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城市重心的东移与工商业市镇的繁荣
元朝疆土辽阔，全国遍设驿站，据成书于至顺二年（1331年）的《经世大典》记载，总数达1500多处，构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星罗棋布，脉络相通”。元朝驿路系统向东北可通奴尔干（今黑龙江口），驱北可远达吉利吉思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面则到达乌思藏（今西藏），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明清两代又在元代驿站基础上再加以扩展，几乎无处不可通达，形成较汉唐更为稠密的全国交通网络。本时期在交通事业上最大的建树，则是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的开凿。
元朝定都大都城（今北京），需要大批江南漕粮。平宋之初，从江南北运的漕运，一路为海运，一路为河运。河运的路线是由浙西入江淮，再从黄河（当时黄河东南夺淮入海）逆水而行至中滦（封丘）旱站上岸，然后陆运180里至淇门入御河，再顺御河（今卫河）而下至直沽（今天津），转达大都。这条漕运路线既绕远道，时日延宕，一路上又水陆转运装卸，劳资甚巨，很不理想。终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采纳韩仲晖、边源的建议，开凿了自济州（治任城，今济宁）至安山的济州河，引汶泗水为源，会流至济州城西分流，南入泗、淮，北汇济水（又称大清河），全长75公里；河成后，南来漕船自淮溯泗，由此河出大清河入海，转趋直沽（今天津），仍有蹈海之险。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开凿了起自安山西南济州河，北经寿张、东昌（今聊城）至临清入御河的会通河，全长约125公里。自后江淮漕粮可由水路直抵直沽。最后从通州至大都一段仍需陆运，路虽不远，亦颇费力。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又采用郭守敬建议，引大都西北昌平县白浮村诸泉水为源，东南流入大都城内，汇为积水潭（今什刹海），再循金代运粮河旧道，东至通州高丽庄入于白河（今潞河），全长164里，次年告成，命名为“通惠河”。至此，南起杭州、北抵大都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1700余公里。
但元代的会通河、济州河通运并不理想，其原因一是经常遭受黄河北决的冲毁，漕运受阻，二是水源不足，不胜重载。所以终元一代漕粮多以海运为主。末年竟废弃不用，至明初会通河已淤断约三分之一。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漕运为国家急务。于是永乐九年（1411年）命工部尚书宋礼主持修浚运河，用汶上老人白英策，在东平县东戴村（今汶上县东北）筑坝，遏汶水入南旺湖分流南北济运，于沿岸设置安山、南旺、马场、昭阳四湖为水柜，“柜以蓄泉”，西岸设陡门，“门以泄涨”，全线设闸以通运，故又称“闸河”。又为扩大水源，广引鲁中山地诸泉入运，资以济漕，故又有“泉河”之称。永乐十三年（1415年）运河大通，“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35]此后，为避开徐州至淮阴300公里一段的黄河之险，从明代中叶至清康熙中的百余年间，不断在这一带开挖新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开南阳新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泇河竣工，天启三年（1623年）开通济新河，清康熙二十七年（1677年）开中河。从明代中叶至清康熙中，前后经历了百余年，终于使京杭大运河全线基本为人工河道，全长1900公里，沟通海、黄、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成为其后数百年间南北水运大动脉。[36]
图12-6 元代陆路交通示意图
图12-7 元明清京杭大运河图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水陆交通四达，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大批大小工业城市。一类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治中心，如首都北京和陪都南京以及各省省会和府州治所，均是大小地区的中心都会。此类不必赘述。一类是京杭大运河沿线因水运交通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如通州、直沽、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杭州等。这些城市大多原先已为府州治所，后因大运河所经，更趋繁荣。如临清因元开会通河后，为舟航之所必由，商贾萃止，骈樯列肆，岿然一重镇。济宁为南北咽喉，国家四百万漕艘皆经其地，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者蝟集于此。在运河沿线也有一些小镇，由于交通地位重要而形成较大的商业市镇，在地区之内产生较大影响，如河西务、南阳镇、清江浦（淮阴）、王家营等。万历年间，沿运河设立榷关八处：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都是商务要津。