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人文现象的地域特色
中国社会到了明代中叶进入了转型时期，其主要表现：一是人口大量增加，根据葛剑雄的研究，明代的人口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约7000万，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人口峰值已接近2亿了。[66]这对中国的社会影响很大，不少地方由地广人稀变为地狭人稠，传统的生产力难以维持众多人口的生存，于是不少人离开土地，从事其他生计，社会经济出现多元化倾向；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上一条而诱发大量人口弃本逐末，从事商业及其他有关生计。明嘉靖时人何良俊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游手趁食，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家矣。”[67]中国的老百姓从传统的或做官、或种地，转变为经济生活的多样化，从而引起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于是，不同地区、不同自然环境和不同经济生活而产生的不同社会文化、习俗、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的地域差异逐步凸现，这在南方社会尤为显著。这种差异，当时人已经觉察到，晚明谢肇淛就曾指出：“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齐人钝而不机，楚人机而不浮。吴、越浮矣，而喜近名。闽、广质矣，而多首鼠。蜀人巧而尚礼，秦人鸷而不贪。晋陋而实，洛浅而愿。粤轻而犷。滇夷而华。要其醇疵美恶，大约相当，盖五方之性，虽天地不能齐，虽圣人不能强也。”[68]今选择几个典型地区不同的文化习俗以说明之。
（一）京师及其周围地区 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使得京师成为五方杂处、各色人等汇集之地，从而形成光怪陆离的人文景观。首先，明初虽然驱逐了蒙元，南风北渐也使得南北风俗的差异逐渐减小，但京师的胡族遗风仍然明显可见。我们从明万历时人沈榜所作的《宛署杂记》卷17《民风二·方言》中，仍可看出京师方言之独特。这一点，随着定都北京，南方官吏、举子的纷纷北上，而愈来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由于南方人大批北上，他们与当地妇女广泛通婚和深入交往，对于“京师妇人”的性格特征，也有了深刻的印象。对此，王士性曾指出：“都人好游，妇女尤甚……又嗜辛辣肥醲，其气狂盛，多嗜斗狠，常以酒败，其天性然也。妇人善应对官府，男子则否，五城鞭喧闹，有原被干证，俱妇人而无一男子者，即有，妇人藏其夫男而身自当之。”[69]这与传统社会中的妇女形象大不一样。其次，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集中了庞大的皇室宗族、官僚阶层及其家属，于是为这一大群统治集团服务的各种行业大为兴起，四方人口麇集于此。在北京生活过多年的谢肇淛非常概括地指出：
“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70]北京人雇用的女仆，大多以“籍隶京兆各县，尤以三河居多”，[71]北京市面上走街串巷、挑剃头担儿的，则都是宝坻县（今属天津）人。[72]而作衙役、跟班的除了南方人后裔外，大多是保定、天津一带的人，他们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故俗谚有“京油子，卫嘴子，保定的狗腿子”的说法。[73]此外，北京老米碓房均由山东人开设，称为“山东百什房”；翎子铺悉为山西人所开；开茶叶店的都是安徽歙县人；梨园优童则大半来自苏州、扬州一带。[74]职业与地域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奄竖”也就是太监。明清定都北京，京畿地区成为宦官辈出之地。其中以出自河间府为最多。明末炙手可热的权阉魏忠贤，就是河间肃宁县（今属河北）人。发展到清代，“阉宦类多河间人”[75]，“河间太监”亦遂蜚声远近。除了“奄竖多于缙绅”之外，“妇女多于男子”也构成明代京师人群现象的一大景观。沈德符还指出：“缙绅羁宦都下，及士子卒业辟雍，久客无聊，多买本京妇女，以伴寂寥。”[76]
此外，各级衙门中的“书办”多为绍兴人，更是京师当时重要的人群现象。《萧山来氏家谱·叔新兄传略》记载，万历年间，绍兴人大多“走京师图为幕宾，为掾房，为仓场、巡驿、尉簿之属，岁不啻千计”。所谓“幕宾”，也就是世人心目中的师爷；而掾房等则是衙门中的绍兴胥吏。中央各部胥吏中，绍兴人占了多数，北京形成了一个胥吏的中心。及至清代前期北京有不少“（绍兴）乡人聚落”，也就是绍兴人麇居的小社区，他们大多卜居于邻近于北京的宛平和大兴两县，以便其职业能代代相传。清光绪年间，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俗尚》中就曾指出：“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而外皆食于官者，曰‘书吏’，世代相袭，以长子孙。其原贯以浙绍人为多。”
上述仅举其大要而已，由于四方人士、各色人等集居京城，他们都以各自的习俗进行生活和交往，同时也互相影响，遂使京城的人文景观呈现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特色。
（二）山西地区 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山西地近北边。有明一代为了对付漠北的蒙古残余，先后在北方边地设有“九边”。为了解决屯军的军糈配给，推行“开中法”，号召各地商人输粟支边。作为报酬，政府给予他们以盐引，让其到指定的盐场支取所值引盐，运往指定地区销售。后来商人为免飞輓之苦，相继在北方边地招民屯垦，就近纳粮上仓。由于山西和陕西一带气候干燥，谷物经年不腐。所以“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及开，市者坌至，如赶集然。常有藏十数年不腐者”。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明代前期商界的两大巨擘之一——山右富商。万历年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77]“山右”也就是山西（商人），而“新安”则指的是席丰履厚的徽州（商人）。史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78]晋商之崛起，使得山西人群备受世人的瞩目。王士性指出：“晋中俗俭朴，古称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饭以枣，故其齿多黄，食用羊，故其体多肉，其朔风高厉，故其色多黯黑，而少红颜白皙之徒。其水泉深厚，故其力多坚劲，而少湿郁微肿之疾。地有洞，故其虏至可避。商有伴，故其居积能饶。”[79]这段记载，对于山西人的衣、食、住、行、体貌特征，以及从商习俗等，均有极为精细的描摹和透彻的分析。当时，山西商人重点经营的场所是中国北方。由于大批商人、屯戍卫所麇集北方边地，引起了当地社会风俗习尚的巨大变化。谢肇淛就曾指出：“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塞所无者。……谚称：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云。”[80]大同原是边徼荒镇，因晋商的纷至沓来，才形成了“繁华富庶不下江南”的盛景。
