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重心区的分布、转移与政治、经济关系
文化重心区是指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主要精神文化的各种要素的叠加区。所谓各种文化要素，它包括代表这个时代主流思想的文学、史学、哲学学术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受这种文化影响的区域居民的教育状况和文化素养，各类文化人才和文化成果等。历史上任何时代，各地文化发展都是不平衡的。上述各种文化要素的密集、叠加分布的地区，就是文化重心区。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经济等人文环境不同，文化重心区可以有一个或数个；同时也因不同历史时期自然、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变化，文化重心区也随之发生兴起、衰落、转移、整合的不断变化。下列就我国历史上文化重心区区域特征及其变迁作一概述。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主流文化就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随着西周建国而广泛传播的周文化，迄至春秋末年，在各地的影响程度迥乎不同。周、鲁是周文化的中心，礼乐昌盛；其次是晋、卫、宋、齐，对周文化都有所发展；而秦、楚等国仅社会上层受到周文化的影响。及至战国时期，由于长期分裂的政治形势及各地的文化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地域差异。大体说来，“鲁国尚儒学，是儒学的发展基地；齐地学术较为庞杂，阴阳五行学、道家之学、儒学都相当发达；楚国道家与辞赋最具特色；三晋以法家与游说之士为盛；秦地主要接受三晋学术，本土文化一直较为落后。列国君主的尊贤纳士，权臣贵族的广延宾客，曾使齐、魏、赵、楚、秦、燕等国聚集过大批士人，但以各地所出文化人才而论，则以关东的齐鲁三晋郑卫周等地最为兴盛”。[1]秦统一中国以后，尊崇三晋法家之学与东方滨海地区的阴阳五行学说，并试图用法家学说来统一文化，但这一努力随着秦帝国的瓦解而中断。
秦亡汉兴，学术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的研究，认为西汉时代文化重心区域的分布格局，以武帝时代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文化重心地区仅局限于关东地区，即齐鲁周宋、河北西部和淮南吴越地区（主要为从九江郡至会稽郡的宁绍平原以北地区），这与先秦时期特别是战国晚期的文化重心地区基本吻合，显然是与文化渊源的传承有关。及至西汉后期，文化重心区域得以扩大和繁荣。由于京师长安文化机构的发展，官僚集团结构的变化，以及关东向关中的移民，使得三辅文化迅速发展。蜀地也由于循吏的文教，学术文化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汉前期齐鲁周宋地区的学术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区域特色而言，齐鲁一带重经术，儒家文化盛行。不过内部仍稍有差异，如除了所持经学的差异之外，鲁国仅守经学，而齐地除经学外，黄老、纵横之学也相当发达；另外还有方士、谶纬之学。三晋地区自战国以来，法家与纵横家就最为发达。西汉时代法家人物与主要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于三晋。此外，纵横长短之学也比较发达。西汉后期，经学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淮南与吴越地区以诗赋最为发达，其次是儒学、黄老学、阴阳五行学等。蜀地比较突出的，是文学、小学、黄老学等。三辅学术文化主要由东方传入，接受三晋法家与纵横家的学说，而极少接受儒家学说。三辅人士所著书籍中，六艺、诸子、诗赋、术数等都占有一定比例，此种不同的区域文化特色，既有先秦时代传统因素的影响，又与当时的自然、社会与政治形势息息相关。西汉时代的文化重心应在齐鲁及其周围地区，这一地区的学术文化发展在全国最为突出，代表着全国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文化传播发源地。西汉前期的黄老之学和武帝以后儒家学说之传播，均自齐鲁一带向外展开。
及至东汉，学术文化地理的分布大势与西汉基本相似，根据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的研究，其主要的变化在于：其一，河北西部地区显著衰落，逐渐失去了文化发达区域的地位。其他四个文化发达区域，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扩大与收缩的地域变迁。具体而言，东汉时齐鲁一带的文化略有衰退，但与此毗连的汝南、颍川、南阳一带文化迅速发展起来，所谓“汝颍多奇士”，[2]东汉时期不少科学家和科技成果出于这一地区，如张衡（南阳西鄂人）、宋均（南阳安众人）、张仲景（南阳涅阳人）、杜诗（在南阳制作水排）等。三辅地区的文化继续发展，关中贾逵、马融为东汉一代经学大师，郑玄、卢植也都在关中受学。蜀地在东汉时除了原有成都平原所在的蜀郡文化较为发达，邻近的广汉、犍为也得以发展，史称“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乂，一州弥望”。[3]西汉时代淮南与吴会地区文化都比较发达，但东汉时，淮南地区大为衰落，吴会则有很大的发展。其二，除了局部地区（三辅、颍川、汝南、陈留、沛郡、河南一带）之外，东汉前后期各文化发达区域比较稳定。其三，各地区的学术文化均以经学最为主要，学术文化的区域性大为削弱。其中，尤以巴蜀地区与吴会地区最为显著。其四，封建文化在周边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拓进，比较突出的有凉州、并州与广大南方地区。其五，学术文化重心由齐、鲁、梁、宋向汝、颍、南阳一带转移。西汉的政治中心在关中，文化重心在东方。及至东汉，政治中心与文化重心相分离的局面方才得以改变。
