然缓解，至少已有此趋向，因为平等性增强了[6]。
2.阶层再生产理论与精英维续理论
以布迪厄（Bourdieu）、科林斯（Collins）、帕金（Parkin）等为代表的冲突理论关注学校如何再生产社会阶级结构。布迪厄认为人们所处的社会阶级位置是由其所拥有的各种类型资本的结构和数量所决定的。阶级再生产的过程是十分精致和间接的，是通过习惯和学校结构而运作的。上层社会的孩子不仅拥有高层次的各种资本，而且通过这些资本保证其获得有声望的教育文凭，从而维护他们的优势地位。下层阶级的孩子虽然可以向上流动，但缺乏各种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更缺乏包括语言方式、行为方式、知识、风格等在内的文化资本，因而最终使他们不能更多地跻身于统治阶级。中产阶级的孩子也会遇到同样的障碍，特别是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本[7]。科林斯提出，教育体制鼓励人们将文凭作为荣誉和声望的标志，教育所包含的各种文凭和文化资本已经成为获得更高收入和权力的工作的必要条件。结果导致对文凭追求的恶性循环和对文化资本竞争的加剧。事实上，学生竞争的不是专业本身的稀缺性，而是专业背后象征社会地位的稀缺性[8]。帕金和吉登斯（Giddens）对阶层循环理论提出了批评。帕金等学者认为，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并没有真正带来相对流动机会和社会开放性的增加，阶层之间的界限仍然非常清晰和深刻。吉登斯指出，在社会阶层结构的顶端，存在相当程度的代际封闭。那些在既存阶层结构中占有优势或特权地位的阶层，为了维持自身的优势和特权，会利用其所占的优势权力和资源，通过其他各种社会选择机制去维护自己的阶层地位。社会结构下端的工人或农民阶级很难跨越阶级界限流动到社会的上层，只有在中间阶层的内部和中间阶层与下层阶层之间的交界处，容易发生大量的社会流动现象。教育作为地位和资源分配机制，并不肯定意味着社会平等或社会的开放性。大量研究表明，虽然教育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由于教育在代际间的强烈传递性，并没有改变两代人之间在职业流动上的模式，教育成为一种社会地位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阶层再生产理论对社会主义结构进行了研究，主张将社会主义阶层结构分为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而两个时期具有不同的阶层结构变迁模式。在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时期，剧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机制与结构，政治权力、中央计划分配成为资源分配和地位获得的基本机制。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为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阶级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当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成为最主要的问题时，经济—技术理性逐渐对以政治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的阶层结构提出挑战，要求原来具有更多平等性和开放性的阶层结构逐渐服从效率和理性的逻辑。因此，行政—管理、技术人员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他们拥有的教育优势逐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日益显出重要性，这使得他们在国家权力分配和资源分配体系中占据了越来越有利的地位。虽然由于政治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流动还在一定程度地保持着，但社会上层的自我循环特征明显高于社会下层向上的流动，精英阶层的自我循环性质越来越强，而开放性逐渐降低[9]。从上述论点发现，阶层再生产理论基于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强调权力、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认为那些拥有更多对社会资源占有和支配权力的阶层，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源优势，适应并在社会变迁中维护和延续自己的优势地位，排斥其他阶层。
与精英转换理论相反，精英维续理论则认为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是旧精英。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滋养出一类技术专制官僚，能够借助习得专长维护其地位。这类实干型的新精英也是推动过渡的有力工具。在过渡转型期间，不同的教育类型会发生价值观念上的转换，但总体而言，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新兴的市场部分发挥得更好，从而干部也会拥有一个优越的位置。权力转换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期间积聚的权力转换成市场经济中的丰富资产。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中获益较多的位置类似，都是那些受过较多技能训练的技术官员。干部不仅能凭借其私人关系网，而且能凭借其职位之便提前知道将出台的法律法规以及不成文的解释规则而为自身牟取利益。波兰社会学者雅德维加·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在《中断的过程》一书中指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把持重要岗位的干部能利用其位置便利攫取国家财产。干部们通过非正式渠道，利用过渡时期的种种混乱含糊因素，将自己对国家财产的有限控制变成在很大程度上的实际所有。精英维续论推论，旧精英的维续存在将导致不平等程度的加剧[10]。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塔斯（Rona Tas）教授认为，向全面深入的市场经济过渡加剧了不平等。“由于在社会主义转型期间，最为陈旧的不应再成为顺应时代潮流的，然而他们又会勉力自我维持，这样，新的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旧精英重合在一起。”[11]罗纳·塔斯指出，在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中，那些具有再分配权力或拥有知识、信息优势的人，在社会中已经占有了相当的优势。对于那些掌握再分配权力的人来说，他们的优势不仅表现为直接的再分配权力，而且他们的地位使得他们在领导、管理等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们相互之间结成了特殊的社会网络关系，这使得他们的优势地位有可能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得到保持或延续。同时，那些拥有专业优势的人，在原来的工业化过程中以及在新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高潮中，其优势地位仍然能够得到延续[12]。
比较上述两种阶层结构变迁理论，笔者倾向于认同阶层再生产理论的观点，并在下文中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三个研究假设。
