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送生政策的公平性分析——以某市为例

二、保送生政策的公平性分析——以某市为例

在某市教育考试院的大力支持下,笔者从其原始档案资料中查阅并记录了某市从1988年至2005年的保送生档案资料共3 539份。表4-10中所列举的调查统计项目包括保送生的性别、保送生的民族(分汉族和少数民族两大类)、保送生的家庭背景(主要包括家庭出身,1994年以前按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四大阶层进行统计,1994年以后按照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工人、农民、个体以及失业者八个阶层进行统计)、保送入学的高校(分三类统计。第一类是按全国重点大学、省属本科院校和专科学校统计。在保送至省属院校的学生中,该市属师范大学招收的数量占了绝大部分。第二类是按地处某市的高校和地处某市之外的高校统计。第三类是按照师范类院校和非师范类院校统计)、保送生的获奖等级(分为全国级比赛前三等奖以上、省级比赛前三等奖以上、全国英语与日语等级、省级“三好”学生与优秀学生干部、区级“三好”学生与优秀学生干部、校级“三好”学生以及无任何获奖七个等级进行统计)、保送进入高校学习的专业、保送生的年段或班级成绩排名等项目,基本统计情况见表4-10。

表4-10 1988年至2005年某市保送生基本情况统计

图示

在研究教育公平问题时,人们一般选取性别、民族、阶层以及区域差异等作为主要研究内容。笔者主要从保送生的性别、民族、家庭背景以及保送条件四个方面来研究保送生政策的公平性。

1.保送生的性别差异

表4-10的统计结果显示:在3 539名保送生中,男生为1 394人,占总数的39.4%;女生为2 145人,占总数的60.6%。从总的统计数据来看,女性保送生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这个比例也远高于某市历年被高校录取考生的性别比[90]。从这个比例来看,作为一项具体的高校招生政策,保送生政策并没有对女性形成性别歧视。这个结论与谢维和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谢维和认为:“从政策上看,中国在高等学校的招生政策上,对男女学生是没有差异的,而且,中国在有关教育法律上也明确规定了男女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平等地位。因此,一般可以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公平的和积极的,不存在性别歧视。”[91]

表4-11 某市保送生在不同层次和类型高校的男女性别比例

图示

若进行深入研究,则发现男女保送生在进入高校的层次和类型上存在明显差异。如表4-11所示,在国家重点大学的保送生中,男生占58.68%,女生占41.32%。在省属本科院校的保送生中,男生占27.09%,女生占72.91%。这主要是因为某市师范大学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省属院校保送生指标,保送至师范类院校中女生的比例高达72.83%,而男生只有27.17%,女生的比例大大高于男生。非师范类高校的保送生中,男生占55.18%,女生占44.82%。

2.保送生的民族差异

表4-10的数据显示,某市少数民族学生占所有保送生的比例只有1.3%,而某市少数民族考生占所有被高校录取考生的历年平均比例为2.71%(见表4-12),少数民族学生在保送生中所占比例仅为其在普通高校录取新生比例的二分之一,由此可以认为少数民族学生在保送生政策中处于弱势地位。

表4-12 1983年至2004年某市高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人数及比例

图示

从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来看,高校招生一直对少数民族考生实行降分录取政策,这使得高校新生中少数民族学生所占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在高校保送生政策中,并没有规定少数民族学生应受到优惠照顾,因此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保送生中所占的比例就很低。因此,根据公平规则体系中的保护弱势群体规则,保送生政策应该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照顾政策,从这个角度上说,保送生政策并没有体现罗尔斯提出的社会分配应有利于“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原则。

3.保送生的家庭背景差异

家庭背景差异是研究教育公平问题的最主要指标。保送生在所进入的高校层次上则存在明显差异,从表4-13看出,某市1988年至1994年所有进入重点大学的保送生中,干部家庭背景的学生占了50.5%,辈出率为14.43倍;而农民家庭背景的学生只占4.9%,辈出率为0.07倍。干部家庭的保送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竟然是农民家庭的保送生的206倍。某市1995年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分别占43.23%和56.77%,2004年分别为40.31%和59.69%[92]。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人们批评保送生制度时所说的“举官不举民”现象。在保送至专科学校的学生中,阶层分布情况却相反,农民家庭背景的保送生占了67.7%,而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保送生只占0.8%,其原因是专科层次入学机会给社会优势阶层所能带来的功效、职业、社会地位等的回报远远低于重点大学的入学机会,因此社会优势阶层主动放弃了专科学校这一层次的入学竞争,最终专科层次的入学机会更多地被社会弱势阶层所获得。

表4-13 1988年至1994年某市不同家庭背景的保送生人数占三种层次高校保送生人数的比例(https://www.daowen.com)

图示

② 根据某市按职业分类人口进行统计。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册),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1097~1131页。

