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植被的变迁
全新世以来，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各地天然植被分布状况不断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天然植被地区逐渐缩减，栽培植被替代了天然植被。但究其原因、程度和过程，各地区之间差异很大。
一般说来，当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中出现原始农业，即开始改变天然植被。但在金属工具普遍使用以前，人类活动对天然植被的破坏仅是局部的、缓慢的、微小的。如我国直至春秋时代，在古今植被变化最大的华北平原上，人口还十分稀少；河北平原中部还存在一片宽阔的、空无聚落的地区，各城邦国家之间还存在瓯脱地带。可见人为的垦殖范围不大，对植被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其时黄河中游地区仍保持良好的森林和草原，南方宁绍地区的四明山地、会稽山地在春秋时代大部分仍为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
战国开始铁器工具的大量使用，加上各国竞相变法，发展农耕业，奖励垦荒，辟草莱，开阡陌，于是大面积的天然植被迅速遭到破坏，而为人工栽培的植被所代替。部分地区因自然环境较差，天然植被被破坏后，环境更趋恶化。现举历史时期植被变化最为显著的地区为例说明之。
（一）华北平原 近年来发现河北武安市磁山和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粟的遗存和石制农具，说明距今七八千年前，在今华北平原西缘与太行山脉、豫西山地的交接处已经有了进入耜耕阶段的农业，这意味着天然植被开始遭到破坏。以后因农业工具的改进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加速了对森林和草原的伐拓。战国时代河南中部地区已“无长木”。[27]山东丘陵西麓的泗水流域已“无林泽之饶”，为“桑麻之业”的栽培植被所替代。[28]今冀、鲁、豫三省交界的东部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时已缺乏薪材，[29]可见天然森林已被砍伐殆尽。在往后的2000多年里，这一地区为战争发生最频繁之地，和平时期的大规模垦殖和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焚毁的交替出现使破坏的植被没有时间得以恢复。晋末十六国时期，长期战乱，人口流徙，大片农田荒芜，转为次生草地和灌木丛，本地区西部和北部不少农田变成了牧地和狩猎场所，如十六国后赵石虎时将今豫东、鲁西地区辟为猎场。北魏时曾一度将豫东黄河南北两岸千里之地辟为牧地，[30]同时因水利失修，灌溉系统破坏，盐碱遍地，灾害连年，农业也未获发展。隋唐统一时期，在华北平原上大兴水利，发展农耕业，大片栽培植物替代了次生草地和灌木丛。但至辽金时期，频繁的战火再次笼罩着华北平原，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河淮之间“荆莽千里”。[31]今河南、安徽的颍、汝河流域，“土广人稀”。[32]女真人占领了华北平原后，把大量的土地分给猛安谋克，但猛安谋克“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民桑多为牧畜啮毁”。[33]金人占领今河淮之间的泗、寿、邓之地后，“择善水草休息，且牧马”。[34]人工栽培植被破坏，又为次生灌木丛及杂草所替代，而次生杂草又被牲畜所啮毁。宋金以后，黄河经常泛滥于河淮之间，沙地和盐碱土遍地皆是，已无良好的植被覆盖，残存的灌木丛及杂草也先后被砍作柴草及治河器材，天然植被完全破坏，更无森林可言。明清以后本区农业有所发展，大片栽培植物覆盖地面，以后又屡经荒芜和垦辟。总之，本区是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和草原植被变迁最早、最大、最频繁的地区，也是人类活动对天然植被干扰最甚的地区。
（二）黄河中游地区 本区中的陕西渭河平原，山西南部涑、汾河流域和河南西部的伊洛河流域，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已进入了农业社会，天然植被已开始遭到破坏，代之以人工栽培植物。但是其他地区在战国以前仍还是畜牧区，森林和草原分布还相当广泛。秦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秦汉建都关中，迁入大量关东人口，农业空前开发，大力兴办水利。当时长安地区“亩值一金”，可见农耕业发展的程度。关中平原南部的秦岭山区和东部的函崤山地，为秦汉都城建设宫殿的主要取材地，森林之破坏可以想见。东汉末董卓迁汉献帝自洛阳趋长安，往陇山伐木以修长安宫室，陇东森林也遭采伐。[35]秦皇、汉武北逐匈奴，修长城，为保卫农耕区，将大量汉民移入黄土高原北部地区，设郡县，辟农田，农牧分界线一度北移至阴山以北和乌兰布和沙漠一带，河套及其以南地区因农业发展而被誉为“新秦中”，于是大片天然森林和草原为栽培植被所替代。东汉以后，虽因汉民的南迁和游牧民族的入居，农牧分界线大体上又恢复到战国后期的情况，次生灌木丛和草原又替代了栽培植物，但因气候转寒、变干，已不可能恢复到秦汉以前的植被情况。