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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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企业的创新机制与贡献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造性毁灭”概念，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大致指将现有经济运营中的资金、人力、物力、科技实力、组织管理经验等资源和力量打散，为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情势，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实现未来长期发展，而将这些资源创造性地重新组合，以创造出新阶段跨越式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从微观角度来看，履行这一“创造性毁灭”职责的是企业家，企业家要想履行和完成这一资源重新整合的过程，创造出更加本质性、跨越式的经济发展，他首先要通过建立企业制度以拥有、掌控、协调和整合这些资源与力量。历史学者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在论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中论述了企业资源的整合利用，以及企业各种职能力量的建立。他以美国经济发展中几个关键时期的主要行业的代表性企业为例，通过分析铁路、机械、钢铁、食品工业、商业等具体行业企业的不同发展特征，论述了企业职能力量构建过程的共性。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中，用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等几家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大型企业为实证分析案例，论述了企业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各种职能力量的构建，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也强调了这些企业创建者，即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人口尤其是有劳动能力人口的迅速增长、贯通全国铁路网的建立、人口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因素发挥作用，美国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为了发掘和利用这一庞大市场的潜力，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把分销革命作为这一时期美国企业和全国经济革命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不同行业的企业家们，如食品肉类行业，以麦考密克公司为例的农用机械等行业的创业者，他们面对全国性的巨大市场，纷纷建立起自己企业庞大的销售网络。随着企业销售力量和遍布全国市场销售网络的建立，企业生产力量也必须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来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各行业企业按照自己的行业特征，纷纷建立起规模化生产的大规模生产设施，改进生产方法，应用现代化生产设备，以低成本、高质量、高产出来满足销售力量不断开拓的市场需求，同时，通过这种大规模生产和销售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来稀释工程生产、销售力量等方面的投资成本。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复杂性的提高，单单具有生产、销售、采购、财务等职能力量难以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经营复杂性的提高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因此，建立合理化的高效组织结构和企业管理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在《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中，将组织管理力量作为大企业力求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长期发展而构建的包括生产力量、销售力量在内的三方力量之一。有了强大的销售力量、生产力量和高效率的组织管理力量，虽不能确保企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但这三方力量缺一，企业在新的经济和竞争环境中就难以生存与发展。

19世纪后半叶，随着石油、电力、通信、化学等高科技企业的兴起与发展，持续的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创新成为这些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些高科技企业都是资本高度密集型的企业，正如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归纳的那样，这些企业在建立之初就需要建立强大的生产设施和销售力量，以迅速稀释在技术专利、技术人才、工程技术开发等方面的巨额投资，并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市场和生产能力的基础，当然，高效的组织管理也是这类高科技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不管是之前的食品工业、非电力机械工业、商业企业，还是这些高科技企业，生产、销售和组织管理及充足资金的保障，仍然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条件。

然而，对于电力、通信、化学等高科技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已经成为这些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动力源泉。这些企业在成立之初多是由托马斯·爱迪生、乔治·威斯汀豪斯、冯·西门子、伽利尔摩·马可尼、伊斯曼·柯达等发明家兼企业家建立的，有的是以科研专家、工程师和发明家的成果为基础，由投资人兼企业家建立而成，如查尔斯·科芬和伊莱休·汤姆森合作建立的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尼古拉斯·特斯拉和乔治·威斯汀豪斯之间的合作，等等。这些企业的同一特征就是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的新产品创新。因此，建立起高水平的技术开发和工程技术力量，以及制度化的工程技术开发机构，成为这些高科技企业的关键力量和资源，即便是某些发明家兼企业家基于自己技术发明成果的商业化普及，创建起了企业并取得初期的成功运营，不管他的销售、生产等职能力量有多么高效强大，如果缺乏必要的技术竞争力，不能持续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也难以为继。