在汉魏之交，由于北方的战乱与士人的播迁，各地的文化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东汉末年士人的流动，引起了荆州的襄阳、幽州的涿蓟以及辽东、岭南一带短暂的文化繁荣。但随着三国鼎立局面之确立与北方经济、文化的复苏，文化发达区域又逐渐恢复到了东汉时代的基本格局。曹魏境内的文化发达区域，仍然基本上局限于关中平原、南阳盆地、司豫兖青徐地区，不过曹魏时河北南部的邺都却是当时文学中心，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创建著名的建安文学，邺下集中了一时之俊，“攀龙托凤，自致属车者，盖以百计”。[4]所谓“邺京之下，烟霏雾集”。[5]蜀汉境内，巴蜀文化发达区进一步扩大至巴西郡，并以巴西为最盛；而在孙吴境内，文化最发达的仍是吴郡和会稽北部一带，而与吴郡毗连的丹阳之发展，则使两汉时吴、会一带的文化发达区域进一步扩大。
西晋时代的文化发达区域，基本上继承了三国时期的分布状况，北方仍是豫兖青徐司雍地区与三辅地区，南方主要为吴、会、丹阳一带。但巴蜀文化发达区衰落，河北文化再度发展，河西等地的文化有了进步，自此以后至整个十六国时期，河北成为北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三国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以及各地文化发展的不同状况，使得学术文化的构成再次出现了较大差异，地域性重又明显起来。三国两晋时期，在文化最为发达的洛阳附近，即河南、南阳及兖豫一带，玄学、清谈最为流行。儒学传统浓厚的青徐滨海地区，受到玄学新文化的影响，成为经学、玄学并重的地区。河东、太原与吴地，三国时受玄学影响还比较小，西晋时逐渐增大，清谈之风也兴盛起来，而幽冀一带、关中、河西与蜀地，自三国至两晋，仍然保持着两汉以来的经学传统与教育形式，玄学的影响较小。玄学流行的地区，对官学教育的积极性与私家教授的风气减弱，而恪守两汉经学传统或经学、玄学并重的地区则相反。同时，由于北方、西北、东北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内徙及其与汉人的长期杂居，汉族学术文化在这些民族的社会上层中出现了空前的广泛传播。三国两晋时期，文化重心仍在北方的黄河流域。洛阳及其周围兴起的玄学与谈玄之风，使北方成为玄学新文化的发源地，不断向其他各地传播。
根据《隋书·地理志》对隋炀帝时全国190郡风俗的记载，谭其骧指出：“当时被誉为尊儒重礼的，只有中原21郡荆扬17郡共38郡，仅占全国190郡的五分之一；……至于其他五分之四的地区（按郡数计），则几乎没有什么儒教的影响：中原经济发达地区则机巧轻狡侈靡成俗，边郡则失之于刚强劲悍；南方梁荆扬三州则普遍信鬼神好淫祀。长江流域尊儒重祀郡数已接近中原，这当然是永嘉乱后中原士族南迁的结果。”盛唐时期的儒学兴盛地区，北方为山东（今河北）、兖州，南方则是吴中，与隋朝的情况大致相当；只是蜀地可能比隋代有所发展。[6]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昌盛的时期，其特色是儒、道、佛并重，又兼容西域各种文化，是二千年来文化最多彩绚丽的时代。唐代取士主要为进士和明经二科，明经所试主要是传统的帖经，不为当时所重；进士所试则为杂文，也即诗赋，所谓“以声韵为学”，诗赋需要才气，较明经为难，故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谚。唐代以诗赋取士，故诗人特多。见于《全唐诗》著录的诗人就有2026人。而唐一代著名诗人大多在首都长安逗留过，故长安无疑是当时的文化重心地。陈正祥编制的唐代前期进士分布图，当时进士的籍贯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主要在长安、洛阳轴线上和下游的两河地区以及汾河中游地区，长江流域则主要是中游的南阳盆地和下游的扬、润、苏、越等州，其他地区极为稀见。由此可见，唐代前期黄河中下游仍是全国文化重心地区。安史乱后的唐代后期，进士人才的分布出现了新的情况，也就是除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士人才仍然十分集中之外，长江下游的润、扬等州和两浙地区、江西的赣江下游以及闽江下游闽、泉等地人才大增。[7]这明显是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促进南方文化的崛起。