北魏时在河套地区也进行过垦殖，至隋唐盛世农牧界线再度北移至阴山一线。唐元和年间（9世纪初）在河套屯田，垦田8800余顷，以后又在陕北、银川平原开设屯田，黄河中游植被又遭破坏。唯渭河上游的陇东地区和泾河上游的宁夏南部，在唐代置有监牧，植被破坏程度较轻。黄土高原的森林，在魏晋南北朝时长安、洛阳、邺都建都时多取材于陇山、吕梁山，隋唐建都长安，也在岐山、陇山、吕梁山地取材以建宫室，北宋初年陇东森林仍很茂盛，今天水地区的夕阳镇（今甘谷县东）在当时“产巨林，森郁绵亘，不知其极”。[36]夕阳镇以西的大小落门砦（今武山县东）“多产良木”。[37]北宋初年营建开封宫室，大肆开采渭河上游森林，“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师，期岁之间，良材山积”。[38]后又在秦（治今天水市）、陇（治今陇县）、同（治今大荔）等州伐木，以造运舟。[39]金代继续开采河东、陕西、陇东材木，营建汴京。[40]森林范围逐渐缩小，以至陕北一带“山林无巨木”。[41]环州（今环县）境内“不产材木”。[42]以后，由于宋、金、西夏之间长期战争，陕北、陇东一带为修筑城堡、屯垦边地、廓清视野，又大肆砍伐残存的森林。明代贺兰山原是“林木生翳，骑射碍不可通”的密林地区，正统以前，开伐林木深至二三十公里，“无障蔽”。[43]其余长城以外地区也为廓清视野，每年进行烧草、伐林，地面覆盖植被几乎破坏殆尽，以致沙地不断扩大。总之，自秦汉开始，先是河套、鄂尔多斯高原的森林草地受到垦伐，以后秦岭山区森林被砍，再次陇东、吕梁诸山地经宋、金、夏、明等朝不断取伐，直至明代已均为童山秃秃，景观尽非了。
（三）太行山区及晋北地区 本区农业开发较早，古今植被变迁也很大。太行山中段是华夏族发祥地之一。从商代开始有很多政权建都于太行山东麓，如殷（安阳殷墟）、沫（今河南淇县）和赵国的邯郸等，宫室的营建材木均取于此。北魏时“京洛材木，尽出西河”。[44]西河指今晋北以离石为中心的地区。隋唐都长安，“近山无巨木，求之岚、胜间”。[45]南宋洪迈已指出，北宋时营建开封，也采用山西高原的岚、石（治离石）、汾阳之柏。[46]所以，经过历代的采伐，太行山区的森林至北宋时已半为童山。[47]明代建都北京，城内大建宫室、官署，大同、宣化一带的大树尽被砍伐运送至京城。从偏关至山海关原有一条延袤千里的“林木茂密”的森林带，由于京师富豪官宦竞起宅第，至弘治年间已被采伐殆尽。[48]此外，历史上每逢战乱、灾荒时，河北平原饥民多入山为生，乱砍滥伐。明代中期以后，玉米、甘薯等作物传入，迁入山区的饥民增多，林木被砍伐更甚。清代乾隆年间，林县一带“外山濯濯，屋材腾贵”。至清末民初，林县境内，“山坡有土之处，多垦作荒田，栽种树木者殊少”。[49]由此加重了太行山区的水土流失，以致形成“土薄石厚”的环境，反过来又影响次生植被的生长。
（四）豫鄂川陕交界地区 古代原为一片亚热带森林。唐宋时代秦岭、大巴山区还保存着茂密的森林，植被覆盖良好。元以前仍然人迹稀少。明初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地广人稀，“山谷阸塞，林菁蒙密”。[50]秦岭山区称“南山老林”，大巴山区称“巴山老林”，都是“高山深谷，千峦万壑”，人迹罕至之地。[51]明宣德年间以后，大批流民迁入林区，至明中叶进入鄂西郧阳山区的流民竟达200万之多。清中叶又出现一次大批流民迁入的浪潮，流民进入山区后，伐木造纸、烧炭，种植玉米、甘薯，甚至开辟梯田。多年老林，尽遭砍伐，以至“老林邃谷，无土不垦”。[52]到了19世纪，除了少数地区如神农架、镇坪、淅川等处尚有较多的森林和竹林外，荒山秃林到处可见，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故本区为天然植被破坏较晚而程度极为严重的典型地区。
综上所述，可知历史时期我国的天然植被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其变化的原因有自然本身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人类活动的影响。例如开辟耕地、修筑宫室、兴建寺院等等都要大规模地砍伐森林、铲除草地，频繁的战争也同样起着破坏植被的作用。由于各地区人类活动的程度不同，植被变化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这种变化并非直线式的减少，而是天然植被——栽培植被——次生天然植被——栽培植被的反复出现。但总的趋势是天然植被的逐渐减少，然而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如华北平原因开发较早，人类活动频繁，天然植被早已破坏殆尽，全由人工栽培植被所替代。又如黄河中游、太行山区天然植被被人为破坏后，因气候干燥、雨量稀少等不利因素，不少地区栽培植被也不普遍，变成荒山、荒坡和沙丘。而西南、东北地区开发较晚，人类活动相对较少，而气候温暖湿润，雨量丰沛，故至今尚保存较多的天然森林。总之，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几千年来各族人民长期的开拓垦殖，大规模地改变了天然植被的面貌，生产了不可计数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为各族人民的繁衍生息，提供了物质条件。当然也由于人类对自然发展的认识不足，无计划地滥垦滥伐，尤其是历代统治者对自然界无限制索取以及战争破坏等因素，使自然界失去了平衡。这种破坏越到近代越为严重，从18世纪初至1949年前的250年间，森林资源的损耗速度大大超过以往的千年。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大炼钢铁，以粮为纲，大伐山林，森林面积大为缩小，这是造成当前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政府提出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政策十分正确，但要收到明显效果，需有几十年的时间。
