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招考权由政府逐渐转移至高校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日本文部省直接决定高校的入学考试科目、考试命题以及招生方式，并对高校招生进行干预。是否采用大学入学全国统一考试由文部省直接决定，这显示了政府在高校招考决策中的巨大权威。即便在高校实行单独招生期间，文部省也可以对高校招生进行强有力的干预。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日本的高校享有越来越大的招生自主权，政府一般不得对大学招生进行任何干涉。虽然高校的招生计划仍由政府决定，但国立、公立高校逐步取得了统一考试科目的选择权，以及对统一考试成绩的自主使用权，并自主决定招生标准和招生方式。一些教育中介组织在高校招考政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管理协会、大学基准协会、国立大学协会等提供的政策咨询建议往往被政府接纳，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这些咨询机构的研究建议。由此可见，日本的高校享有较为充分的招生自主权。(https://www.daowen.com)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台湾当局对高校招生常常进行直接干预，但之后高校通过主动争取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招生自主权。在1955年的高校招生座谈会上，虽然各高校负责人都反对继续实行大学联招，但台湾教育事务主管部门依然决定实行联合招生。1958年，教育事务主管部门虽发函公布在1959年将实行高校自由联招的初步决定，但遭到台湾大学等大学的抵制，后来会议讨论表决的结果还是实行大专联招。从1970年开始，台湾当局直接干预高校招生的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台湾决策高层邀请社会专业人士对大专联招问题进行专项研究。1981年，教育事务主管部门设立专案研究小组对大学联招的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小组的建议得到教育事务主管部门的同意和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的核准，于1984年开始正式实施新制联招。1997年由各大学自主联合成立的大学招生策进会，否决了实施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于1992年提出的“改良式联招”。大学招生策进会在1999年举行会议，正式表决通过“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决定于2002学年度开始实施，获得台湾教育事务主管部门批准。张康龄认为台湾“历经了清末民初的各大学招生自主、抗战期间的部分自主、政府迁台后的失去自主、大考中心成立后的考试独立、大学联招会的招生部分自主，最后为招策会与招联会的招生自主。换言之，以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其演变呈现‘正、反、合’的辩证发展”^[26]。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都出现高校招考政策由教育事务主管部门直接决策逐步到高校自主决策的重大转变，高校享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招生权。相比较而言，从录取标准来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高校比我国大陆高校享有更大的招生自主权，但与美国高校可以完全自主决定招生计划、录取标准和收费标准相比，这种招生自主权又显得相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