电力、化学、石油、电子等行业高科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以高技术产品的创新为基础，而高水平的工程和技术力量又是这些产品创新的基础，这些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则以新的科学知识和不断的科学进步为基础。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随着这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工程技术越发复杂，对新的科学知识的依赖越发加深，很多工业企业和大学研究院所或独立的科研机构保持合作，以获取企业发展、产品和技术创新所需的新科学知识的支持。但竞争的加剧、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之间越发紧密的关联、同行业企业普遍对高科技的追求等，都使高科技企业完全依赖外部科研机构的风险逐步增加。这不仅因为竞争获取外部科技成果的成本提高，而且容易被竞争者获取自己的发展动向，企业自身如果没有较强和系统的科研能力，在科技进步变幻莫测的时期，什么样的科技成果有开发潜力，如何有效地进行开发，都给企业的创新成功带来了更大风险。此刻，高科技企业建立起与自己所经营业务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力量，就成为企业持续发展，在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尤其是企业内部基础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就成为新时期经济情势和企业发展环境下，高科技企业建立科研能力的主要表现和必要的制度创新。从1900年通用电气公司建立企业内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开始，美国大企业中杜邦公司、西屋电气公司、柯达公司等不同行业的高技术企业先后建立起自己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同行业滞后企业迫于竞争的压力，也纷纷建立起以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实验室。这样，在20世纪初期阶段，美国大部分高科技企业都建立起了自己内部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力量，并和外部的科研机构、大学和个体科研专家保持长期联系与合作关系。

由此，美国大企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的大企业，以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孟山都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等为代表，都建立起了销售、生产、工程技术、科研、组织管理等各类关键的企业力量。随着这些职能力量的建立，这些大企业中，以通用电气公司等企业为代表，也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高效的企业创新管理机制。

技术创新和科研力量是这些高科技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但如何使科技成果成功转化为商业化普及的新产品或服务，如何抓住市场机遇，洞察市场需求动向，以创造出新的科技成果，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更加重要。技术创新和工业创新经济学者内森·罗森伯格、戴维·莫厄里、克里斯托弗·弗里曼等人都在关注企业对科技创新的管理问题，调查和研究长期取得科技创新成功、持续发展的企业所具有的特征，他们归纳出这类企业的共同点是，这类企业不仅拥有科研、工程技术、生产、销售、专利、财务等职能力量和高效的组织结构，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它们更具有在富有创新精神的战略高层领导和控制下，企业各职能力量之间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这一协调合作机制统一于企业战略高层行使的“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在和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多家大企业的合作过程中逐渐发展的管理思想，和之前专注于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生产管理、人事管理等管理研究不同，他以专注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实践成果管理的方法，对企业运营与长期创新发展的管理工作进行整体性研究。他的观点是，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器官，其主要职责是创造顾客和创新。既然企业是整体经济发展的器官，它的主要职能是创新，对于企业如何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实现创新，也就是如何在约瑟夫·熊彼特描述的循环流转的经济运行状态下，进行“创造性毁灭”，从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重于历史实证研究的经济学者威廉姆·拉佐尼克，发展了创新型企业理论，通过修正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最大化企业模式，并对企业创新过程做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诠释。

威廉姆·拉佐尼克首先借用罗纳德·科斯和奥利弗·威廉姆斯的企业理论，论证了在自由竞争市场状态下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之后，他通过自由竞争环境中最大化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比较来论证企业创新的过程。威廉姆·拉佐尼克的观点是，创新型企业会通过对组织管理技能和科技、营销、生产等多种力量的创新投资来转变经济发展环境，摆脱最大化企业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境。威廉姆·拉佐尼克以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的历史研究为实证，论述创新型大企业追求规模生产和规模销售的规模经济效应是其实现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创新型企业要以此来稀释创新投资，并最大限度地发掘创新潜能，实现创新发展，同时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威廉姆·拉佐尼克的创新型企业理论不仅强调了创新型企业中富有“熊彼特式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战略高层进行创新投资的驱动力，而且论证了市场力量、生产力量、充裕的发展资金等创新机制组成要素，以及要素间的系统性连接与互动对创新成功的重要性。他更利用现代管理学中的市场营销观念强调了市场力量对创新成功的重要性，论述企业需要将产品生命周期、技术开发、渐进性创新和营销努力相结合，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扩大新产品的市场份额、市场范围和细分的市场层级，最大限度地发掘创新成果的利润潜力。