【注释】
[1]《魏书》卷100《失韦传》、《旧唐书》卷199《室韦传》。
[2]〔清〕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
[3]周叔昆等：《吉林省敦化地区沼泽的调查及其花粉分析》，载《地质科学》1977年第2期。
[4]〔清〕杨宾：《柳边纪略》卷1
[5]〔清〕吴振臣：《宁古塔外纪》
[6]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7]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
[8]《水经·清水注》。
[9]《晋书·石勒载记》、《水经·滱水注》。
[10]《史记·周本纪》。
[11]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12]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13]《宋史·地理志》。
[14]〔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清赵翼：《簷曝杂记》卷3。
[15]《魏书》卷108《礼志一》。
[16]景爱：《呼伦贝尔草原的地理变迁》，载《历史地理》第4辑。
[17]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鄂尔多斯文物考古论文集》（内部资料），1981年，第23页。
[18]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19]同上书，第29页。
[20]《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2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22]〔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二》。
[23]《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甘州。
[24]《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25]《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26]〔清〕肖雄：《西疆杂述诗》卷4《草木》。
[27]《战国策·宋策》。
[28]《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29]《史记》卷29《河渠书》。
[30]《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魏书》卷44《宇文福传》。
[31]〔北宋〕晁补之：《鸡肋集》。
[32]《金史》卷92《曹望之传》。
[33]《金史》卷47《食货志二·田制》。
[34]《金史》卷87《仆散忠传》。
[35]《后汉书》卷44《杨震传》。
[36]〔南宋〕僧玉莹：《玉壶野史》。
[37]《宋史》卷266《温仲舒传》。
[38]〔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雍熙四年。
[39]〔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天圣六年。
[40]《金史》卷82《郑建充传》、《金史》卷79《张中彦传》。
[41]〔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咸平五年。
[42]〔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0，大中祥符六年。
[43]《明英宗实录》卷72，正统五年冬十月。
[44]《周书》卷《王罴传》。
[45]《新唐书》卷92《裴延龄传》。
[46]〔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1。
[47]〔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4。
[48]《明孝宗实录》卷81，弘治六年十月。
[49]民国《林县志》卷上《风土》。
[50]〔明〕高岱：《鸿猷录》卷11。
[51]〔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7。
[52]〔清〕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