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时期城市重心的南移与商业市镇的幽现
自北宋开始，全国统一王朝的都城不复设在关中。旧称富庶的关中地区已日趋衰落，与此同时，淮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却直线上升。这一形势是宋朝定都东部开封，造成全国城市重心东移的经济大背景。
宋代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大力发展水运交通，在运河方面有所建树。通济渠（汴河）在唐末淤废。建隆二年（961年）即加疏浚并引索、须等水入汴河，以加强水源。同年开闵河，自新郑导洧、潩二水为源，开渠经新郑、尉氏，入开封城与蔡河相接。蔡河在战国时为鸿沟，西汉名狼汤渠，魏晋以来称蔡水，自来以汴河为源，因汴河本身水源不足，宋初开始即以闵河为源。开宝六年（973年）改闵河名为惠民河，以后闵、蔡两河合称惠民河。同年又重浚了五代后周所开的五丈河，改名广济河，以通山东漕运。宋初重浚时改引今郑州市的京、索水为源，过中牟，至开封城西架槽横绝汴河，东汇于五丈河，名金水河。这样，就形成了以汴京开封为中心的四条人工运河：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五丈河（广济河），史称漕运四渠。其中金水河为五丈河的水源渠道，不通漕运。而另一条通漕的则为黄河，故历史上又合称为漕运四河。“四水贯开封”，开封城内四水交会，成为水运枢纽。《宋史·河渠志》云：汴都“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其中汴河即隋通济渠，是沟通江淮的水运干道，交通地位极为重要，所谓“唯汴之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在开封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米，沿海的水产，北方的牛羊，洛阳、成都的酒，南方的果品、名茶，西北的石炭，成都的纸，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书籍，耀州的陶瓷等等。由于城市经济生活的民间化，连通城郊远近地区的各类交通通道，也自然加强了其对于基层经济活动的意义，《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就是北宋开封城内外、大道两侧、河桥上下商业繁忙的景象。
北宋时期整体而言，北方经济发展不及南方，主要原因是对辽对夏战争形势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但“澶渊之盟”（1004年）后，社会形势趋于稳定，北宋曾努力恢复北方的经济，如塘泊水田的开发、淤灌淤田的实施。另外，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又全面修葺河北城池，自景德、大中祥符、明道、庆历以后，北宋对河北城池的修葺未曾中断。如庆历元年（1041年），一次修河北21州城，[25]对保卫城市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北宋初年，即与辽开展边境贸易，在镇（正定）、沧、易、雄、霸诸州设榷务互市。澶渊之盟后，继于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设置四榷场，辽亦开新城为贸易之所。依照盟约，宋每年赠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均在雄州白沟镇交接。雄州“最当北边要冲”，[26]是双方使臣、商旅来往的必经之路，城市规模较大，人口亦较多，成为北部边境上重要城市。1126年靖康之乱，宋室南渡，淮河以北为金所有，南北漕运断绝，汴河等人工运河不加疏浚，不久均遭淤废。沿线城市经济也随之衰落，北中国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发生了变化。
图12-5 宋代以开封为中心的水道交通图
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在宁绍平原上开凿了浙东运河。西起钱塘江岸西兴镇，东经萧山、绍兴至上虞与余姚相接，以沟通山会平原与浙西地区的经济联系。临安为东南形胜之地，当水道交通枢纽，有“东南第一州”之称。临安在北宋时已然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经济繁荣，人烟稠密。建炎以后，宋室南渡，辗转江宁（南京）、越州（绍兴），最终定都临安。“大驾初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凑。”[27]南宋末年，临安有户39万，人口120余万，规模超过了北宋的东京（开封），成为南方第一都会。
整体来说，宋代城市十分繁荣，大城市的数目较前代有大幅度增加。10万户以上的城市，在唐代有一二十座，而宋代增加到四五十座。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北京）、洛阳（西京）、密州、晋州，东南的平江（苏州）、江宁、扬州、真州、楚州、庐州、襄州，长江中游的南昌、鄂州、江陵、长沙，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绵州、兴元、遂州、汉州、利州，闽广地区的福州、泉州、广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苏州是与杭州齐名的城市，时谚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江宁（建康）是沿江津要，南渡后有“陪都”之称。
