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
明清时期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仍沿袭宋元以来的格局。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强也。”北方由于水环境的变化，即水资源的减少，水稻种植面积明显缩小，而小麦的种植因灌溉技术的提高，在北方粮食作物中占主要地位。但这时期粮食作物种植最明显的变化，则是以玉米、甘薯为代表的农作物的引进，全面改变了原来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与组合形式。
明清时期引进的农作物种类很多，其中对于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有如下作物：
（一）玉米原产南美洲，明朝中叶辗转传入中国，至清代晚期已普遍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我国民间的重要主食。玉米传入我国的过程很复杂，学术界一般认为有三条传播路径。其中一条由阿拉伯商人经西亚至中亚，然后进入我国西北，再传入内地；另一条则由欧洲经西亚、中亚、印度、缅甸至我国西南；第三条为西亚商人经菲律宾至我国东南沿海，也有的学者认为玉米的传播实际只有前述第一条路径。由于玉米的传播路径很复杂，在传播的过程中各地都形成了自己的名称，如玉蜀黍、玉高粱、西番麦、玉米、玉蜀秫、戎菽、御米、包谷、陆谷、西天麦、玉麦、印度粟、珍珠米、苞米、棒子等，这些不同的名称既反映了玉米的形状特征，也表达了它的使用价值。
明中期玉米初从西亚传入，种植者很少。17世纪后期即清初，各地零星种植玉米的农户逐渐增多，至19世纪中后期，南起海南岛，[134]北至辽宁、吉林，[135]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种植。玉米能够迅速取代传统粮食作物在全国推广，与这种作物的生长习性直接相关。与传统粮食作物相比，玉米具有高产、耐瘠、耐旱涝的特点，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不适宜种植稻、麦等作物的山区、沙地，却可以种植玉米。玉米推广以后不但迅速推动了山区的开发进程，丘陵冈阜以及沿海、沿江的边滩沙地也相继得到开发。因为玉米“最宜新垦之地”，[136]“生地瓦砾山皆可植”，[137]由于适应性较强，加之“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138]“民食皆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139]“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包谷”。[140]明清时期全国人口大幅度增加，平原地区的土地已被开垦殆尽，丘陵山区自然成为人们寻觅土地的去处，玉米的传入为山区开发创造了条件，大量人口以各种形式相继涌向福建、江西、两广、云贵以及陕南等地的山区，恃玉米为生，将山区的开发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山区的开发带动了玉米在各地的全面传播，继山区之后，各地平原地带也相继种植起玉米，原来以粟等旱地作物为主的地区，逐渐被玉米取代，至20世纪初期，玉米在各类旱地作物中占有绝对优势，广泛种植在各地。玉米的广泛传播不但解决了急剧增加的人口饥饱问题，而且改变了传统农作物的组合形式与农业地理布局，玉米取代传统粮食作物成为粮食生产中的大宗。
（二）甘薯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与玉米同等的地位，特别在南方山区意义尤其重大。甘薯传入我国时间与玉米相近，约在明朝中期。甘薯传入之前，我国即存野生山薯，与外来的甘薯比较，“番薯为甘，山薯为劣”，土生甘薯品质上的不足，为外来品种的传入创造了条件。
对于甘薯的传播过程学术界也存有不同观点，明人何乔远在《闽书》中记道：“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于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何乔远文中所记即指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甘薯之事，此时为万历二十一年。陈振龙并不是最早将甘薯引进中国之人，实际上在此之前，甘薯已经传入广东，《东莞风岗陈氏族谱》与道光《电白县志》分别记载东莞人陈益、医生林怀兰将甘薯引进中国的过程。据研究陈益引进甘薯应在万历十年，[141]在时间上早于陈振龙十余年。总的来看广东与福建都应是甘薯在我国的最早登陆地，并以此为基地循东南沿海一线向内地传播；除东南沿海一路外，甘薯传播路径还由缅甸、云南一线形成西南陆路，据研究通过这条路径传入甘薯也在万历年间。[142]
甘薯的传播进程与玉米相似，自明中后期传入中国，首先在东南沿海等地种植，然后逐渐进入内地，清朝初年康乾时期，各地种植量开始增大，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甘薯在传播中也形成了不同的名称，甘薯之外还有番薯、朱薯、红山药、红苕、地瓜、红芋、红蓣等，这些名称可见于各地的有关记载中。
甘薯与玉米并行，取代传统粮食作物的原因，仍是甘薯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143]“地之不宜耕稼者唯种甘薯”，[144]田间管理也比较简单，“按时播种、收获”，就能“供一岁之需”。[145]老幼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茎叶还能充作鸡犬之食。由于这样的原因甘薯迅速在全国各地传播，明代甘薯主要在闽粤种植，17世纪后期向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发展，18世纪向黄河流域发展，19世纪初已遍及全国，特别在山区种植量尤其大，与玉米并列成为山区开发的主要动力。
（三）马铃薯原产地在美洲，是明清时期传入我国的又一种重要农作物。马铃薯最初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都没有确切记载，据万国鼎先生研究，马铃薯最早见于康熙三十九年刊行的福建《松溪县志》，但也有学者提出康熙二十年《畿辅通志·物产志》中就有“土芋，一名土豆，蒸食之味如番薯”的记载，若此，则河北也应是马铃薯最早种植的地方之一。[146]
马铃薯也称土豆、山药、山药蛋、阳芋、洋芋等，一般认为传播中也形成两条路线，南路从南亚一带传入两广，再进入贵州、云南，循此路向东发展，又至闽浙地区，江浙一带将马铃薯通称洋山芋，以别于被称为山芋的甘薯，两种作物虽然都是海外传入，只因先后不同，先传入的已成为“土著”，后传入的自然冠之以“洋”。北路从欧洲循陆路传入山陕一带，由于马铃薯适于在高纬寒冷地区生长，由北路向北方各地传播速度较快，在陕西、山西、河北以及口外逐渐成为通行的农作物。[147]
马铃薯食用范围比玉米、甘薯都广，可以作为主食，也可以当作蔬菜，由于这种特点，山西境内一般在河川平谷地带种植，当作蔬菜；山区则作为主食，因其耐瘠抗寒，在苦寒的边地亩产也可达二千斤上下，以致晋北人“赖此为养命之源”。[148]
