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国内有关企业史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研究，也有部分对欧洲和美国企业等国外企业史的研究成果，因为所学所见浅显，只能根据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做简单的归纳综述。
黄汉民在《研究中国企业史的资料宝库》[16]中，详细分析了中国企业史研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研究成果所具有的学术价值。这些问题主要涉及诸如关于企业组织形式、企业组织类型、企业治理、企业市场活动、企业家、企业与其他利益团体的联系和合作等方面的研究。
有关近代中国企业组织形式的研究包括诸如独资、合伙和各种产权归属类别的企业研究等。关于企业组织类型的研究，如在企业制度演化过程中组建的产销联营企业、企业集团等企业组织形式，通过对各种企业组织形成和演化过程的比较分析与综合研究，分析并揭示近代中国企业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趋势。关于企业治理的研究，主要从大量保存的近代中国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的会议记录资料中，了解和分析企业制度下企业治理的主要特征，诸如股东、董监事、股东会、董事会的职权范围，以及反映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所建立的制衡关系，等等。这些历史性研究可以反映企业治理结构中股东、董监事及经理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股东会、董事会等会议制度在企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关于企业市场活动问题的研究，强调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了解市场、研究市场，改善市场环境和发展条件，并努力开拓市场、抢占市场份额等。
黄汉民所介绍的有关企业家的中国企业史研究涉及企业家个人、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企业家的业外投资和多元化投资策略、企业家之间的往来、企业家与政界人士的往来、企业家的参政活动、企业家的公益慈善活动、企业家的人才观和教育观、企业家的家庭教育和其他社会活动等。
同时，研究工作也关注国家环境形势，关注中外经济关系走势及其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影响。在有关中国近代金融企业与工商企业关系的研究中，凸显了近代中国银行业和工商企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但同时又从这些银企关系的具体历史资料研究中反映出银企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有关企业与同业公会关系的研究中，强调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依托同业组织维护企业自身和同业的利益，协调好同业内部的关系，并由同业组织担当起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间的桥梁联系作用等。
李玉在《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17]一文中，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期和其后各时期学者们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发展动向。李玉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经济史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企业史的研究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除少数特殊企业的发展史受到一定的关注外，学术界并未广泛开展关于企业史的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伴随着国内很快开始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关于主要资本主义企业的厂史写作进入一个高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厂史著作几乎占到同时期经济史著作的1/3。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企业史研究逐步受到重视，各类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版发行。首先是随着国内实行改革开放后掀起的对洋务运动的研究热潮，洋务企业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其次是随着国内史学界对民族资产阶级研究的日益重视，关于民族资本企业的研究日益增多；最后是由企业和社会团体组织编写厂史，以展现企业艰苦创业历程和在新时期取得巨大成绩的历史研究也逐渐增多。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不少与企业史关系密切的行业史研究论著出版。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有关企业制度的研究方面，学术界为了适应国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大形势，开始推出大量相关研究论著。例如，很多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比照西方股份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企业界创建的企业制度进行全面展示，也有学者对近代商业与工业企业制度的演进、金融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中外竞争、企业家精神、科技进步、通货膨胀与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李玉强调了在新时期研究企业制度史的重要性，企业制度史研究应当成为社会近代化史研究的重要分支。我国目前正致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现实环境提出了进行企业制度史研究的迫切要求。全面分析和总结近代中国企业制度，不仅可以为有关部门的公司立法和管理提供历史借鉴，以加快制度建设，也能为企业经营者发掘可资利用的历史经验。
