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改建夹层塘

后海塘改建为夹层塘，当在清代。

清康熙、雍正年间，飓风、海啸频仍，海潮入城。史料上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颇多：“康熙二十年，飓风坏城楼”“三十六年，知县唐鸿举设法修葺，后仍屡遭飓风侵袭”“清雍正二年（1724）开始，塘外滩涂坍失”“雍正五年，知县田长文修筑（海塘）完固”。海潮冲击不断，日久石松，以致塘内空虚。但当时仅就塘面损坏处予以修葺，未能深究塘体内部状况，可以说只是对石塘做了些“黏补”而已。

清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飓风大作，潮水冲毁塘体。据《镇海县志》，清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四日（1747年8月19日），海潮大作，东北风冲决，城塘并溃，北城尽圮，民居多漂没圮坍。重修海塘成当时急务。十三年(1748），县令王梦弼为使县城免受风潮侵袭，具状上呈，恳请朝廷拨款修塘，由此迎来后海塘历史上第三次重大改造，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后海塘建造结构上的突破。王县令经过广泛调查，博采众议，认为“单石薄土奚能永固”，将原来的单层石塘改造成为夹层石塘。“夹层石塘”分为上下两截，上截为塘，下截为塘基。塘基部位打松木桩，密布塘基，松木桩上铺盖花岗石坦水板。塘基为块石垫层或素土垫层。从塘基到塘面,用厚条石一横一竖埋砌七道,各凿方槽石榫，贯成如带,作为龙骨。龙骨间再镶入大石板六道作幔板御潮，并与花岗石龙骨榫头衔接。石与石之间凿槽相嵌，骑缝贴砌，填入稠灰，使海水不得抽土。塘面用光面条石铺砌，宽三米余。夹层石塘顶尖脚阔，呈勾股状，其垒石排桩，筑基深固，超过前代，以进一步提高防御强度；二是“城塘合一”的结构实现了新的突破。因镇海县城地处甬江口军事要地，且台风侵袭时巨浪会翻越塘面进入城内，原先的“外塘内城”被改造为“下塘上城”，塘直高二丈，斜高三丈六尺至三丈九尺不等。城塘上建了雉堞，安置了12座警铺，增设了25尊大炮等防御倭寇的设施。

此次改造历时三载，耗银八万余两，改建旧塘一千一百余丈，将顶冲之险要地段五百七十六丈五尺改建为夹层堵缝镶榫石塘，北城下部分三百三十六丈五尺，于回浪石后嵌砌路石一道，与护城石槽口相扣；城角迤西二百四十丈无城可依，于回浪石上加叠三尺，收分至顶，铺宽路石九尺，后筑土戗五尺。新塘较旧塘而言，高度、厚度都有增加，略可抵御险汛。城东石塘起处七十三丈尚有沙积，仍以单层重修。其西旧塘不及五百丈内，补葺塘面一百四十丈。按轻重缓急分别区处。

夹层石塘虽是学习海宁经验，但又做了大的改进，比海宁“用铁锔扣榫，用糯米灰浆靠砌”的办法还要牢固。该工程“伐木于闽海，炼灰于富春，凿山运石于鄞、慈、定县，募匠于宁、绍两郡”，可谓极大地调集了郡县内外的能工巧匠，尽可能汇聚了最佳的建筑材料。同时，县令王梦弼不时亲临工地指挥督察，殚精竭虑。夹层塘设计之精湛，工程之浩大，为浙江省沿海所罕见。改造后的城塘防洪御敌能力，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此后近百年，后海塘未曾大修。直至清道光十年(1830），又屡遭飓风恶浪，土石溃决，后不得不几经整修、改建、加固。清道光十一年(1831），知县郭淳章修城垣，城周长为一千四百一十六丈，雉堞九百零六垛。

道光十七年(1837）七月，镇海又遭飓风恶浪，土石两塘溃决数百丈，江河尽溢，漂溺田庐无数，百姓又遭劫难。监生周正祥心急如焚，与胞弟联合缙绅黄溥、谢铮贤、金思维等八十余人上书县、府、道、藩、抚各级衙门，请求拨款修塘，结果被衙门官员驳斥驱逐出来。周正祥并不灰心，他募捐于殷富之户，并带头出资，开始兴修残塘，终因经费不支，不得已在兴修工程不到三分之一时停工。

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初八，飓风又袭，海塘大面积坍塌，城内“水高一丈，舟行桥上”“牲畜溺死，庐舍崩坏，棺木漂流，不计其数”。周正祥更加席不暇暖，嘱咐其侄周和趁赴京会试之机，游说京官，“镇邑海塘利害关系宁绍两郡”。侍郎邵灿发函，请浙抚梁宝常出奏，皇上准奏，得拨帑七万三千余两。道光二十八年(1848），工程遂得以继续。省里派人来勘测巡视，认为范家村过北一带有护沙，不需筑塘。知府罗镛听信谗言，诬蔑正祥偷工减料，中饱私囊。巡抚吴文镕刚来浙江，听信知府，治周正祥罪。周正祥愤然赴省城请求拆验。布政使汪本铨未治其罪，周正祥居杭州数日，患疾归卒。浙巡抚委派宁绍道台同县令毕承昭一起，抽样检验新修的海塘，证明“其所修(筑）别出心裁，完固精详，可垂永久”。

另外几段由乡绅富户分别认领修筑，连原先土塘也一律改建为单层石塘。据统计，这次修补夹层旧石塘八百余丈，单层改夹层石塘二百三十丈，近范家村（今俞范）一带改建夹层石塘一百六十三丈，近万寿庵（今后施）一带土塘改修单层石塘一百六十三丈。自道光修筑后，每当台风季节，后海塘始终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