续表

图示

从表4-14中对某市1995年至2005年保送生家庭背景统计的结果来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两个阶层保送至重点大学的辈出率分别为5.83、2.03,而农民阶层保送至重点大学的辈出率为0.08,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主阶层所获得的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分别是农民阶层的72倍、25倍。由此,本调查结果从一个角度也印证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结论:那些更多拥有对社会资源占有和支配权力的阶层,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源优势,适应并在社会变迁中维护和延续自己的优势地位,排斥其他阶层。保送生政策成为阶层再生产的有效机制。

表4-14 1995年至2005年高校保送生中不同家庭背景学生所占比例

图示

①根据某市职业分类人口数据统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第80~84页。

4.保送生的保送条件差异

在保送条件中,获奖情况和中学成绩是学生被保送的主要依据。某市保送生档案只有1988年至1994年记录了保送生在中学所获得的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等获奖等级,还有部分无任何获奖者,这些保送生共有1 718人。表4-15将保送生获奖等级分为六大类:第一、二类是国家与省级竞赛获奖者。这些竞赛主要包括全国中学生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创新英语作文大赛、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和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高中阶段有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和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等。第三、四、五类分别指获得省、区、校级“三好”学生与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者。第六类是指67名无任何获奖者。从获奖等级来看,等级越高的获奖越有可比性和刚性,容易让人信服;而等级越低的获奖就越缺乏说服力,并且容易做假。笔者主要统计了保送生在高三年级时成绩在年段或班级排名的名次和百分比位置。排名越是靠前,学生的学习成绩越是优秀。

表4-15 某市1988年至1994年不同家庭背景的保送生的获奖等级

图示

从奖项获得的标准与程序来看,一般认为国家级与省级各学科竞赛获奖具有较强的刚性和可信度,而各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称号的刚性与可信度较之要明显低得多。从表4-15的统计结果看:在国家级竞赛获奖者中,干部阶层保送生所占比例为50%,辈出率为6.16;而农民和工人阶层所占比例较低,辈出率分别只有0.17和0.44。干部阶层保送生获得国家竞赛奖项的机会是农民阶层保送生的36倍。省级竞赛获奖者的阶层分布情况与国家级竞赛获奖相似。然而,在获省、区、校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称号的保送生中,知识分子阶层所占比例比国家与省级竞赛获奖有大幅度降低,辈出率由1.9降到0.5;干部阶层所占比例降为35%左右;而工人阶层在各项获奖中所占比例比较稳定。农民阶层保送生在国家级、省级竞赛与无获奖者中所占的比例均较低。上述获奖等级的阶层分布情况可以解释为,由于获得国家级与省级各学科竞赛的奖项不仅需要丰富的文化资本积累,而且赛前准备活动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相比较而言,农民阶层与工人阶层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上明显不如干部阶层,因此干部阶层的辈出率最高。知识分子阶层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本优势,因此能在国家级与省级各学科竞赛这类需要较多文化资本的比赛项目中获得更多机会,其辈出率也要比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高。从各获奖等级所占比例来看,获得国家级与省级各学科竞赛奖项的210名学生中,有193人(占92%)被保送升入重点大学,其中有173人(占83.3%)保送至理工科专业。在省、区、校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无获奖者中有1 085人(占72%)保送至一般本科高校,而保送至重点大学的只有162人(占10.7%),还有258人(占17.1%)保送至专科学校。值得注意的是,校级“三好”学生和无获奖者竟然占所有保送人数的43.8%,而校级“三好”是刚性与可信度很低、人为操作性很强的奖项,这可能是保送生制度被诟病为“荐良不荐优”的缘由。

1988年至1994年的某市保送生档案中,只有902人记录了他们所在班级或年段的总人数,并记录了排名情况,统计结果见表4-16。统计数据显示,有85%的保送生高中成绩排名在班级或年段的前20%。若单纯从理论上说,由于当时的高考升学率大约在22%,这些名列班级或年段前20%的保送生即使参加高考,也能凭其学业成绩考上大学;但另外15%的保送生凭成绩是无法被高校录取的,却被保送升入高校。在这一部分保送生中,干部阶层子女的比例是农民阶层子女的2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干部阶层运用权力、社会网络等资本优势将其学业成绩不符合保送标准的子女保送进入高校。若从排名百分比看,干部家庭背景的保送生排名在10%以内、10%至20%、20%至30%、30%以 下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19.93%、25.4%、27.85%、28.07%,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而农民家庭背景的保送生排名在10%以内、10%至20%、20%至30%、30%以下所占比例分别为22.36%、13.76%、12.66%、12.28%,呈逐渐减少的趋势。这也说明部分拥有权力资源优势的干部阶层运用优势将其成绩平平的子女保送进入高校。

表4-16 某市1988年至1994年不同家庭背景的保送生的高中学业成绩排名

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