李培德在《香港企业史研究概览》[18]一文中，围绕什么是企业史研究，企业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等问题，对香港企业史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类，并对主要的香港企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了详细介绍。他对香港的企业史研究传统、研究方法、史料、研究性质、分类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探讨。
李培德对香港企业史研究领域的分类大致包括三点。首先是公司集团史。这类公司史写作的目的绝大多数是庆祝公司周年纪念等活动，以做广告宣传。从论述方法、写作和篇幅等方面看，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有些较难取用。而且，由于这类著述属于委托性质，往往使人有所谓修“官史”的印象，难有客观的立场。这类企业史文献资料由英资等外资企业资助、以英文印制出版，分析和论述的对象主要是在香港的外资企业，一般重于描述公司在香港设立的经过及公司各部门的发展状况，同时，很多内容是介绍公司高层的简历和生平等。这类用英文写作的公司集团史涉及银行、地产、保险、证券、会计、贸易、建筑、酒店、航运交通、电力煤气等公用事业公司等各行各业，反映出英资对香港经济的诸多影响。中资企业资助研究书写的这类企业史有诸如南洋商业银行、国华商业银行、中南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多由研究中国史和中国香港史的专家学者接受“委托”，撰写这类公司集团史。但李培德认为这类公司集团史的著述带有广告宣传的目的，大大限制了撰述者的客观立场，因此不能算入学术研究范围。
其次是严谨的学术专著。香港的企业史研究最早起源于大学里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学术成果多出自香港新亚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这些企业史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包括：①研究对象几乎全是中国企业。②绝大多数以中文撰写。③多以个案形式来进行硏究，研究对象涉及京汉铁路、福州船厂、荣家企业、开平煤矿、永隆银行、商务印书馆等。④个案研究不仅是方法，同时也会成为企业史研究的范式，最初由企业的创办历史背景和经过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起点，进而讨论企业的财务、管理、市场竞争等各种问题，对之进行微观分析。⑤通过个别企业去看宏观的问题，如银行业整体发展、国家财政与现代化企业、工业化运动、工厂管理与劳工问题、家族企业的继承和管理等，不再只限于讨论企业本身的问题。使用个案来进行企业史硏究最为普遍，企业的个案硏究一直为学者所广泛使用，如景复朗对汇丰银行的研究、李培德对中国精益眼镜公司的研究、李木妙对荣家企业的研究等。但这部分企业史的研究著述是由不同学科的学者来撰写，他们之中除历史学者外，还有社会学者、企业管理学者等，由于学科训练的不同，在处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写作观点，甚至最后研究出来的结果都不大相同，唯一相同的是大家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历史研究都兴致盎然。
最后是通俗性的企业史读物。这部分著述需要在学术与通俗两者间取得平衡。既要有学术研究成分，又要文字浅显，具有受大众读者欢迎的通俗性。
此外，李培德在文章中强调，历史研究脱离不了史料的考证和分析，香港企业史研究亦不例外，他对了解盛宣怀经办的企业如轮船、电报、铁路、煤矿、铁矿、钢铁厂、纺织等多有助益的史料资源如《盛宣怀实业函电稿》《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等做了介绍。在结论中李培德对具有严谨学术性研究的论文和著述做了列表介绍。有关李培德对香港企业史研究的分析，还可参阅他的《略论香港企业史研究》等文章。
王锦瑭在《美国企业史研究》[19]中，从早期的企业史研究、企业史学派的产生、新企业史学派的崛起和企业文化的形成四个阶段，对美国企业史研究的演进及其意义做了归纳和评述，但文章主要研究的是美国学术界对美国企业史研究的发展动态。在早期的企业史研究中，从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企图限制垄断企业的蔓延，反而使企业间的兼并更加激烈，美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反垄断的高潮，在这期间出版了一批抨击美国大企业的著作，这些著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大企业在推进美国现代化进程和加快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客观作用缺乏科学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
在企业史学派的产生时期，从1939年企业史研究被美国经济学会承认，随后，企业史学会又被美国历史协会接纳为分会，企业史研究发展成为历史学领域一门独立的新学科。相关学术界团体和学者们通过建立企业史研究学会、创办企业史研究刊物、开设企业史课程、出版企业史专著、开展学术交流等活动，在把早期企业史从零星、分散的研究变成集中和有组织的研究等方面都起了开拓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将企业史变成历史学领域的独立学科上功不可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企业史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也是新企业史学派的崛起时期。新企业史学派兴起的特点是将企业史从研究少数企业的发展史和为少数大企业家立传，转向考察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的演变过程。特别是注重研究科技进步与美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大公司经理阶层的出现及其在组织、协调公司内部生产经营与财富分配方面的作用。历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就是新企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新企业史学派认为企业是资本主义的细胞，撇开企业史来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很难得出新的结论的。研究企业史不仅是一项填补学术空白的任务，也是一件有助于经济发展和推动企业发展与进步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企业文化研究阶段的开始，主要研究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所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些文化财富包括企业制度、组织机构、外部环境、企业产品、员工的敬业精神、行为准则、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等。企业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就是把精神因素和价值观的研究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并采用比较分析法研究不同国家企业的企业文化塑造。