两宋时期除了上述各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中城市之外，开始出现了以工商贸易业为主的府州县以下的聚落——市镇。镇自魏晋以来至唐五代时期多为军事据点，宋代开始逐渐演变为工匠、商人、小贩汇集的工商业小城。《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书记录了大量镇名。从地理位置上观察，大多新兴市镇都位于交通要道、水陆码头、沿海口岸、大城市四周。运河、汴河、淮河，以及长江下游沿岸，分布的小城镇较多。北宋神宗年间，全国有镇约1800个，绝大多数分布在南方，梓州路为镇的密集地区之一，有300多个。江西景德镇到南宋时发展为著名的瓷器产业中心。在宋金两朝交界地带亦设立榷场，计有：今安徽地区的盱眙军场、安丰军花靥镇场、今河南地区的光山县中渡市场、今湖北地区的随州枣阳市场、襄阳邓城镇场、今甘肃地区的天水军场。其中盱眙军场最为重要。不过这些榷场只是双方交易的地点，并无工商业基础，一旦开战，即行衰落。由于和平时期宋金交界处毕竟也有一些客商往来，所以也推动了一些市镇的发展，如楚州北神镇、信阳军齐冒镇、安丰军花靥镇等。
北方的契丹族原为游牧民族，其先世“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毡车为营，硬寨为宫”。[28]以后取幽蓟十六州农耕区后，特别是辽朝建立之后，契丹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境内开始出现了城市。除原皇都为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林东镇南古城），此外还设有中京（今昭盟宁城县西）、东京（今辽阳）、西京（今大同）、南京（今北京），为五京制。辽朝前期，上京为主要都城，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以后，尽管没有正式宣布迁都，而事实上的都城改为中京。辽朝五京实际可看做五个地区的中心城市。其中上京与中京都是建立在北方基本未曾出现过城市的地带。由于辽朝设立京城，又迁入了汉族人口，推动了地区的农业与商业的发展，城市自身也获得繁荣。如上京的城邑建制，如幽州制度，太宗耶律德光时，城墙高二丈，幅员广十七里。南城称作汉城，汉人多住在这里，设立市肆，经营商业。南门之东还有回鹘营，为回鹘商人聚居之处。位于老哈河北岸的中京城，其地本奚王牙帐所在，该城由“燕蓟”一带的“良工”营建，据考古工作者对中京城遗址的勘测，该城城周三十里，规模实在不小。[29]城内有宫室、楼阁、府库，一些街道两侧还有廊舍，下面布列店肆，也是“拟神都之制”。[30]除上述较大城市外，辽朝境内还有为安置大批俘虏汉人、渤海人所置州县。但这些州县人口稀少，少则一千，多也不过四五千。更小的有卫州，仅“居人三十余家。盖契丹所虏中国卫州人筑城而居之”。[31]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朝于1126年灭北宋，占领北中国，以秦岭、淮河与南宋接界。自1153年以后，金朝主要都城在中都（今北京），其余陪都除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市南白城）外，还有东京（辽阳）、西京（大同）、南京（开封）。原辽上京在金朝改为临潢府。金朝据有北方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措施，东北地区、黄河流域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在战乱中被毁的城市得到重建。金代城市大多是在辽、宋城市的基础上重建和发展，且“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32]金朝也有一些新建城市，这主要是上京会宁府。那里原为完颜部最初的住地，无城郭，星散而居，立都后，修城郭宫室，宫城仿效宋汴京，但规模要小。上京会宁府城由皇城和南北外郭城组成，外郭城总周长21.5公里。城内有居民房舍、佛寺、店肆、作坊，城市人口主要为女真人，也有汉人、契丹人、渤海人，盛时有31000多户。所谓“汴洛之士，多至其都（上京会宁），四时节序，皆与中国侔矣”。[33]在金朝统治地域内的大城市之间也出现了许多市镇，《金史·地理志》中记载了镇513个，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地区。金朝在其东北边境兴修了一些军事城堡，如铁骊（今伯力一带）、奴尔干（今特林）等，有些军事城堡因地处水陆要冲，逐渐成为商品集散之地，进而转变为小市镇。金朝设立州县时，“或升城堡寨镇为县”。[34]
金朝在交通上进行了经营发展。天会二年（1124年）即自京师至南京，从上京到春泰之间设置驿站。迁都燕京之后，又沿旧黄河、漳水、衡水等水道开通漕运。不过，金代漕运，因河道管理不善，运道多淤塞不畅，常以陆挽辅助。
金建都中都（今北京市西南隅），是中国北方城市历史地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中都开始成为北中国政治中心，以至于后来元明清三代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