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交通路线的发展和港口城市的兴衰
我国东部有绵延18000公里的海岸线，众多的港湾为海上交通提供了方便。所以我国先民们很早就开始了海上活动。《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据此可知早在商代已有海外的截获。西周春秋时期，山东半岛的莱夷，淮河下游的淮夷、徐夷以及长江下游的吴、越，从他们“文身断发”的习俗和盐渔之利的产业，都说明航海活动和海上交通在我国古代沿海的民族中很普遍。战国时代燕、齐、越国都有海上交通。东南沿海地区的东瓯、闽越、南越之间的往来，大多取道于海上。但是有比较明确记载的海上交通，则始于西汉时代。
（一）两汉魏晋时期 两汉时期中外海上交通已很发达。中国北部海上交通，由山东半岛渡海趋辽东半岛，沿着朝鲜半岛的西南海岸，渡对马海峡至日本。这是中、日、朝之间海上交通的最早航路。但当时朝鲜半岛、日本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主要是使者来往，同时将中国文化传入朝鲜、日本，对经济交流的意义不大。
南部海上交通航路在西汉时远至孟加拉湾西岸。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今越南顺化附近）或徐闻、合浦出海，经马六甲海峡，沿途停泊各港口，最终到达黄支国。黄支国一说在今苏门答腊西北部，一说在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当时汉代输出的主要商品是黄金和丝绸，而输入的主要是琉璃、玛瑙、琥珀、药材和香料等。东汉时中印海上交通畅通不衰。叶调国（今爪哇，一说苏门答腊东南部）也派使者经由日南航海来汉。罗马帝国东部也有商人远洋来华通商。《后汉书·西域传》有“大秦王安敦使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象牙、犀角、瑇瑁”的记载。中国输出的仍以丝绸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域外交通仍持续发展。三国时魏、吴两国东临大海，很注意发展域外海上交通。曹魏曾两次遣使去日本，日本倭女王国也曾四次遣使来华。其航海路线大致与西汉时同。孙吴黄武五年（226年）曾有大秦商人来到吴境交趾。后来孙吴政权派朱应、康泰去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及南洋群岛的若干岛屿，回国后著有《扶南异物志》（朱应著，已佚）、《吴时外国传》（康泰著，已佚，今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书）。这条航路在两晋南北朝时为中印高僧来往必由之路。西晋时有天竺僧耆域自天竺（印度）经扶南，走海道至交、广。后从长安出发，经流沙，返回西域。这是第一个从海路来华，由陆路返回的印度僧。东晋高僧法显从长安经陆路去印度，后由海路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渡南海、东海，在山东半岛崂山登陆。此后南北朝时印度僧多由师子国泛海至广州，如求那跋陀罗、菩提达摩等。当时广州为中国海外交通的第一大港，南海诸国的货物均辐凑于此。
（二）隋唐时期 隋唐统一帝国的形成，更加注意域外海上交通。北方航路主要去高丽、新罗和日本。隋代去高丽航路从东莱郡（今山东莱州）出发，直航平壤，大体走传统的北方航路。隋代与日本的海上交通，自大业三年（607年）日本推古天皇派小野妹子使华（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派使者来华）后，中日使者往来频繁。隋代去日本的航路大致从东莱出发，先至百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然后过聃罗国（济州岛），经济州海峡、对马海峡，至日本壹岐岛。隋唐之际，日使常自难波（大阪）出发，经濑户内海、福冈，再经壹岐、对马、济州等岛，沿朝鲜半岛、辽东半岛沿岸，抵登州上陆。唐朝去朝鲜的海上航路，据贾耽《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记载，从山东登州出发，经渤海海峡间一系列岛屿，至大连湾，又沿辽东湾海岸至鸭绿江口，由此分为两路：一路溯鸭绿江而上，再转陆路至渤海国东京城（今黑龙江宁安市西南东京城），即所谓渤海道；另一路沿朝鲜半岛西海岸航行，至唐恩浦口（今仁川以南马山里附近）登陆，陆行东南至新罗王城（今庆州）。
唐代中日交通十分频繁，去日本航路有二，一是传统航路，从登州出发，沿辽东半岛南岸和朝鲜半岛西南岸，经济州海峡、对马海峡至日本。另一是从扬州出发，横渡中国海，抵达日本。日本遣唐使来华，前期多走北路，沿海岸而行，大都平安到达。后期因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日本关系不和，故来华者多走南路，冒风浪之险，直渡中国海。在中国登岸的主要港口城市为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越州、福州、明州（今宁波）等。
隋代南方海上交通也十分频繁，著名的有大业三年（607年）派常骏出使赤土国（旧有暹罗、马来半岛二说，近年陈碧笙主苏门答腊）一事，从南海郡（今广州）出发，经越南半岛沿岸诸岛屿，至赤土国。此外隋代还与真腊（柬埔寨）、婆利（今巴厘岛）、盘盘（今马来半岛）、丹丹（今马来半岛中部）等地有海上来往。唐代南海航路，据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通海夷道”即自广州出发，经雷州半岛，再沿越南中部、南部沿海和附近岛屿，渡新加坡海峡，东航可至诃陵（今爪哇岛），西行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伽蓝洲（今尼科巴群岛）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沿印度半岛海岸，由波斯湾至幼发拉底河口登陆，可到大食国都城缚达（今巴格达）。[39]这是唐与大食这东西两大帝国海上交往的航路，阿拉伯商人亦多由此航路来华贸易，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唐代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如真腊、骠国（今缅甸）、婆利、盘盘、丹丹等均有海上往来，不能备述。
图12-11 唐代和印度以西的海上交通图