明清时期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农业地理面貌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稻麦的地位继续提高，明代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指出：“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文中的“来”为小麦，“牟”指大麦。宋应星为南方人，熟知南方的农情，对北方的了解却不是太多，在他的这一个估测中，水稻种植比重虽然有些偏大，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水稻是南方农作物的第一大宗，只要灌溉条件允许几乎首种的作物就是水稻；北方水稻的种植面积虽比南方要少得多，但也星星点点的到处均有分布，南北一起考虑自然成为全国粮食作物中种植量偏大的作物。北方各地仍然以小麦等旱地作物为主，《天工开物》中说北方燕、秦、晋、豫、齐、鲁等地“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南方各地仍以种植水稻为主，依宋应星所言，若水稻在南方种植比例占60%～70%，那么各类旱地作物约占30%，其中“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而一……种余麦者，五十分而一”。所谓余麦指大麦、燕麦、荞麦。若宋应星的记载不误，小麦应是北方种植量最大的作物。小麦之外，各类旱地作物在北方各地也保持着不同的种植比例，对此清人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中也有一个估计：“大凡北地之谷，种粱者什七，种黍者什二，种穄者什或不得一子。”
以上仅是玉米等外来作物尚未普及时传统农作物的种植大势。玉米等作物传入后，农业地理面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玉米的广泛种植，逐渐取代了粟、黍等旱地作物的地位；甘薯在各地尤其山区显现出越来越多的优势；棉花与麻、桑并列成为重要的纤维类作物，并有逐步取代麻类作物的趋势，这一切都导致传统农业地理面貌发生全新的改变。
【注释】
[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6页。
[2]《管子·五辅》。
[3]《管子·国蓄》。
[4]《汉书》卷94《匈奴传》。
[5]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载《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晋书》卷56《江统传》
[7]《晋书》卷86《张轨传》。
[8]《魏书》卷111《食货志》。
[9]《魏书》卷38《刁雍传》。
[10]〔北魏〕郦道元：《水经》卷3《河水注》。
[11]《魏书》卷111《食货志》。
[12]〔唐〕沈亚之：《平夏》，《全唐文》卷737。
[13]《新唐书》卷40《地理志》引贾耽《四夷道里记》。
[14]〔唐〕沈亚之：《平夏》，《全唐文》卷737。
[15]《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
[16]〔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4《要条疏边上事宜状》。
[17]《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18]〔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4。
[19]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20]《辽史》卷4《太宗纪下》。
[21]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80页。
[22]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23]〔明〕余子俊：《地方事》，载《明经世文编》卷61。
[24]《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裴注引《英雄记》。
[25]《三国志》卷16《魏志·杜恕传》。
[26]〔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2。
[27]《金史》卷8《世宗纪》。
[28]《三朝北盟会编》卷30炎兴下帙 120《朝奉郎崔陟孙淮夫梁叟上两府札子》。
[29]《金史》卷47《食货志》。
[30]〔南宋〕楼钥：《北行日录》。
[31]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
[32]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33]〔元〕危素：《元海运志》。
[34]〔清〕吴邦庆：《水利营田图说》，刊《畿辅河道水利丛书》。
[35]《诗经·鲁颂·閟宫》。
[36]《盐铁论·通有》。
[37]《后汉书》卷2《明帝纪》。
[38]《后汉书》卷15《邓晨传》。
[39]〔东汉〕崔寔：《政论》。
[40]任重：《魏晋南北朝两淮农业兴衰原因初探》，载《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
[41]《魏书》卷44《宇文福传》。
[42]〔北宋〕苏辙：《栾城集》卷10《进策五道·民政下》。
[43]〔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卷4《屯田》。
[44]《金史》卷92《曹望之传》。
[45]《金史》卷108《把胡鲁传》。
[46]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47]《元史》卷186《张桢传》。
[48]〔战国〕商鞅：《商君书·徕民》。
[49]《史记》卷29《河渠书》。
[50]《汉书》卷65《东方朔传》。
[51]《汉书》卷99《王莽传》。
[52]《后汉书》卷72《董卓传》。
[53]《晋书》卷26《食货志》。
[54]《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55]《旧唐书》卷78《高季辅传》。
[56]《通典》卷2。
[57]〔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0熙宁五年十一月。
[58]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59]《明史》卷88《河渠志六》。
[60]《华阳国志·蜀志》。
[61]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62]《汉书》卷28《地理志》。
[63]《华阳国志·蜀志》。
[64]《宋书》卷92《陆徽传》。
[65]《宋书》卷45《刘道济传》。
[66]《宋书》卷81《刘必之传》。
[67]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68]《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69]〔唐〕陈子昂：《上蜀川军事》，《全唐文》卷211。
[70]〔唐〕高适：《请罢东川节度使疏》，《全唐文》卷357。
[71]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2页。