总裁拉尔夫·科迪纳是通用电气公司这家基业长青、长期取得良好创新发展绩效的高科技大企业的卓越领导者之一。他既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更是企业组织结构与管理制度的创新者，在他的《职业化经理人的新边疆》中，拉尔夫·科迪纳这样总结通用电气公司这家创新型大企业的特征：首先，如同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他论证并展示了通用电气公司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创新的源泉。正如约瑟夫·熊彼特论述的打破“循环流转”经济运行状态的“创造性毁灭”过程，这家创新型大企业在长期的创新发展历程中有能力把优秀的管理者、科学家、工程师、生产员工、财务专家、其他职能专家等人力资源有组织地整合在一起，在资金和各类物质资源的支持下创造出新知识、新产品与新市场，甚至创造出新的工业，为数以千计的小企业和其他大企业创造全新的商业发展机会，为国民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其次，如同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和威廉姆·拉佐尼克的观点，通用电气公司这家创新型大企业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活动的激活器，它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公司工业研究实验室和工程实验室的工作，为人们迅速催化出新产品和新服务，通过自己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力量，以及与在将科技成果商业化普及过程中不计其数的小型工商业企业、大型企业和商业机构的参与与合作，不断为人们提供最新、最富有顾客使用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获取相应的经济回报。正是通用电气公司这类创新型大企业激活了服务于巨大市场需求的整个商业流动，如果没有通用电气公司等创新型大企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没有其所从事的长期具有冒险性的创新战略与实践，这种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活动的开启与运转难以想象，而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难以为继。最后，通用电气公司这类创新型大企业是科技进步的源泉。例如，它是当时大型涡轮机、原子能反应堆、高科技国防武器系统等具有高精密和复杂技术特征的产品设备和系统技术的研发者、设计者、制造商和销售商，而这些对于人力、设施等资源有限的机构是难以胜任的。^[1]

创新、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推进高科技的不断发展，这三个主要特征证明，以通用电气公司为代表的创新型大企业，是商业活动和经济发展的激活器与发动机，它们为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二、通用电气公司的创新机制及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通用电气公司不仅承袭了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和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各类优势资源，也继承了两家公司相互补充和强化的创新传统与创新精神。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创新传统溯源至托马斯·爱迪生，如果托马斯·爱迪生没有成功经营和商业化普及白炽灯照明系统，他很可能只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而不是企业家，但托马斯·爱迪生不仅开发完善了最优秀的白炽灯照明系统，而且针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在与多数投资方和爱迪生电灯公司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他意志坚定地亲自筹措投资资金，建立企业生产和销售力量，制定并实施市场营销发展战略，成功推进了白炽灯照明系统的商业化普及，并使爱迪生公司系统成为当时美国乃至全世界电力制造行业的主导型企业之一。这种企业家精神和实践作为证明托马斯·爱迪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而且是一位富有坚定毅力和创新精神、拥有功绩卓著创新作为的企业家。

但托马斯·爱迪生经营的只是自己开发完善的白炽灯照明系统，他建立了一项白炽灯事业，但他没能像查尔斯·科芬那样“发明”和塑造一家基业长青的创新型企业。爱迪生公司系统从建立之初就存在高层对公司发展方向的分歧，到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时期，公司建立了较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职能力量，但缺失了以托马斯·爱迪生为主的科技发明力量，因此，爱迪生公司系统始终未能建立起完善的企业创新机制。

相反，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不仅拥有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查尔斯·科芬，还拥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发明家伊莱休·汤姆森、优秀的工程技术和生产力量管理者埃德温·赖斯，更主要的是，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这三方主要力量之间能够高效协调合作，三方拥有共同的、不断推进企业和电力事业创新发展的愿景，还得到波士顿财团等投资银行团体的大力支持。公司以伊莱休·汤姆森开发完善的弧光灯照明系统起家，建立起创新型企业体系，塑造形成公司的创新传统，又以这个成功的创新体系为基础很快成功地多元化发展，打入白炽灯、电力交通设备、工业用电力设备等其他电力产品业务领域，积极采用最新式和具有未来发展潜力的交流电传输系统，这些使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在几年时间内就发展成为经营最高效、盈利能力最强、更加富有创新性、拥有较完善企业创新机制的主导型电力制造企业。