隋唐时期，在海上交通与贸易的推动下，沿海地区出现一批港口城市。北有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南有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苏州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明州（今浙江宁波）、温州、福州、泉州、潮州、广州、交州（今越南河内）等。其中广州为全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日抵外国船只十余艘。《新唐书·柳泽传》称开元时广州已有市舶使。大量中国丝绸与阿拉伯香料由广州出入。据10世纪初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中国印度见闻录》的记载，9世纪后期居于广州的伊斯兰、犹太、基督、拜火教徒总数达12万之多。此数虽不可尽信，但唐时来广州贸易并长期定居的外商肯定是很多的。
（三）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海上域外交通空前发展，其原因有四：一是全国的经济重心由北方转向物产丰富的东南地区，东南临海，便于商品出口；二是罗盘、指南针的发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大大提高，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三是西夏、回纥政权在西北的割据，造成中原与西域间交通的阻隔，而东南沿海的城市则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的重要门户；四是瓷器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瓷器宜水运不宜长途跋涉陆运。据《岭外代答》、《诸番志》等书记载，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南宋商人泛海去贸易的，也有二十多个国家。元代的海外贸易也十分发达。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约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有海上交通。总之，宋元时不仅发展了与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半岛、印尼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半岛和巴基斯坦各地港口的交往，还远至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的索马里、马达加斯加一带和地中海区域的西班牙南部港口的交通。
宋元时期东北去高丽、日本主要从登州和明州两处出发。北宋熙宁前主要从登州起航，熙宁以后因辽国强大，为防止私商带兵器前往辽境，北宋政权禁止海商由登、莱起锚，故从熙宁以后改从明州出发，沿着两浙、淮南的海岸，然后折东北渡海至今朝鲜济州岛西北大黑山岛一带岛屿，至今开城西礼成江登岸。从明州去是利用信风进行航行。去日本多在夏季，回程多在秋末初冬，路线大致是去高丽路线的延续。
宋元时在主要海上贸易港口设立市舶司、务、场，管理对外贸易。北宋时设立市舶司的有广州（971年设司）、杭州（989年前设司）、明州（999年设司）、泉州（1087年设司）、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市，1088年设司）、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1113年设司）。南宋时又增置温州市舶务、江阴军市舶务和秀州海盐澉浦市舶场。其他如通州（今南通）、楚州、海州（今东海县）、越州（今绍兴）、台州（今临海）、福州、漳州、潮州、雷州（今广东海康）、琼州（今海口市）等地，虽未置市舶机构，但都是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取得闽、浙地后，即沿袭南宋制度，在泉州、庆元（即原明州）、上海（镇）、澉浦四处设市舶司。后又增置广州、温州、杭州三处。至元三十年（1293年）温州司并入庆元司，杭州司与当地税务合并。大德元年（1297年）又将澉浦、上海两司并入庆元司。此后只剩下庆元、泉州、广州三司。
宋代广州在各海外贸易港口中居首位。南宋初年广州市舶司的“收课入倍于他路”。[40]“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罗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离不能计。”[41]泉州港位于东海航路和南海航路的交汇处，唐以来海外贸易已很发达，南宋以后更是飞速发展，海上来的大船多泊于此，大批外国人亦在泉州居住，形成“藩坊”。“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42]时人称泉州为“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43]至元代，泉州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南洋、印度、波斯、阿拉伯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船云集于此，“百货山积”，许多外国传教士在这里登陆。此外，如明州、秀州澉浦、华亭青龙镇、上海镇（南宋置镇，元至元置县）的海外贸易，均盛极一时。
图12-12 南宋对国外的海上交通图
（四）明清时期 明朝前期，海运发达，洪武时尚设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44]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由太监郑和所率大型船队，七次下西洋，远渡印度洋，历经30余国，蔚为壮观。其航路南至爪哇岛，西达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和红海的天方（今麦加），最远还到达了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从中国至东非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新航路，而且在航程中还开辟了许多支线，对后世太平洋、印度洋上的远程航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代还与马尼拉、墨西哥有过贸易往来，其航线还到达过美洲。但明中叶之后，实行海禁，“市舶司暂罢，……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45]海上贸易萎缩，遂使海港城市衰落。其时民间走私贸易虽然长期存在，然因受到政府的严禁，对沿海城镇发展影响不大。