国内较早有关技术创新经济学的研究著作有柳卸林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他在研究中系统而完善地论述了当时西方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研究观点和研究成果，重点是技术创新的过程与特点、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等方面，对相关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社会制度创新、企业组织管理制度创新等也有论述。[20]国内有关创新型企业理论的研究主要点缀于经济学、管理学、技术创新等学科领域学者的研究中，但专门针对创新型企业理论的研究较少。赵玉林在《创新经济学》中的“技术创新的动力模式”和“基于技术创新的组织创新”两个章节中，论及了企业如何对科技创新进行管理的研究，分析了大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主体作用，中小型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部分推动作用，以及中小型企业和大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协同合作。他同时分析了研究开发机构内嵌入企业组织中，和企业其他部门间在创新过程中的协调合作。[21]
刘大椿和何立松在《现代科技导论》中，王选在《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动力》中，都强调了对营销和企业市场力量的关注在企业整个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刘富铀和吴育华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研究》中，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是通过在科技研发上的投资，通过市场上科技实力的领先优势和专利保护，通过一段时间的垄断定价而追求利润最大化。许小东在《技术创新内驱动力机制模式研究》中，通过对创新风险的强调，映射出企业对科技创新过程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性。王立军在《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与创新》中，强调了企业和外部环境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取得政府的支持，在企业创新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凸显出企业努力营造一个友好的外部环境对拓展企业长期创新发展空间的重要作用。[22]
郭斌、陈劲和许庆瑞在《界面管理——企业创新管理的新趋向》，郭斌在《企业界面管理实证研究》，李宝山和刘志伟在《集成管理——高科技时代的管理创新》，官建成、张华胜和高柏杨在《R&D/市场营销界面管理的实证研究》，华锦阳、陈劲和许庆瑞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界面问题成因探析》中，对企业创新过程的系统管理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不仅强调了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研发、市场营销、生产制造等主要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和有效信息沟通的关键作用，也强调了企业与供应商、分包制造商、客户之间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在促进企业创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如果企业营销部门与产品开发设计部门之间协调合作不畅，将直接导致创新成功概率的下降。多位学者在研究中普遍认为，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新产品立项与规划阶段需要营销和销售部门及时提供准确充足的信息，以促进企业新产品开发的进程和导入市场的及时性。[23]
总体来看，尽管有以上经济、管理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对企业创新管理问题的部分研究关注，但对于一个系统性创新型企业理论的研究与构建，国内还很少有专门的研究，尤其是从历史发展角度，用丰富具体的实证历史资料，以具体一家长期成功创新发展的企业例证来分析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历程，从而归纳总结出较系统的企业创新管理机制的研究，仍乏善可陈。
此外，国内有关通用电气公司的研究普遍集中于管理学和商学领域，多以杰克·韦尔奇时期的企业管理制度创新、企业发展战略、杰克·韦尔奇的个人创新作为等案例为研究对象，尤其以对“六西格玛”“群策群力”等当时全新管理理念的研究为重，而以通用电气公司为研究对象的企业史研究几乎空白。用历史研究的方法，以较丰富具体的实证资料为基础，系统性分析和研究这家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历程的，更是寥若晨星。
本书以通用电气公司特定历史时期的系统性创新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较丰富具体的历史资料，综合历史学和创新经济学范畴内创新型企业理论的研究，分析通用电气公司之所以能长期成功创新发展、保持基业长青的原因，试图归纳总结出推动通用电气公司取得如此发展绩效的企业创新机制。这样一个研究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