通用电气公司继承了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和托马斯·爱迪生的创新传统，并将之踵事增华。在组建初期和旋即而至的全国性经济危机考验中，通用电气公司建立起高效的中央集权式职能制组织结构，成为当时美国工业企业界进行组织结构建设和改革的典范。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期，公司又建立起以业务相关领域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研发创新机构，拥有了自己有组织、高水平、富有竞争力的科研力量，从而建立起相对于时代发展更加完善的企业创新机制。在总裁杰拉德·斯沃普领导时期，通用电气公司发展了更加完善的市场战略，多元化进入全新业务领域，加强了公司的市场力量，使公司的业务发展更加平衡稳定，增强了发展的可持续性。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业务多元化发展的迅速推进，在总裁拉尔夫·科迪纳的领导下，公司改革组织结构，通过职业化管理制度的建立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以富有成效地管理分部制和分权化改革后的全新通用电气公司，继续释放和发挥公司的规模、科技及各种人力、物力资源优势，把大公司的规模优势和小公司的灵活与专业性相结合，继续推动公司的长期多元化创新发展战略，使通用电气公司不仅成为美国最优秀管理人才的西点军校，为美国企业界培养了大批优秀管理人才，而且使公司不断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安全及国家科技实力和国家竞争力提升做出重大贡献。

在本书中，以不同阶段重要历史发展时期有代表性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侧重点，对通用电气公司在富有创新精神的战略高层领导下，公司科技研发、人力资源、市场力量、资金、组织结构等企业创新机制的主要组成力量和环节彼此间的协调合作与系统性互动发展做了分析和研究，也从公司与大学、政府研究机构、独立研究机构等外部科研组织的联系，公司和外部投资银行家的合作，公司和政府及公众的友好合作关系等方面，对公司和外部相关利益团体的关系这一企业创新机制的主要组成要素做了重点分析。但这些只是对通用电气公司创新机制的初步分析和部分展现。通用电气公司的创新机制随着公司成长和发展环境的变化，会不断地调整、发展与完善，适时还会有新型创新机制要素的构建。就如同公司创新机制中的发明开发要素，在20世纪初注入了强大的科研力量，发展为企业创新机制中的科技研发力量。通用电气公司的企业创新机制和创新发展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即所谓一个硬币的两面。企业创新机制越完善，运作越高效，公司创新发展的能力越强，创新发展的风险越小，公司发展就越快，公司也就更富有竞争力。公司在不断创新发展中，又会面临新的问题，需要新的企业组织力量和资源的积累与创建，需要制定和实施新的发展战略，这样，又会推动这一创新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例如，本书虽然对公司和外部关系的分析不多，但这同样是创新机制不断进步的重要环节，公司和外部相关利益团体的联系包括科研机构和外部的联系，公司与大学合作办学培训工程技术人才，公司与大学、管理咨询机构合作培养公司管理者，等等。此外，公司与劳工组织、政府、公众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同样是公司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如果说发展消费类电气产品的“良性循环”多元化发展战略，是总裁杰拉德·斯沃普执掌通用电气公司时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也因此增强了企业创新机制中市场力量这一环节的话，那么，创立多项员工福利政策并构建公司和劳工组织间的良好关系，参与政府和社会发展事务以塑造良好的公司与政府、公众的友好关系，则是杰拉德·斯沃普另外两项意义深远的创举，并以此增强了企业创新机制中外部关系这一环节的力量，进一步推动了创新机制的系统性运作，拓宽了公司的发展空间，推进了通用电气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在构建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公司与劳工组织之间的关系、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这几点上，有必要在结论部分多做一些强调，因为这不仅关乎通用电气公司的创新机制和公司的运营发展问题，也涉及企业、政府、学界和劳工组织合作努力构筑国家创新体系，共同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问题。