（三）扬州地区 明清时期扬州是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南北交通的枢纽，两淮盐运的中枢，大批盐商麇居于此。由于盐商聚居及由此汇集的巨额财富，使得扬州城市及周边地区的文化极为发达。清初顺、康之际，王士禛非常敏感地指出：“近日地气自江南至江北，而扬州为极盛。”[81]雍正时人李培则引《舆地全览》，称：“扬州冲而俗侈，与苏州相仿佛，而饶富过之。”[82]可见，当时扬州的富裕程度已超过了素有“天堂”之称的苏州。两淮盐商财富的汇集，使扬州所在的苏北地区创造出了高度的文化，清代扬州府的进士总数为348名，一甲进士总数为11名，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地区。
明万历年间，随着两淮盐业的发展，大批盐商鳞集邗上，服务性行业的手工艺人也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当时，扬城五方杂处，土著人口仅为侨寓游民的二十分之一。其中以单身男性占绝大多数，再加上扬州地处运河沿岸，四方来往仕宦商贾不断，故而社会上形成了蓄养幼妓的“养瘦马”畸俗。当时，“要娶小，扬州讨”，成为大江南北人尽皆知的一句民谚。清代以来，扬州成为当时全国财富最集中、生活最奢靡的城市，从而引起扬州周围地区服务行业也都汇集于此。如“扬州三把刀”也相当著名。所谓三把刀，指的是厨师、理发师和剔脚匠。徐谦芳在《扬州风土记略》指出：“扬地产妓女、佣工、庖人、剃发匠，此亦不必讳也。佣工仅及于海上，余则各省多有之，发匠且达于东瀛。而厨司竟及于欧美。”[83]总之，明清时期扬州地区上层社会过着穷极奢丽的生活，也影响到下层社会的享乐风气。直至晚清以来，太平天国战火波及扬州，以后又有黄河改徙，漕运停顿，河、漕、盐三大政的骤变，扬州地区的经济文化顿时衰落。
（四）苏州地区 在淮扬盐商崛起之前，苏州一直是江南的文明渊薮，其文化地位为扬州所不及。唐宋以来，“苏湖熟，天下足”以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等谚语，就反映了世人对江南特别是苏州的艳羡。然明清以来，苏州地区也是全国赋税负担最重的地区。明人谢肇淛指出：“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大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然而，尽管苏南赋税之重甲于天下，由于多样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当地在经济和文化上仍然保持着全国领先地位。
明代中叶以后，苏州府的生活水平为全国之最。张瀚《松窗梦语》中指出：“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之俭也。”于是苏州人的服饰、发式、器物，以至于举手投足、言谈语气竟成一时风尚。
苏州地区是当时传统文化中心。清乾隆年间，龚炜就曾指出，苏州府旧属七县一州，自清顺治戊戌（1658年）科状元、常熟人孙承恩，到乾隆丙戌（1766年）科状元、吴县人张书勋，科状元已达16名之多。他认为：“前人谓状元是苏州土宜，信然。”[84]据研究，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名，苏州地区有34人，其中清代有状元114人，苏州籍状元27名，约占四分之一。[85]故而到乾嘉时代，“苏州出状元”，也为世人所公认。在科举时代，状元是苏州文人中的精英，这也反映了苏州地域文化积淀之深厚。同时苏州地区也是消闲雅玩文化的中心。苏州人悉心讲求生活艺术，并使之日趋精致，为举国上下所企慕：“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之……”[86]由于社会物质的丰富和士大夫空闲时间的充裕，社会出现一批专为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清客”。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饮酒赋诗、丝竹音律、吃喝嫖赌，样样俱精，成为富贵士大夫阶层周围一群帮闲文人。于是苏州地区消闲文化特别发展，“苏州戏子”或“吴门梨园”，在清代被称为“状元”之外的苏州又一土产。据沈德符讲述，“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吴中缙绅，则留意声律”。[87]轻音若丝、流丽悠远的昆腔，成了南戏声腔中的主流形式，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我国戏曲的瑰宝——昆腔即产生于此。
总之，明清时期，苏州地区雅、俗文化在全国都占领先地位，它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对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研究明清文化，苏州地区是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区。
（五）浙江地区 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曾论及浙江的风俗，他将浙江全省11府分为浙东、浙西两大区：“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浙东又可因其俗，分为三个亚区：“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椎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他又根据不同自然环境，将浙江人文分为三类：“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88]
王士性这一段文字十分形象地描述了浙江内部人文地域差异和特色，对我们今天理解浙江地区人文景观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在明清时期的南方社会中，浙江人中对全国具有影响的“泽国之民”杭州人，王士性认为：“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岁。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89]杭州自南宋以来，就是东南地区的繁盛之区。于是造成“杭州人”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除杭州人外，在明代，浙江在全国颇具影响的，有“浙（江）兵”、“钻天龙游”和“绍兴刀笔”（包括绍兴师爷和绍兴胥吏）。
所谓“浙（江）兵”，即王士性指出：“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明代金、衢一带的兵源最负盛名。对此，《焚余集》曰：“各处民兵，有可选用，义乌犷悍，壮士颇多。”[90]义乌属于金华府，明代嘉靖年间，戚继光抗倭，编练新军，就是从义乌招募农民矿工，成为骁勇善战的一支部队。“钻天龙游”指明代与金华府毗邻的浙江龙游人多四出经商。据万历时人王士性描述，“龙游人善贾”，主要贩卖明珠、翠羽、宝石、猫眼之类的“千金之货”，往往只身一人“自赍京师，败絮、僧鞋、蒙茸、蓝缕、假癰、巨疽、膏药皆宝珠所藏，人无知者”。[91]当时有“遍地龙游”之说，可见其人数量之多。“绍兴刀笔”即指“绍兴师爷”。民国时人李渔叔曾指出：“清代有所谓绍兴师爷，大抵盛于康乾时，遍布各省县幕府，司刑名、钱谷者，皆若辈为之，至晚清徒众愈多，流品亦愈冗滥矣。”[92]有清一代绍兴人为各级政府的幕友，遍及全国各地，对当时的政治影响极大。此外，浙东学术在明清时代也曾有一时之盛，所谓“浙江学派”对清代学术发展有过重要贡献。
总之，浙江地区由于内部地理条件差异，形成不同区域的人文特色。同时，也由于浙江人独特的活跃性格，遂使这些特色具有全国性的影响。
上文仅列举几个地区的人群特征，约略以示我国辽阔的国土内人文景观的地域差异。如以全国范围论之，则可著一煌煌巨作，非本教材所能承担。