[72]〔北宋〕张唐英：《蜀梼杌》。
[73]〔南宋〕郭居仁：《蜀鉴》卷7。
[74]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75]〔南宋〕吴昌裔：《论救界四事疏》，见《宋代蜀文辑存》卷87。
[76]清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
[77]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78]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79]〔南宋〕范成大：《吴船录》。
[80]〔南宋〕彭龟年：《止堂集》卷6《乞权住湖北和籴疏》。
[81]参阅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82]石泉、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
[83]〔清〕朱伦瀚：《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清经世文编》卷39。
[84]《朱批谕旨》，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魏廷珍奏稿。
[85]《乾隆东华续录》卷2乾隆二年十一月癸未。
[86]参见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9页。
[87]蒋建平：《清代前期米谷贸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88]《三国志》卷65《吴志·华敷传》。
[89]《宋书》卷54《孔季恭传》。
[90]《宋书》卷82《周朗传》。
[91]《梁书》卷2《武帝纪》。
[92]《陈书》卷5《宣帝纪》。
[93]〔唐〕韩愈：《送陆歙诗序》，载《全唐文》卷555。
[94]《新唐书》卷165《权德舆传》。
[95]〔北宋〕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载《范文正公文集政府奏议》卷上。
[96]〔北宋〕郏侨：《水利书》。
[97]〔北宋〕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载《范文正公文集政府奏议》卷上。
[98]《苏东坡后集策》卷3《御试制科策》。
[99]〔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2。
[100]〔南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
[101]〔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
[102]《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103]〔明〕洪武《苏州府志》卷10《税粮》。
[104]《国朝名臣事略》卷4。
[105]〔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
[106]《清圣祖实录》卷193康熙三十八年六月戊戌上谕。
[10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36页。
[108]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二）》，载《珠江三角洲堤围和围垦发展史》，1976年内部本。
[109]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110]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载《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111]彭邦炯：《商代农业初探》，载《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112]杨建芬：《安徽钓鱼台出土小麦年代商榷》，载《考古》1963年第11期。
[113]《汉书》卷29《沟洫志》。
[114]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6页。
[115]《汉书》卷24《食货志》。
[116]《汉书》卷6《武帝纪》。
[117]《汉书》卷29《沟洫志》。
[118]卫斯：《我国圆形石盘起源历史初探》，载《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
[119]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页。
[120]《汉书》卷29《沟洫志》。
[121]《后汉书》卷27《张湛传》。
[122]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2期。
[123]《宋书》卷5《文宗纪》。
[124]《艺文类聚》卷85秔条引。
[125]《北堂书钞》卷142《酒食部》引。
[126]《后汉书》卷52《崔瑗传》。
[127]《元和郡县志》卫州共城县。
[128]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2期。
[129]《辽上京遗址勘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页。《内蒙古商都县前海子村墓》，载《北方文物》1990年第12期。
[130]〔南宋〕朱熹：《晦庵集》卷17《奏巡历沿路灾伤事理状》。
[131]《嘉泰会稽志》卷17。
[132]《淳熙三山志》卷41。
[133]〔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五月。
[134]清光绪《临高县志》卷4《物产》。
[135]清乾隆《盛京通志》卷27《物产》，光绪《吉林通志》卷33《食货志》。
[136]〔清〕黄皖子：《致富纪实》。
[137]〔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
[138]〔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139]〔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140]〔清〕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湖广奏稿》卷2《筹防襄河堤工折》。
[141]杨宝霖：《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42]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143]〔明〕何乔远：《闽书》卷150《南产志》。
[144]清光绪《玉环厅志》卷1《舆地志》。
[145]清同治《长乐县志》卷19《艺文录》引戴永朴：《三溪天龙井祷雨记》。
[146]李辅斌：《清代河北山西农业地理研究》，油印未刊本。
[147]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277—278页。
[148]民国《马邑县志》卷1《舆地》。