清朝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康熙朝虽曾开放海禁，以为“既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份转输之劳”，又对“闽粤边海生民有益”，[46]设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四榷关以通商。但到乾隆时，认为“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谕令禁止外国商船到宁波等地，限定在广州一口通商。此后，宋明以来的著名海岸港口城市泉州、福州、宁波的外贸作用逐渐衰落，仅广州继续发展。除限一口通商而外，清朝实行的货物出口限制与行商制度也是其“闭关”政策的组成部分，这些都大大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商贸与交流。
图12-13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宋代以前中国对外贸易商品以丝绸为主，宋代以后瓷器也成为出口的主要商品。在南洋菲律宾的苏禄群岛、棉兰老岛、米沙鄢群岛等地都有中国青瓷器的出土。在印尼的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等岛，都曾出土大量中国瓷器；从印度半岛的沿海地区以及今斯里兰卡西南的狄达加岛，波斯湾口的阿曼湾，以至红海沿岸都曾发现过唐宋元明的各朝瓷器。远至非洲东海岸的摩加迪沙等地也有唐宋至明代各时期的青瓷碎片出土；这些都与中国古代文献上记载的中国对外海上航路完全吻合。因而日本学者称之为“陶瓷之路”。[47] 16世纪以后，西欧殖民主义者开辟了通向印度、远东、美洲的新航路，从此远洋航路遂为其所垄断。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航线亦被其所控制，沿海港口被迫开放。香港、澳门被强行侵占，甚至丧失了内河航行权。中国域外海上航行事业完全衰落。
【注释】
[1]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战国策·赵策二》。《史记》卷40《楚世家·索隐》：“午道当在齐西界。一纵一横为午道。”
[3]《战国策·秦策三》。
[4]《史记》卷41《越世家》。
[5]《战国策·秦策》：
[6]《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7]《战国策·齐策六》。
[8]《战国策·齐策一》。
[9]《史记》卷85《吕不韦传》。
[10]〔东汉〕班固：《西都赋》。
[11]《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
[12]〔西汉〕桓宽：《盐铁论·力耕》。
[13]《汉书》卷52《灌夫传》。
[14]《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15]《三国志》卷56《吴书·朱治传》裴注引《江表传》。
[16]〔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序》。
[17]《晋书》卷86《张轨传》。
[18]《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
[19]〔日〕前田正名著：《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四章以平城为中心的交通网，李凭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0]《晋书》卷65《王导传》。
[21]《宋书》卷81《顾恺之传》。
[22]〔西晋〕左思：《蜀都赋》。
[23]《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24]《全唐文》卷336颜真卿《谢荆南节度使表》。
[25]〔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
[26]〔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9。
[27]〔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
[28]《辽史》卷45《百官志一》。
[29]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载《文物》1961年第9期。
[30]《辽史》卷39《地理志三》。
[31]〔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
[32]《宋史》卷436《儒林传六·陈亮传》。
[33]〔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建炎三年九月。
[34]《金史》卷24《地理志上》。
[35]《明史》卷85《河渠志三·运河上》。
[36]邹逸麟：《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载《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年。
[3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40。
[38]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39]《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贾耽《广州通海夷道》。
[4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四。
[41]〔南宋〕洪适：《师吴堂记》，《盘洲文集》卷30。
[42]《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43]〔元〕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见《吴文正公集》卷16。
[44]《明史》卷81《食货志五·市舶》。
[45]《明史》卷81《食货志五·市舶》。
[46]《圣祖圣训》卷21。
[47]〔日〕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李锡经、高喜美译，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