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外力冲击的加剧，因时代的变迁，各地的人文环境及社会经济结构较之传统时代均有很大的变化，社会已日趋多元化，一些人群现象（如“绍兴师爷”、“徽州朝奉”、“凤阳乞丐”等）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多种新的区域文化差异。如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差异，沿海文化与内地文化的差异，北方与南方差异，湖湘文化的兴起，上海十里洋场文化的形成，等等，均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课题。
【注释】
[1]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对严耕望《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一文观点的概述。
[2]《晋书》卷117《姚兴载记》。
[3]〔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4]〔南朝〕钟嵘：《诗品》。
[5]《北齐书》卷45《文苑传序》。
[6]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见《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7]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2年版。
[8]张家驹：《两宋经济中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
[9]何祐森：《两宋学风之地理分布》，载《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年8月。见何炳棣《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一文。
[10]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载《历史地理》第11辑。
[11]解缙：《九县诗》，〔明〕憺漪子选辑：《天下路程图引》卷1，见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客商一览醒迷、天下路程图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页。
[12]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载《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载《历史地理》第11辑。
[14]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171—178页。
[15]夏维中、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一——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载《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第80—87页。
[16]〔明〕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页。
[17]本节主要根据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研究成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7《音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3页。
[19]〔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
[20]刘君惠、李恕豪等：《扬雄方言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05—106页。
[21]同上书，第66—67页。
[22]周祖谟：《魏晋音与齐梁音》，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68页。
[23]《经典释文·序录》，转引自刘君惠等《扬雄方言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70—271页。
[24]《馆阁书目》引李淑《邯郸书目》，见刘君惠等《扬雄方言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91、96页。
[25]转引自周祖谟《宋代方音》，《文史》第4辑，新建设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页。
[26]余流、王伟深、邵仰东：《潮汕熟语俗典》，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27]〔清〕王正谊：《达县竹枝词》，《中华竹枝词》第5册，第3362页。
[28]《中华竹枝词》第5册，第3484页。〔清〕胡用宾的《旌阳竹枝词》曰：“分别乡音不一般，五方杂处应声难。楚歌那得多如许，半是湖南宝老官。”自注曰：“宝庆府人，俗呼保老官。”（《中华竹枝词》第5册，第3511页）〔清〕杨学述《建昌竹枝词》：“楚语吴音半错讹，各乡场市客人多。”（《中华竹枝词》第5册，第3437页）
[29]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30]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55—56页。
[31]章亚光：《胡适〈四十自述〉中的绩溪方言》，载《绩溪县徽州研究会会刊》第4期，1995年3月。
[32]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主编：《徽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页。
[33]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页。
[34]安徽省徽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徽州地区简志》十三“社会·方言”，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474页。
[35]参见张振江：《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以语言为对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期，第55—59页。
[3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234页。
[37]王仁湘：《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方向研究》，载田昌五、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333页。
[38]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四篇《中原以外的古文化》、第六篇《续见新知》，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320页。
[39]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页。