作为一位功勋卓著、拥有创新精神和创新作为的企业领导者，在20世纪初美国社会“进步主义思潮”汹涌的历史时期，总裁杰拉德·斯沃普从来没有过反对大企业的观念，他认为相较于大量激烈竞争的小企业，大企业更利于社会福利增长和国家发展。但杰拉德·斯沃普实质性地改善了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关系，设立了多项开拓性的员工福利政策，正如他的老师威利斯·惠特尼所说的，杰拉德·斯沃普教会了美国工业界如何善待员工。杰拉德·斯沃普对待员工福利问题和员工关系的方式与他的成长环境、成长历程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母亲来自一个世代接受高等教育的犹太家庭，她经常带着幼时的杰拉德·斯沃普在圣路易斯参加各种读书会和沙龙，讨论文学、时政等问题，讨论如何加强对贫民区年轻一代的教育、提升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讨论如何改善贫民区人民生活水平等人道主义话题。尽管儿时的杰拉德·斯沃普感觉这些话题离他很遥远，但这些活动和他母亲的言传身教对他思想倾向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杰拉德·斯沃普经常去听一些著名社会学家的演讲，他被路易斯·布兰代斯的演讲深深吸引，美国著名社会工作者弗洛伦斯·凯利曾说过，“在林肯之后，再没有人比路易斯·布兰代斯更理解人民大众”。^[2]而杰拉德·斯沃普却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理解路易斯·布兰代斯思想的，他认为缩短工人工时，但改进生产方法和激励机制，以此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并相应提高工人工资，可以形成员工福利提升和生产力提高之间的良性互动，既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又可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满意度。

在西方电气公司工作期间，杰拉德·斯沃普经常参加霍尔馆^[3]的活动，并和主要成员简·亚当斯保持着长期友谊。这些活动及跟友人的交往，对他为公司与员工、社区公众关系的创新型建设起了关键作用。杰拉德·斯沃普的社会工作观点是，他对公司和社会公众关系的建立，以及自己和公司参与社会事务等问题的立场，是建立在有利于公司和社会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他追求把个人福利和发展机会与企业发展相统一，互相促进。杰拉德·斯沃普第一次出色地处理劳工关系问题是在解决1907年西方电气公司霍桑工厂的罢工问题上，这一事件凸显了他和当时多数企业领导者不同的员工关系态度和行事方法。以往美国工业界处理罢工问题的一般方法是调集警力制止，或请职业打击罢工活动的专家来解决，但杰拉德·斯沃普坦诚地向罢工工人解释了公司在1907年经济危机中的困境。他表示，他本可以采取裁员或降低工资的手段渡过危机，但他希望公司上下可以共同努力，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订单，尽快促进公司的业务回升，以保证工人的充分就业和工资水平。罢工的员工被杰拉德·斯沃普的坦诚演讲和亲近与积极的心态触动，并返回工厂配合杰拉德·斯沃普，努力使公司摆脱危机。在公司业务很快回暖的情况下，霍桑工厂很快恢复到了正常产能^[4]，从此以后，杰拉德·斯沃普领导的西方电气电力分公司再没有发生规模性的罢工事件。(https://www.daowen.com)

杰拉德·斯沃普加入通用电气公司并升任公司总裁后，他先后在查尔斯·科芬所设立的员工退休金项目、员工储蓄项目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建立起员工生命和保险计划，制订激励奖金方案、员工建议奖励计划等，以此既增加了员工福利，又能够有效激励员工为公司发展建言献策，激发员工将努力提高自身物质回报、工作成就与更积极地参与公司发展相结合。杰拉德·斯沃普希望公司所有员工都能得到满意的薪酬，拥有储蓄、良好的工作环境、人身安全和生命保险。尽管当时包括部分通用电气公司董事会成员在内的金融和工业界人士，对他的理念和做法持保留态度，甚至有些商业好友认为他这是危险的“激进主义思想”，但杰拉德·斯沃普仍然坚定地遵循他良好而富有建设性的员工关系理想，保证公司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员工、劳工组织与公司的友好互助协作。

通用电气公司员工把杰拉德·斯沃普视为一位深受爱戴的企业领袖，主要就是因为他积极而深切地关注公司每位员工的福利问题。杰拉德·斯沃普积极主动地接近美国劳工组织，与劳工组织建立起友好的合作关系，《通用电气公司的杰拉德·斯沃普》的作者戴维·劳斯幽默地描述，和长得“高大富态”的劳工领袖谈话时，杰拉德·斯沃普俨然成了工人的代表，在向面前这位“资本家”为美国工人争取权益。^[5]