一类是与北方蒙古草原上的民族交往贸易的边境城市，如元代有和林、上都、集宁、应昌、德宁等。明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交接地带，互市贸易活跃，在交通要道形成重要的贸易城镇，如大同、宣府、秦州（甘肃天水）、打箭炉（四川康定）等。清代农牧地区统为一国，边区城市得到明显的发展。东北地区、西南地区、新疆、台湾及海南在中央朝廷有效的管理下，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镇，均成为各地区的政治或经济的中心城市，如辽阳、大连、吉林、浑江、齐齐哈尔、呼和浩特、乌鲁木齐、伊宁、哈密、安顺、个旧、台南等。东北为满族发祥地，故清廷对东北的开发尤为重视。顺治十年（1653年），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前来汉人日渐增多，辽河流域沿交通线一带成为居民密集地区。康熙时，清朝在辽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设置了奉天、锦州、辽阳、金州、承德、海城、盖平、开原、铁岭、锦县等府州县治。在辽河流域以北，也形成了宁古塔（今宁安）、吉林乌拉（今吉林）、齐齐哈尔、墨尔根（今嫩江）、伯都讷（今扶余）、珲春、依兰等“边外七镇”。一类是在全国各地的其他水陆交通要道与手工业中心发展起来的城镇，如黄河流域的朱仙镇、长江岸上的汉口镇、岭南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为天下闻名的四大镇。特别是明朝中后期，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展，形成大批商业市镇或手工业基地。如景德镇以所产瓷器天下闻名，亦远销海外。佛山镇以冶铁闻名，民屋鳞次栉比，几万余家。丝织业闻名的有盛泽镇、震泽镇、南浔镇、濮院镇等，以棉织业著称的有乌泥泾镇、枫泾镇等。置于元至元年间的上海县，因商业繁荣，至明末已被誉称为“小苏州”。此类手工业和商业城镇在南方为数甚多，不胜枚举。
在全国宏观的城市分布上，元明清三代发展的趋势是南方逐步超过了北方，许多在过去十分繁华的北方大城市，除了首都北京外，大多到清代则有所衰落，或者发展极为缓慢。工商业城市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具体来说，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江浙地区，长江沿岸，大运河沿线，是城市发达地带。杭州、苏州、常州、无锡、镇江、扬州、淮安、徐州、聊城、临清、德州、天津、通州、广州、宁波、福州、泉州、汉口、重庆、泸州、成都等是明清时期最发达的城市。其中苏州在清时为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城，“贸易之胜，甲于天下”。汉口为湖北咽喉，“九省通衢，商贾云集”，为长江中游最大商埠。扬州、江宁（南京）、杭州等也是工商贸易的荟萃之所。相对看来，中西部地区发达城市的分布密度要小，重要的城市有西安、太原、昆明、贵阳等，数目和繁荣程度均不及东方、南方的城市。
图12-8 晚清铁路分布图
1840年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原有的经济格局、交通体系，在诸多新的因素的干预下，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城市的布局与发展随之出现激变，其中口岸城市与铁路沿线城市的迅速发展是其主要特征，与其相对照，许多地区的传统城市停滞不前，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城市分布的更大的不平衡性。
在交通形势上，清末南北漕运停办，运河失修，渐趋淤废，沿线城镇受严重影响。如临清、聊城、济宁、淮阴、扬州等已无昔日繁荣景象。有的则完全湮没无闻，如河西务、南阳镇、王家营等。同时海上轮船运输和铁路运输改变了我国东部地区的交通格局，大宗货物改向海运港口和铁路沿线集中。有的城市却受惠于铁路而迅速繁荣，如长春、哈尔滨、石家庄、唐山、蚌埠、郑州、合肥等。有的则受惠于海运，如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等。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开其先例，之后接踵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有开辟商埠的条款，累积大小通商岸埠80余个，除最早五口之外，还有天津、南京、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苏州、杭州、芜湖、沙市、重庆、营口、琼州、潮州、宜昌、温州、北海、肃州、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龙州、蒙自、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奉天、安东、辽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瑷珲、珲春等。这些商埠大多在沿海、沿江地带，少数在内地。总之，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城市、交通的布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