到了两宋时代，情况大变。根据张家驹的统计，北宋时期宰相属于北方各地（指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的计有41人，南宋时则减至5人；属南方各地（指今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四川）者有31人，南宋时增至57人。他认为，南宋以后，“经济重心全部南移，公卿将相，遂多江、浙、闽、蜀人选”。[8]他还对《宋史》“道学”和“儒林”等传人物的分布作了统计：北宋时北方人物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弱，而南宋后南方人物竟占百分之一百，由此可明显见出南宋时期南方学者之崛起。又根据《宋史》“文苑传”所得的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北方与南方人数之比为一比二。而根据《全宋词》辑录的一千多位作家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当时的文学主流——宋词的主要作者，在北宋时北方共有65人，南宋时共有90人；南方则北宋时为135人，南宋则有482人。南北双方的比例，北宋时南方为北方的一倍强，南宋时南方则超过北方竟至五倍。其中词人最多的地区是浙江和江西，其次是福建。宋代的印刷业中心，主要集中在南方的两浙、福建和四川三地。这对当地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南方人才繁盛的地区主要有四处：一是两浙，这是两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南渡后为行在所在，更使得当地成为文化中心；二是江西，在晚唐五代中国人口、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中，因鄱阳湖和赣江流域的富饶以及地理位置的优越，而吸引了许多北方人，其文化兴盛仅次于两浙；三是福建，北宋时所出人才已相当不少，宋室南渡后愈益繁盛，从而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四是四川，这是长江上游的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也颇为兴盛。上述四处正是印刷业最发达地区，书籍的传布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北宋南渡以后，我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也宣告完成。
何祐森曾列出蒙元时期各省的多项文化指标（经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以及书院等），[9]据何炳棣的分析，[10]综合指标显示，浙江在累计数值上占有优势，其次是江西和福建。在元代，虽然江西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数目比浙江少，但经学家和书院的数目却居全国首位。这为此后江西的发展以及在全国的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及至明代，江西吉安、浙江绍兴、江苏苏州、北直隶顺天、江西南昌、江苏常州、福建福州、福建泉州、浙江宁波、浙江嘉兴、福建兴化、浙江杭州、江苏松江和广东广州14个府，产生的进士数超过445名。在明代中叶，江西是全国最重要的人文荟萃中心。民间流传着“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俗谚，“吉水”也就是吉安府。在整个明代，吉安府科甲鼎盛，产生的进士数超过1000人，这一纪录在全国无与伦比。而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故此，吉安所出的翰林也就特别之多。“吉水山高进士多”，为四方之人所艳羡。[11]
据谭其骧的研究，明代自永乐初至崇祯末，历任内阁大学士共163人，按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列的籍贯来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75人，占全国总数的45%；加上福建省共得86人，四省占总数53%，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中原的北直、山东、河南、山西四省合46人，占总数28%。此外，陕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共得30人，占18%。15省中，云、贵二省全都不出一人。所以全国人才分布的总形势是东南最盛，中原次之，西北、西南最为落后；西北的陕西（当今陕甘青宁省区）和西南的广西和云贵三省都只出2人。明代的理学家，东南四省占了全国总数的76.5%，北方四省仅占16%。此外，中南、西南三省合占7%。《明史·儒林传》中的人物以江西为最多，浙江出宰辅仅次于南直，理学之盛仅次于江西，而绍兴一府科名儒学之盛，又甲于浙江。[12]浙江从明代中叶起，在科举方面的成绩直追江西。与此同时，当地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对于明代社会有着相当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显然，浙江于16世纪已取代了江西，成为人文渊薮的重心。该省在科举方面的领先地位，直到晚明才被南直所取代。南直的文化中心，首推南京、苏州、扬州三处。南京原是大明帝国的首都，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仍旧是陪都，由于它的富庶和舒适，吸引了众多的移民。而苏州所处的苏南地区，是当时的商业繁盛之区。自明代中叶起，该地区富甲海内，藏书家、出版家和鉴赏家麇集，而成为东南地区的人文渊薮。此外，成化、弘治年间的盐政制度改革，使得富商大贾萃集于淮扬等地，从而为当地的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明代，江苏是接纳人才和财富最多的两个地区之一。[13]