杰拉德·斯沃普创新构建员工福利政策，开拓性建设企业与劳工组织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等等，为通用电气公司在其后的发展中妥善处理劳工问题做好了铺垫。在总裁拉尔夫·科迪纳领导公司时期，针对公司和劳工组织间关系而推行的“博尔瓦主义”，其宗旨是企业要自愿地做正确的事，通用电气公司广泛地调查员工的需求和愿望，不管所调查的员工是不是工会的会员，公司都给予积极的回应，尽量满足员工的需求。基于调查结果，公司制订出一系列工资和福利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工资、保险、教育培训、教育基金、养老金等福利项目的改进和完善，以满足工人的需求。这些福利待遇远远超出当时工业界的平均标准，在这一计划的基础上，公司在和工会的谈判中不会再做其他让步，因为通用电气公司正是在自愿而主动地做正确的事情。这些计划不仅深受杰拉德·斯沃普所开创的公司与工会合作关系理念及成功经验的影响，而且这些计划的成功更有长期形成的公司和员工之间同舟共济的紧密连接，以及公司长期慷慨的员工福利政策铺垫的基础。

通用电气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也是杰拉德·斯沃普领导公司发展时期，努力塑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的另一项主要创举。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斯沃普计划”和社会保障方案。“斯沃普计划”建议罗斯福总统在全美推行通用电气公司式的退休基金计划等社会保障制度，以确保美国工人的安居乐业和退休后继续享受自己工作时期所做贡献的成果。社会保障方案建议由工人和企业共同出资建立退休基金，由公司出资建立事业保险体系，并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团体出资建立多种社会福利项目，为社会困难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尽管上述计划和方案未能得以有效实施，但杰拉德·斯沃普对国家政府和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和贡献，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司董事会主席欧文·杨积极参与美国政府主导的“道计划”“杨计划”等战后重建规划，以及其他重要政府工作事务，等等，都为通用电气公司提升了在美国国家和国民心目中良好“企业公民”的声誉与地位，为公司的运营与长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家和公众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用电气公司不仅是美国关键性现代化国防设备的主要研发合作企业和供应商，而且公司部分高层领导者和许多员工都直接投入政府战时工作任务。时任公司总裁查尔斯·威尔逊被美国联邦政府任命为战时生产委员会副主席，公司当时的董事会主席菲利普·里德任美国经济事务代表团重要成员，赴欧洲参与战时生产动员工作。公司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参与了珍珠港重建任务，很多公司科研专家参与了政府的国防武器和其他一些机密性国防系统技术研发任务，另有大量公司员工直接参与作战任务。1950年，查尔斯·威尔逊再次辞任公司总裁，被美国联邦政府任命为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其职责和权力仅次于美国总统。^[6]

此外，如前文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除为国家国防研发和生产大量高科技国防产品外，通用电气公司还被委以重任，参与原子弹的研发计划，并负责管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华盛顿州的原子能原料生产工厂的运营，同时负责诺尔斯核能研究实验室的工作。

在与美国政府的长期合作中，通用电气公司获取的不仅是自身科技实力的发展、生产能力的提升、相应的经济回报，而且因为成功履行战时职责，获取“海军E”勋章等殊荣，赢得良好“企业公民”的声誉与公众的信任，为公司未来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机遇。作为一家代表性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通用电气公司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三、通用电气公司自身创新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

在从1940年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年度报告中，通用电气公司一直在强调，在满足国防需求的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紧急时期”，公司为确保满足其他工业正常运营对公司产品和设备的需求，所做出的大量工作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公司成功地完成了国防任务，这不仅是通用电气公司自己的成就，还有公司数以千计合同分包商、材料供应商等合作企业的贡献。在和平时期，通用电气公司保证业务的稳定运营与发展，成功实现新的产品和服务创新项目，也离不开数以千计的供应商、经销商等工商企业的紧密合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如总裁拉尔夫·科迪纳所说，通用电气公司等高科技创新型大企业带动和激活了整个商业系统的运作与发展。至于这个系统规模到底有多大，前面提及过，通用电气公司直接参与美国商务部标准产业分类中21个工业类别中13类行业的市场竞争，并为全部21个工业行业提供能源设备、工业用控制系统等产品设备。通用电气公司不仅是一家主导型的电力制造企业，它在整个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发展中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创新经济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把电力制造行业视为全球经济发展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的先导产业，是引发新一轮经济增长长波的主导行业，它和当时提供经济发展所需廉价原料的钢产业部门，共同催生和带动了化学、塑料、石油、耐用消费品、特质金属、无线电通信、飞机等多个行业部门的成长，从而驱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电力制造行业又是第四次经济发展长波中飞机、合成材料、雷达、核动力、微电子元器件等先导部门和主要产业部门发展的驱动源，从宏观层面来看，以通用电气公司为代表的电力制造行业是20世纪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从企业制度创新角度来看，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业研究实验室、中央集权式职能制组织结构、分部制组织结构和职业化管理制度等，都是推动美国工业企业界制度创新发展的动力与楷模。20世纪初，美国各行业高科技企业先后建立研究实验室，大多都受到通用电气公司工业研究实验室成功运作的影响。而公司组织结构的创新，更是各时期相关行业企业效仿的对象，通用电气公司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美国企业界精英管理人才的“西点军校”，多数成功企业的优秀领导者和管理者都来自通用电气公司。在组织管理、制度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通用电气公司也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除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外，通用电气公司更是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国家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它不仅是相关领域经济发展的激活器，与数以千计的各类企业，在创新网络系统中，统一协作，共同发展，而且在科技研发、技术和产品创新发展中，通过公司工业研究实验室与美国大学、政府研究机构、其他各类研究机构保持着紧密合作关系。