（二）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分布的因素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分布在微观层面不仅与学习者的能力水平有关，也与学习者所处的阶层位置关系密切。在宏观层面，它又与教育技术选择机制和国家对特殊阶层的偏好存在关联。
1.国家政治对特殊阶层的偏好
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阶层的特殊偏好有所不同，那些受到国家政治偏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中获利。在1978年以前，我国对工农阶层的特别偏好使得工农阶层在该时期获得了特别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知识分子阶层则在政策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信息与技术的日益重要，知识阶层因其重要性日益凸现而使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得以大幅度提高。因此，在考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分布时，必须考虑不同时期国家对某一特殊阶层的偏好。
2.教育技术选择机制的强弱程度
在高校招生上，不同技术选择机制影响不同阶层的优势发挥。高考是一种严格的人才筛选技术机制，它虽然能较为有效地排除人情关系、权力、金钱等因素的干扰，却无法阻止具有文化资本优势阶层的优势发挥，那些具有文化资本优势的阶层往往更容易通过严格的技术选择而获得较高地位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若采取推荐入学的选择机制，情况则大不一样，那些具有社会资本和权力资本的阶层往往会获得更多的入学机会。若采用收费入学制，则入学机会将更多地被那些具有经济资本优势的阶层所占有。从一定程度上说，在国家政治与政策对高校招生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少的背景下，教育技术选择机制的强弱程度是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分布的最重要因素。
3.个人所处的阶层地位
由于所拥有的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种类与数量不同，不同阶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占有的优势发挥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伯恩指出:“一个人在不同阶级中的阶级地位，有大致的一致性。尽管不同阶级社会中阶级系统的开放性有所不同，但人们保持在所出生的阶级里的可能性最大。”[13]一般而言，由于拥有丰富的权力资本、文化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无论是否实行高考选拔机制，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都能在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本优势，所以在具有考试选拔机制的情形下更有利于发挥其优势。体力劳动者阶层由于缺乏各种资本而往往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位置，除非国家对该阶层进行政策照顾或优势阶层主动放弃某些机会的竞争。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R.科林斯指出，一旦更高一级的教育成为英才阶层的客观标志，而中等水平的教育成为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客观标志，那么，在一定的教育阶段，受过教育人数的增加将会导致更高水平的教育成为一种优势，而原先的优势仅成了平均水平[14]。
4.个人能力水平
对于个人而言，上述因素都属于先赋性因素，个人无法改变。处于阶层劣势中的个人若要获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只有通过提高个人的能力水平这一自致性因素来实现，相当一部分文化资本可以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学习获得。当然，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个人的能力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阶层背景和所获得教育资源的影响。然而，确实有不少的学生通过个人努力凭借其优异的学业成绩和技能水平进入了名牌大学。
（三）本章基本假设
综合考虑阶层再生产理论和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因素，本章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之一: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分配取决于国家对特殊阶层的政治偏好。在剧烈的政权变更时期，来自底层的阶级通过暴力推翻了原有的统治阶级，新统治阶级为了稳固政权的需要，可能对在旧统治时期的社会中低阶层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在阶层之间分配时同样遵循上述政治逻辑。因此，在这一时期，原有的社会中低阶层可能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假设之二:在渐进式的社会转型中，不同阶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具有明显的阶层再生产特征。社会优势阶层往往通过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资本、文化资本或组织资本等获得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阶层之间分布的不平等性将保持甚至可能会扩大。在政权稳固、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政治偏好对阶层之间入学机会分配的影响明显减少，社会主要按照市场所固有的逻辑发展，阶层之间所拥有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性逐渐扩大。
假设之三:不采用考试选拔机制所产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性将明显高于采用考试选拔机制所产生的不平等性。高考作为一种严格的技术选择机制，能够排除权力、金钱等因素的干扰。虽然高考机制有利于具有文化优势的阶层，但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个人的后天努力而获得。在不采用高考机制的情况下，社会优势阶层可以通过其已有的权力资本、组织资本、经济资本或社会关系资本等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结果是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更多地被社会优势阶层所占有。因此，采用高考机制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具有更高的公平性。
本章将在第二、三、四节中通过对1949年以来我国多项高校招生考试政策的深入分析来论证上述假设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