根据何炳棣的研究，清代的科举状况发生了几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科甲的分布变得更加均匀。以江苏省为例，虽然苏州和常州仍然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科甲却被省内其他地区（除海州外）更加均匀地分享了；二是当科第竞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剧烈时，具有巨大文化资源的大都市中心的优势愈益明显了；三是在清代人口迅速增殖之时，除了广西、云南、贵州和辽宁以外，所有的省份平均每百万人口中的进士数目都急剧下降了。清代直隶顺天府以1038名进士而居全国领先地位，这与京师六部胥吏的来源以及皇室宗族、旗人之麇集有关。此外，浙江杭州、江苏苏州、福建福州、江苏常州、广东广州、浙江绍兴、浙江嘉兴、浙江湖州、江西南昌9个府的进士总数超过400名。明代中叶两浙盐政制度改革以后，杭州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产生的进士数高达1004名。另外，徽州府的进士达519名，其中仅142人在本府注籍。江北的扬州府，进士登科虽未达400名，但因“扬州繁华以盐盛”，其进士总数多达348名，一甲总数11名，故而也跻身于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地区之列。
根据范金民的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在明代为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八府，清代太仓升为直隶州，为八府一州）进士在全国数量最多。他根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明清两代共举行殿试201科，外加博学鸿词科（不计翻译科、满洲进士科），共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为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的15.24%。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就有一人以上出自江南。而且，其科试名次在全国也最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榜眼、探花更不胜枚举，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江南进士特别集中在苏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府附郭各县的一些簪缨望族。[14]夏维中和范金民进而分析了形成“江南进士甲天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因为，一是江南经济之富庶为当地人的科举应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二是江南区域社会弥漫着一种“好学勤学、重教重考、擅长科考”的风气，使得进士绵绵不绝，蔚为大观；三是江南为文献渊薮，钟灵毓秀，教育发达，黉宫宏伟，书院林立，再加上江南人桑梓情深，前贤后昆相互汲引，遂使江南进士冠绝海内。[15]而江南地区则又以苏州为中心。明人王士性就曾指出：“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16]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最多元、最灿烂的时期，各国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的不同，文化的差异比较明显，各国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这种特色又与国君的爱好和士人的倡导有关。同时因各国人才流动频繁，区域间文化交流和影响也十分明显。秦始皇以后的封建帝制时代，统治阶级所推崇的文化往往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读书人也多趋之若鹜，以求仕进和富贵，于是政治中心首辅之地往往成为全国文化重心所在。唐宋以后，科举取士成了一根指挥棒，促动有条件的非直接劳动者都想通过这一途径以求发展，再加上印刷术的发明，读书非必集中于首辅之地，也非必师承某一大师才能凸显。于是经济发展、生活安定的地区成了文化较发达的地区；经济虽并不发达，但地狭人稠，唯科举无他出路的地区，也成为文化繁荣区。这是我国文化区分布和转移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