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用电气公司就深刻认识到投资者、企业、政府、学术界和劳工组织进行有组织的协调合作，对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波动的影响，保证各行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以及保障美国工人就业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多次促成和主持该类型的合作会议，商议有关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计民生等重要问题。这类组织活动类似于当今美国由工业界、学术界、劳工组织和其他研究机构代表组成的非营利组织——美国竞争力委员会（U.S.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另外，从科技人才培养、科研工作、工程技术和生产力的提升等多方面，在和其他企业一起组织相关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共同商讨科技和企业创新发展问题等方面，通用电气公司都积极地参与其中，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做出贡献的同时，争取各种机会，实现自身的长期创新发展。

再次以之前介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联邦政府之间的合作为例，来说明公司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国家发展与国防安全所做出的贡献。美国联邦政府和军方以特定企业已有研发和制造能力、经验为依据，投资支持相关行业企业的科研项目，并选择具有实力及拥有良好合作记录的企业来担当国防设备生产任务。

通用电气公司从20世纪初开始研发应用于发电机组的蒸汽涡轮技术，并于1903年开发出涡轮增压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公司以这项技术为基础，发展成为飞机涡轮发动机技术的世界领先者。1941年，英国皇家空军荣誉首席工程师和技术顾问弗兰克·惠特尔向美国“现代空军之父”亨利·阿诺德展示他成功研发的W1型喷气式飞机发动机。通用电气公司凭借已有的涡轮发动机技术和生产经验，很快被选定为美国军方研制飞机喷气发动机的合作企业，由弗兰克·惠特尔向其提供技术支持，通用电气公司成为战时军用战机的主要涡轮喷气发动机供应商。公司建立起强大的飞机发动机开发和生产能力，战后，公司继续其军用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并寻求展拓商用飞机市场。战时和战后的发展，使通用电气公司成为美国领先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该项业务发展成为公司现今的航空集团。

以上实例都充分证明，在长期发展历程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一直在努力寻求其自身创新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安全、国家竞争力提升之间的统一性。

【注释】

[1]CORDINER R，Jr.New frontiers for professionalmanagers［M］.New York：McGraw-Hill，1956：5-6.

[2]LOTH D G.Swope of G.E.，the story of Gerard Swope and General Electric in American business［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58：20.

[3]霍尔馆的主要活动是“社区睦邻运动”，1889年，简·亚当斯女士在美国芝加哥创立全美最负盛名的睦邻组织，位于芝加哥霍尔馆。简·亚当斯女士和其他运动成员协助该地区的多元化民族移民努力融入社会生活，提升自信，并回馈社区。简·亚当斯坚信人具有独立而自由的灵魂，她终身活跃于写书、演讲、睦邻运动等志愿活动。她和霍尔馆的友人们促成了全美童工和妇幼保护法的实施与改进，更在“一战”期间发起妇女反战组织运动，并于193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霍尔馆也是社会工作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

[4]LOTH D G.Swope of G.E.，the story of Gerard Swope and General Electric in American business［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58：58-59.

[5]LOTH D G.Swope of G.E.，the story of Gerard Swope and General Electric in American business［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58：259.

[6]General Electric Company.General Electric Company's annual report［R］.Schenectady：General Electric Company，1950（front cover t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