[40]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结束语《汉晋时期的文化区域及其变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
[41]杨兆贵：《论班孟坚“山东出相”说》，《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204页。
[42]《晋书·姚兴载记下》。
[43]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一章《汉晋时期学术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变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0页。
[44]《三国志·魏志·郭嘉传》。
[45]《晋书·祖纳传》。
[46]〔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1《巴志》，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90页。
[47]同上书，第83页。
[48]参见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69—106页；周一良《西晋王朝对待吴人》，载《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75页。
[49]〔东晋〕葛洪：《抱朴子·讥惑篇》，参见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释中国》第二卷，王元化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50]郑欣：《洛阳玄风与南朝文化》，载《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页。
[51]余嘉锡：《释伧楚》，《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10—216页。
[52]《隋书·地理志中》。
[53]同上书。
[54]《隋书·地理志下》。
[55]〔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伟文图书出版公司印行1977年版，第56页。
[56]参见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3页。
[57]同上书，第135—136页。
[58]〔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37《王安石变法》，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5页。
[59]〔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3“饶州·风俗形胜”，第2册，第1032页。
[60]同上书，第1033—1034页。
[61]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5页。
[62]同上书，第54页。
[63]同上书，第54—59页。
[64]〔元〕余阙：《青阳集》卷4《杨君显诗集序》，转引自周良霄、顾菊英著《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65]〔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66]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67]〔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59年版，第111—112页。
[68]〔明〕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第96页。
[69]〔明〕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第18页。
[70]〔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第56页。
[71]逆旅过客编辑，梅花馆主校正：《都市丛谈》一三五“女仆”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72]待余生：《燕市积弊》卷3，八三“剃头挑儿”，第106页。
[73]参见邓云乡《“卜居终爱北都好”——我与北京历史风俗》，《万象》第1卷第1期，1999年3月，第109页。
[74]《北京梨园掌故长编》，见张长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897页。
[75]〔清〕徐珂：《清稗类钞》第1册“阉寺类·受宫”条，第439页。
[7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妇女·燕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版，中册，第597页。
[77]〔明〕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第96页。
[78]〔明〕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第61页。
[79]同上书，第61页。
[80]〔明〕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第103—104页。
[81]〔清〕王士祯：《香祖笔记》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82]〔清〕李培：《灰画集》第3册，卷5“南直”，第288—289页。
[83]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风俗》，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92年版，第76—77页。东台，是清代扬州府的属县。
[84]〔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苏郡状元》。
[85]胡敏：《苏州状元》，“区域人群文化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86]〔明〕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第33页。
[87]〔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技艺·缙绅余技》，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中册，第627 页。
[88]〔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第67—68 页。“鞶帨”是比喻学者为文之烦碎。“逢掖”是指读书人所穿的一种袖子宽大的衣服。
[89]〔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第69页。
[90]〔清〕李培：《灰画集》第6册，卷11，训练总监编辑编刊，第673页。
[91]〔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第75页。
[92]〔民国〕李渔叔：《鱼千里斋随笔》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